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1、隋唐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和不断完善，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以及学校教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选士制度，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第一，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第二，科举考试使得选官有统一的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须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第三，科举考试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第四，科举制度从形式上表现出公开和平等，好象任何人只要读好书，就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收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稳定。这些就是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在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更直接地影响和左右着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来看：第一，科举考试对学校教育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只要用科举考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选才标准，那么全国的教育设施——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将有比较一致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这样政府无需花多大力气，就能有效地对全国教育事业实施宏观调控。第二，由于科举制度本身在形式上具有公开性和平等性，任何人只要进学读书，都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取得名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有强烈的求学愿望。科举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刺激学校教育发展的作用。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社会风气。同时由于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人们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统一的科举考试必然促使学校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而教育内容和教材的统一，又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发展。第三，科举制度的实施也促使学校教育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科举制度是一种直接调控学校管理的约束力量，科举考什么，学校就学什么；科举怎样考，学校便怎样教。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促使各级各类学校管理制度和考试制度日趋严密和完善。
　　从消极方面来说，科举制度的实施对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也有一些不良影响，尤其是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科举对学校的消极作用日趋明显。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主要在于：第一，科举制度使学校成为其附庸。隋唐行科举之后，学校教育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而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社会也逐渐产生偏重科举、轻视学校的风气。第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章句和华丽的诗赋，考试方法机械、呆板，偏重于死记硬背，这就使得学校的教学内容空疏无用，缺乏时代精神，教学工作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第三，科举制度毒害了读书人的思想，败坏了士风。由于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试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科举成为士人入仕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路。儿童从入学读书的第一天起，就受到读书做官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富贵荣华，锦衣玉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生哲学支配着学校教育，严重影响着学校师生的思想。在科举制度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这种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教育观，长期支配着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同时，由于科举取士的名额较少，竞争相当激烈，不少士子为跃过龙门而坐成白首，有的甚至不择手段地通关节、走后门，出卖自己的人格、良知，败坏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2、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什么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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