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地理】
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秦汉时期的地理学也得到了长远的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即《地理志》的出现。
汉代的两大史学名著,一为《史记》,一为《汉书》。作为“究古今之变”的史书,司马迁非常注重对地理知识的搜集,相传司马迁为写《史记》,曾漫游全国进行考察。其关于地理的知识的记载,多集中在《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中,两文详细记载了西汉重要的山川形势、地理条件、经济形态和民风民俗等。尤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还深入地研究了人地之间的关系,即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促生不同的人文特点,像楚、越之地,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人们反不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以致于“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班固作《汉书》,首创《地理志》,这是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从此“地理”才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名字。《地理志》的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转录了《禹贡》和《周礼·职方氏》的全部内容,将其视为真实的地理沿革;第二部分是全志的中心内容,主要记述了汉代各郡县建置的原委和户口情况,展示了汉代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第三部分则转录了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等,主要记述了各地域的分野情况和历史渊源,探讨了地域与民风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地理志》的出现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开启了沿革地理学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专业的学问;另一方面它影响了后代史书的写作,几乎每部史书中都有《地理志》、《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的写作。
标志着汉代地理学成就的,除上述一《传》一《志》外,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入葬时间约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学术界已命名第一幅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第二幅为“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其包括的范围约当今湖南、广西、广东的大部地区,其比例约为1:17万。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又出土了更早的七幅木刻地图(下葬时间为公元前238年),其中也有政区图、地形图和经济图。图以水系为坐标系统,与今图对照,其比例约为1:30万。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其一,地图制作理论的系统化。其二,郦道元《水经注》的出现。
地图的绘制起源很早。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已经有地图的出现,如《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时曾“伻来以图”,就是有关地图的记载,但可惜的是这些地图并未流传下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地图,是1986年在甘肃放马滩发现的战国末期秦国的木板地图。但尽管如此,系统的地图学制作理论,要到魏晋时才得到总结,这是由裴秀(224—271)最早完成的。裴秀,字季彦,在西晋时曾官至司空,他曾主持编绘过《禹贡地域图》18幅,以及汉代的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在总结前人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制图六体”的说法,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要素。简单而言,分率指绘图时所确定的比例;准望是绘图时所确定的方位;道里则指距离;至于高下、方邪、迂直三者,则是具体处理迂回曲折等复杂地形的方法。可以说,“制图六体”大大提高了地图绘制的精确性,为我国古代的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魏晋南北朝地理学的另一成就,即郦道元《水经注》的出现。顾名思义,《水经注》即为《水经》一书所作的注。《水经》是一部介绍全国水系的著作,大概创作于三国时。但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原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其注文就是原文的20倍还多。其创作目的,据王先谦总结为“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即以水系为坐标,来记述地理;在对各地进行记述时,则广引典籍,明其沿革。据统计,《水经注》所记述的河流水道有1252条之多。而其描述的内容,则山川名胜、人文风俗、历史掌故、神话故事等,亦无不囊括,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点击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