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形成】
一、前道教时期
先秦到东汉中叶，是道教萌芽和积累的时期，很多民俗的因素开始积累，这是道教形成的基础。
一是鬼神崇拜。商周时期主要是天地崇拜，并没有形成一种宗教化的神。商王等祭祀的天帝只是一种朦胧的对天的敬畏，希望通过天对其的眷顾来获得统治权，或者说保持统治权的安稳。以农业立国的西周，最初将天与地同时礼拜，后又逐渐把天逐渐演化为道德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对天地本身的探寻已经不再像商朝那么迫切。而且周人更愿意把夺得天下看成是前代古王的功劳。《诗经》里众民族史诗、《尚书》、《国语》中关于周族的追述，总能感觉到周族对先帝的敬畏、崇拜，所以后来周朝臣民对祖先的崇拜超过了对上天的崇拜。鬼是人死后的灵魂的描述，神就是把灵魂作为一种神灵进行崇拜。周朝在分封诸侯时，通过礼器获得天地祭权、通过立庙获得先祖祭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随着宗法制度的完善，鬼神崇拜通过制度得到加强。在天地崇拜中增加了宗族意识，这就在民俗层次上形成天帝、地祇和人鬼系统，奠定了古代中国礼制和民俗形态的祭天、祀地、享祖三大祭祀系统，这些祭祀礼仪和观念成为后世道教的科仪规范。
二是祭祀之法。所谓的祭祀之法，包括刚才我们所讲的祭天、祀地和享祖等仪式，也包括具体的祭法，就是怎么去祭天：用哪些仪式、采用哪些音乐、用什么样的人和物品。《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详细的祭祀方法，如利用祭坛，以带血、带毛的动物埋于地下，或燃火冒烟来祭天，还有把祭品沉入河里以祭川。在祭祀时配合音乐和舞蹈，之前遴选参与者，都有一个严整的规范。这也对后世的道教有所启发。
三是神仙之说。对生死问题的讨论是世界各民族在童年时期所关注的主题。人如何来延续生命而摒弃死亡？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宗教产生的一个基本动力，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解释和说明。除了各种各样的养生之说延长生命之外，中国所形成的神仙之说更具有超脱性。这种学说认为有一种人或者一种物能够超脱生死，能够在生死之间进行跨越。《庄子》里已有真人、至人、神人等说法，战国后期开始出现了仙人之说。楚辞《远游》里的仙人，屈原《九歌》中的神仙，《离骚》里的三上昆仑，都有跨越现世和来世的意味。仙人观念与神人观念合流，形成了汉代的神仙之说。在神仙之说中，不光有先天存在的仙人，如西王母、云中君等，而且还存在一些在民间经过修炼后升天的人，如说赤松子、王子乔等。这些成仙的传说越集越多，逐渐汇成了道教的神仙谱系。
四是方术方士。方术是早期人类对未来、归宿探索的一种方式。在当时，方术被看成高深的学问，是探寻天地运行之理、探讨人类的未来命运的学问。围绕这些方术，就产生了一大批方士。他们最初是以巫、祝、史、卜等形式出现的，试图弥补人自身的局限性，追求人类命运的超越。如利用占卜、遁甲来洞悉吉凶祸福，讲究服食来延长寿命，这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大量的虚妄。如他们对身体经络的思考，对疾病的治疗等，成为后世医术的基础。中国的医学与道教关系密切，如《黄帝内经》的阴阳之说、《肘后备急方》的五脏辨证施治，《本草经》的药学观念，都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再加上《伤寒杂经论》的寒热之说，就形成了中医阴阳学说、脏腑学说、寒热学说、药物学说的基础。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子》分外篇、内篇和中篇，其中有一部分专言神仙黄白之术的。这说明在西汉初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神仙学说和丹药学说。
五是黄老思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黄帝的帝道思想和老子的道德思想形成了黄老学说，这在西汉时期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存在的。《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神仙”类中，有黄帝，而没有老子。而到了东汉以后，黄帝和老子开始分列，黄帝被古史化，成为人文始祖；而老子则被宗教化，成为被祭祀的对象。东汉明、章时期，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他是把老子当作道的化身。桓帝时襄楷上疏汉桓帝：“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说黄帝、老子已经被人祭祀，这显然带有一种宗教的情结。
