【隋唐宋辽金】

　　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建了统一的帝制国家。
　　开放的胸襟是唐代立国的基本气象。唐代展开了比秦汉更大的规模开边拓土，最强大时疆域东到朝鲜半岛，西与今天的伊朗接壤，南到越南，北逾大漠而入今西伯利亚一带。
　　不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融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太宗曾颇为自许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与其说是唐朝皇帝思想境界高，不如说他的北方文化传统赋予他这样一副心态。唐王朝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前所未有的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以及日益高涨的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朝皇帝被推举为众多民族的“天可汗”，各部落长可以在本族群区域内称汗称王，并得到唐朝的策封。边地民族纷纷效仿唐朝制度，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系，并热情地学习着中原一切文明生活方式。唐人也在热心地向他人学习，胡服、胡床、胡乐等，在长安特别流行；著名的玄奘取经及其试图建立原汁原味的佛家教派的努力，与唐人特有的对异域文明的热爱有相当大的关系。
　　唐代的边疆民族政策带来的历史结果，是北宋立国的艰难。强盛时，唐王朝作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和平的方式，带动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共同进步。一当中原政权在晚唐五代变得衰弱时，那些早就享有较高自治权利的边地民族，则乘机内迁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北方的辽，西北的夏无不如此。两汉时边地民族的内迁是以部落的形态杂居，而北宋建国时，发育于唐代的北方异族政权已经在那里等着与它较量。
中唐以后到北南两宋社会方面的变革，首先是南北朝以来旧门阀贵族衰落以至从历史上销声匿迹。原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是科举制度造成，实则很难说明问题。科举只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上进开了门路，但旧贵族也一样可以经由科举致身通显，这样的家族很多。有人说是武则天以科举打击旧关陇势力所致，更不足以说明问题。一个势力强大的阶层，不是某一位皇帝打击就垮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况且武则天大打击关东、关陇旧势力别有内情呢。旧贵族的衰落应当从中唐以后整个社会制度特别是两税法实行造成的变化寻找解答。两税法以财产等级征收赋税的规定，极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势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门析户的趋势。这可以从史书所记得到印证。其次，两税法造成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也不利于大家族经济。失业的农民可以转而做小商人或租赁地主土地，不会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农民大起义大打击和五代时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给了这个垂死的阶层以致命的一击。
　　社会经济在唐宋间的高涨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北方因战乱，时断时续。同样与战乱有关，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东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开发南方的历史意义，至此展露出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转移并不意味着北方已经全面落后，北宋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农业手工业经济并不落后，在宋代经济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总体上看，是北不如南；而这样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生产的高涨一定带动商业贸易和都市文明的发展。唐宋两代南北经济交流十分活跃，陆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远河沟通着当时的关东与关中，东南与西北；长江庞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来就成为经济交流的大动脉。由于联系东、西亚的丝绸之路的中断，商人们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贸易。在津度交通要道，集市贸易空前发展，大运河及长江沿岸大及东南沿海大都市纷纷出现，十分繁荣。“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长安、洛阳、开封、扬州、成都，广州等都是当时著名都会，而且扬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都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育而发达起来的，是富霸一方的经济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城市，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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