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宗教功能】

　　1．先秦儒家“天命观”的宗教色彩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创始人与杰出代表。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注重人事，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是有反宗教或非宗教的意义的；但孔子并不抛弃“天”与“天命”，在《论语》中，与“天命观”有关的内容主要有：
　　“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曰）
　　从上述内容可知，《论语》所谈的“天”和“天命”多与在位者和将在位者从事政治相关，例如“富贵在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天纵之将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之历数在尔躬”，又，把“天命”与“大人”、“圣人之言”并列，而“大人”是“与天地合其德”者，是“君上有位”者，故《礼运》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士想见礼》说：“与大人言，言事君。”以上表明，《论语》认为，在位者或圣人是按“天”意、“天命”来行事的，来治理天下的。换言之，君王、圣人制定的政治思想、人伦道德、人事仪制的本原是“天”、“天命”，所以说先秦儒家的“天命观”虽不是宗教，却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

　　2．董仲舒的阴阳五行说与今文经师的谶纬使儒学宗教化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即位后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将诸子百家一律罢斥，使儒学从此取得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由《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而成。董仲舒认为，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列东南中西北此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由此而得出结论：“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第三策》）依据这一结论，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公羊学随之彻底地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中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由此而使儒学走向迷信与神学，完全地宗教化了。本来，孔子不谈神怪，迷信成分在原始儒学里不占重要地位。自从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附会儒学，今文经师们就另造一个谈神怪、立新说的“孔子”，集合一切古来相传的和自造的经说与妖妄言辞，都说是孔子所写的书，这些书标为纬书或秘经或谶纬。谶是谜语式的预言，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推论灾异，预知凶吉，就为儒生造谶开了先路，到西汉末，造谶遂成为儒生的专业。纬包括天文、历数学、上古的神话和传说等，当时朝廷重视与利用纬，主要在于纬能够造作神话怪说，与谶混合在一起，可随时添加以迎合世务，借孔子名义肆无忌惮地传播妖言。汉哀帝、汉平帝时谶纬盛行，汉光武帝因谶纬有“刘秀”、“赤九”（汉高帝九世孙）等预言，崇信更甚。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两汉时代儒学的宗教化已到了严重的地步。

　　3．宋明理学的宗教功能
　　儒、佛、道的融合造就了新儒学——宋明理学，此学把佛、道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了，因而具备了一定的宗教功能。
　　宋明理学摄取的佛教思想，主要是隋唐佛教的心性理论。传统儒家本来也是讲心性的，如孟子就阐说“尽心、知性、知天”。心性问题在儒家观念中与“修、齐、治、平”密切相关，在佛教观念中则是成佛的根本问题。隋唐佛教把儒家的心性学说佛性化、本体化，而形成了佛教特有的心性理论。他们认为，人的本体即是人自身的本性，把本体论和心性论统一起来讲求佛性，就有了成佛的根据。佛教禅宗是集中讲心性的宗派，他正是以本体的性净自悟为宗旨的。宋明理学将隋唐佛教的心性理论融入自己的义理之学中，表明这种义理学的实质是儒学化的佛性理论，因而带着明显的宗教功能。
　　宋明理学要达到的目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说：“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义之心，即良心，切不须收。须就这上看教熟，见得天理人欲分明。”（《朱子语类》卷59）为此而提出的修行方法便是由“修心养性”转向注重证悟的禅宗式的“明心见性”。理学家们强调与实行的“半日读书，半日坐禅”，“主静、居敬”，“戒惧、慎独”即是如此。此种目的与方法，也是有宗教的意识、功能灌注于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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