六是谶纬学说。谶纬学说是汉代的今文经学家为了神化儒家的经典，编造出来的一些纬书和图谶。纬书是仿照经书假造的书，图谶是具有预言性质的图画和谶言。谶纬学说虽把儒学引到了一个虚妄的境地，但同时也开启了汉人的想象世界，这是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想象来建造一种理想图景。特别是谶纬学说所形成的宗教情结，对于道教的形成极有启发。在谶纬学说中，孔子不再是对前代经典进行整理的历史人物，而是生而知之的带有神学意味的儒教教主。虽然谶纬学说被禁掉，孔子升为教主的倾向被削弱，但这种神化的方式却启发了道教。
二、道教的出现
汉晋时期是中国道教的形成期。一个宗教的形成，要具有三个因素：教义、教团和信众。东汉晚期以后，由于社会变动和思想发展，这三个要素逐渐融合，就形成了道教。
甘忠虽然被杀，但《包元太平经》却一直在民间流传。经夏贺良等人的传播，信众越来越多。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顺帝时期，于吉自称得到《太平青领经》一百七十卷。这本书继承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言神仙不死之说，并提出建立“太平世道”的理想，汇集辟谷、食气、服药、养性、返神、房中、针灸、占卜、堪舆、禁忌、符咒等方术，提出善恶报应世代相负之说。我们知道，顺帝以后，东汉政治进入一个比较昏暗的时期，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政，知识分子很难再像西汉的时候进入到朝廷之中，因此士阶层形成清流，非议朝政。而下层百姓却因为官吏腐败，加之频发的地震、洪水、瘟疫等，无以为生，痛苦不堪。按照汉代流行的谶纬学说，若圣王出现，就海晏河清；而天下多灾疫，那自然是帝王昏昧，或者天命而尽，这就出现了人心思变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有些野心的人，就宣称自己受命，天下要变，如张角兄弟奉《太平青领书》而建太平道，设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师，以黄、老之术，奸合鬼史，持九节仗为符祝，驰赦诸方，衣着黄巾，自称天公将军，其弟称地公将军，掀起了黄巾大起义。
野心不大的人，就通过救治百姓、引导信众，建立起一种社会救助团体，如张道陵。张道陵早年学习黄老之道，弃官隐居在北邙山，后入江西云锦山，炼九天神丹，入蜀后居鹤鸣山修道。《三国志·张鲁传》记载他“以鬼道教民”。他言自己感应太上，被授正一盟威之道，分所传道的地区为二十四治，让祭酒分领，他是用符水为百姓治病的，很灵验，因此百姓尊他为师，后世称之为五斗米道。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皆出自黄老道，且以神仙崇拜及方术为教义特征。
张道陵的孙子张鲁，继承他父亲的职务，继续担当五斗米道的首领。后来张鲁夺了汉中，推行五斗米道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他继承其祖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让病人自首其过；对违反教义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以惩处。如果百姓有小的过失，就修道路一百步来赎罪。他还依照《月令》行事，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路人量腹取食。这在天下大乱、百姓饥寒的时候，能够得到大量信众的拥护。
张鲁还以《道德经》为经典，并作《老子想尔注》，提出道“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的说法，把太上老君奉为教主，把《道德经》作为教义，并要求臣民把“顺道意，知道真”，“行诫守道”，作为教规。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五斗米道已经具有了宗教的形态，因为它不仅具有教团的组织，也在逐步进行宗教的理论建设。所以说，从甘忠、张道陵、张鲁、张角等活动来看，他们在建立宗教之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思想体系，只是靠着天下太平的想象、治病救人的实践来吸引信众。张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才重组资源来进行理论建设。他延续了两汉的传统，继续将老子神圣化，不仅使老子成为神仙和教主，而且使《道德经》成为宗教的思想资源和文献资源。具有了教主、教义、教团和信众，这使五斗米道逐步成为一个影响甚大的宗教形态。
