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中贵和】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和同之辨”。西周末年的史伯已经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善于倾听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造成“和乐如一”的局面。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有量的增加而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对“和”与“同”的区分，说明对矛盾的同一性已有一定的认识，解说生动而又深刻。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进而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运用于君臣关系上，强调君在处理政务上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可否相济便是“和”。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表现了重和去同的价值取向。
　　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系辞下》）的主张，便是重和去同思想的体现。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人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中国文化在名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在民族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汉代司马相如受武帝之命“通西南夷”，招抚少数民族，便以“兼容并包”、“遐迩一体”为指导思想，并称这是武帝“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汉书•司马相传》）的事业之一。正是这种“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的思想，使汉王朝将不同的民族（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融为一体，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在治国之道方面，兼容天下的胸怀表现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文集•刑赏忠厚之至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著名成语，便是典型的理论提炼。这些，都是中国古代重和去同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事实证明，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易传》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它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彖传》）“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境界。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范畴。在张载这里，“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弭差异的和谐，而是蕴涵着浮沉、升降、动静等对立面相互作用、相互消长、转化过程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他所谓的“人和”，是指人民之间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他还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把它提到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差系，包括君臣、父子等伦常关系，也包括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有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在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同时，不主张向外扩张，用武力去征服其他国家和民族。《尚书•尧典》赞颂古代圣王的德行时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就是儒家通过道德教化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它以道德修养和教化为本，先治理好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国家，并以此去感化其他国家和民族，以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易传》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是表述了儒家的和平理想及其实现的途径。
　　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既然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最高的理想追求，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的理想呢？儒家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而“中”又是以“礼”为原则的。如果为和而和，违背礼的原则，则是“乡愿”，是“德之贼”。《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原则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认识论和政治论的高度，强调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总的说来，以中为度，中即是和，是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和”包含着“中”，“持中”就能“和”。汉代以后，历代思想家都认同这种观念，继承并努力实践这种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看，先秦两汉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观念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久远的中庸之道，虽然也包涵有不偏不倚、允当适度的持中之间，但它力图使对立双方所达成的统一、平衡经久不渝，永远不超越“中”的度，这就成为一种阻碍事物发展变化的保守理论。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舜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这种哲理的妙用。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的中和理论还强调要以“礼”为标准，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便成为强调“礼”对“和”的制约和指导作用。这种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抽掉了事物相异、相悖以至相争的基础。因此，这是一种贵和需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是论不过“中”、变不出“礼”的封闭保守式的和谐。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典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的守成式的和谐论。
　　正如中国文明的早熟一样，代表了中国古代贵和尚中基本精神的儒家和谐理论，也是早熟的。它降生于动乱迭起，“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时代，其实质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也与“争于气力”的时代大相径庭。然而，它表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时代风云由雷电交加转为天清气朗之后，便凸现出了自己的重要价值。因此，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步入常轨，儒家这种贵和尚中的思想，正好既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的需要，从而成为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无论是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天人感应理论，还是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都是以“中”为度，以“和”为归结的，不过是先秦儒家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而已。张载在《西铭》中表白“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便是传统文化贵和尚中思想在个体人生际遇方面的集中反映。
　　贵和尚中思想，作为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还是主导方面。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_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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