三、道教的形成
东汉中期，魏伯阳作《参同契》，把周易、老子、庄子融合到一块，谈神仙方术的不易之法，尤其重视炼丹、养生之说。这本书，在思想上，可以看成是魏晋玄学的先导；在宗教上，却是丹道学说的基础，被视为千古丹经的鼻祖，魏伯阳因此也被尊称为“火龙真人”。
到了东晋，葛洪把丹道学说加以完善。葛洪儒、道、释兼通，他早年曾一度作官，后隐居于广东炼丹，期望服药成仙。他主张“栖神存想”，认为原神是构成身体的基础，也是支配行为和保持生命的基础，守住原神后就守住了自己，栖神就是把原神守住。存想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杂念，要忘却尘俗，用内心来体察万物。这就把炼丹之法和修养之法结合起来，被后世方士派奉为正统。葛洪又精通医学，主张道士要修医学。他在炼丹之余行医，认为疾病排除掉，人就可以长生，这与服食丹药异曲同工。葛洪总结中国医术，对中医的发展贡献很大。如《肘后备急方》提出五脏理论，把五脏和五行对应起来，肺为金，肝为木，肾为水，心为火，脾为土，五脏之间相生相克，便可施治。他还有《肘后救卒方》、《金匮药方》、《玉函方》，言外科、药食、画符等治病之法。他的丹药理论，使道教的学说更加深厚，而他的治病救人，也更加便于道教吸引信众。
与葛洪类似，南朝陶弘景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体系。陶弘景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尤其服膺葛洪的神仙之说，他本人又精通佛教、儒学、历算、地理、医药、方术等。他整理了《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对每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和主治的病症，都作了详细的记载，成《本草经集注》七卷，为中古时期著名的药学著作。他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汤液经法》的前身，对中医汤药服食法进行了总结。他的著作有两百多卷，不仅有儒家经典的注疏，还有方术之法的总结。特别是《真诰》，载传道之事、修道养生之术；《养性延命录》言存思五神法、存思日月法、存气法，以及服食之术，除却百灾、百毒、百疫之法。而《集金丹黄白方》演修炼丹药之术，《登真隐诀》描述是神仙地狱的境界，介绍修仙的秘诀。《真灵位业图》叙述了上青派和灵宝派。他的著述丰富并深化了道教的理论体系。
在这之前或稍后，北朝寇谦之则通过完善组织，使道教神仙谱系系统化。寇谦之创立的天师道，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役使鬼神、符咒法术等，来交通人、鬼、天、神，建立起一套想象之中的神仙谱系。北魏太武帝封寇谦之为国师，他便吸取儒家五常观念，吸融儒家的礼仪制度和佛教的规戒，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斋戒仪式，并改革道官职位的世制度，为后世道教斋仪奠定了基础。
南朝宋的陆修静则改革教团组织。在此之前，教团的管理，采用禁酒制，分区设主管，祭酒负责区里教徒的管理和教义的传播。在祭酒之下再设道官，层层设立。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而实行按级晋升制。民众要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而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他把原先的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并把箓吏依次晋升，分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这就使宗教组织充分系统化。陆修静还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使宗教活动规范化。又刊正《灵宝经》，撰《灵宝经目》，对此前的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法。
在南北朝时期，道教组织完善了，教义丰富了，炼丹学说成形了，祭祀方式规范了，神仙谱系建立了，道教所应具备的全部形态、仪式、组织、经典和教义，已经得到了全面地发展。可以说，道教作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形态，已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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