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北宋 (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开封(今属河南)，其创建者为宋太祖赵匡胤。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北宋的文化：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万物一理”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系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诗歌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苏诗以议论化入诗，将后者加以突出、强调和倾斜，反唐音之常，创宋调之趣。理趣就是这“趣”的重要表现之一，而议论就是这理趣的重要表现之一。
退一步讲，议论与诗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并非水火不容。前者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抒情、叙事等相并列；后者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与散文、辞赋等相对举。两者如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的关系相似，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甚或羽翼相辅。每种文学体裁都可以通过议论的手法表达；每种表现手法都不妨运用于诗。也许存在某种表现手法更适合某种文学体裁的问题，但表现手法与文学体裁、议论与诗之间并没有天然的鸿沟。如果需要，诗可以议论，议论可以诗化，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各得其所，充分恰切地表现出各自的极诣。
从诗歌内部着眼，陈陈相因绝非诗歌艺术应有的发展途径。北宋前期对唐诗模式一味模仿、袭用，而且取己所好，十分偏颇。所以，无论是白体、西昆体、晚唐体，最终都是昙花一现，影响有限。范仲淹说他们：“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梅尧臣称：“迩来道颇丧，有作皆空言。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答韩三子华……》） 那种廓敷空洞的言情写景，确实已经难以适应宋人穷形尽相、致知格物的新的审美趣味。时代迫切需要诗歌在审美观念和意识上有一场新的革命。
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学体裁看，这一时期古文运动的再度兴起和宋词的崛起壮大，两面夹攻，促使宋人写诗在创作和观念上，不得不沿着新的道路开拓。词在抒写要渺的情思方面令宋诗自愧弗如，只好放弃一部分抒情的疆域，转而占据写意的一部分领土；古文运动更进一步加速了以文为诗的步伐，打通了诗文两种体裁之间的隔膜。前者使宋诗在内容方面从抒情上退却，后者使宋诗在形式方面的“破体”(散文化)上前进。二者合力，促成了古典诗歌史上的一次新的解放。
于是，这场革命的旗手和这次解放的领袖苏拭便应时而出了。政治家和蜀学派巨子的双重身份，是苏诗得以以议论擅场的重要因素。苏轼自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成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之后，更力倡“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二首》其二）；“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乞郡札子》）。他还说：“清新似庭燎，虽美未忘箴”（《次韵朱光庭喜雨》）、“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其中表现出的苏轼对诗与政关系的认识，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新乐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次韵蒋颖叔》）的政治抱负和决心，愈发使议论在苏诗中得以大放厥词。
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因为苏诗中的议论引发的，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录《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里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政敌的摭摘，固多牵强附会、深刻求之，例如王珪对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的曲解，连宋神宗都不以为然。 但，参以《宋诗纪事》卷二十一所列乌台诗案中诸作，多涉政事，谓其有影射讥评之隐意，也并非全然无据。《后山诗话》就曾评说道：“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官场失意，屡遭贬谪之后，坎坷的境遇使苏轼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察，诗中议论更成为其总结以往，鉴戒今世，消解悲情，自我超脱的有效武器和途径。
作为蜀学派巨子，苏轼于思辨哲学有深造自得，于儒、释、道亦融会贯通，功力不浅。黄庭坚称苏轼“深入理窟”；秦观也说：“苏氏（东坡）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 而最了解他的胞弟苏辙，回顾苏轼的为学之道时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宏通广博的才学，深造自得的识见和雄厚的文化素养无疑成为苏诗议论化成功的内在根底。
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宋时逐渐应用于实际，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加多。
造船业的发达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杨么起义军与官府对抗，双方都用大力制造车船。车船用翼轮激水行驶，每一双翼轮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轴上设踏板,供人踩踏。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又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
南宋海船 福建泉州出土
北宋铸铁人 山西晋祠
矿冶业 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河北、京东、陕西、河东等路都已大量开采石炭（煤）。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石炭。江西丰城、萍乡山间的煤矿也已被开采。今河南鹤壁市发现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矿遗址，由地面开凿竖井，依煤层开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还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坑道积水的设备。
冶铁水排(模型)
今河北邢台、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宋代冶铁遗址。繁昌遗址的冶铁炉呈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熔剂，但更多的冶铁炉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强，冶炼快，铁的质量高，对改进农具作用极大。徐州利国监（今属江苏）、兖州莱芜监(今属山东)是当时著名的冶铁地。宋仁宗皇□(1049～1053)间，全国每年得铁七千一百二十四万一千斤。宋英宗时，又增加一百余万斤。利国监用石炭冶铁作兵器,犀利异常。冶铁炉的鼓风器由皮囊改为木风箱，装置牢固，风力增大。
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科学地预见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雍熙三年款银镂空錾花塔
北宋初，全国共有矿冶二百零一处。宋英宗时增加到二百七十一处。宋仁宗皇□时，朝廷每年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宋英宗时，金减少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铸钱用的铜，由官府严格控制。宋仁宗皇□时，年收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时，增至六百九十七万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时，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铜钱需要铅、锡混合铸造。宋仁宗皇□时，铅年产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时，铅增为二百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增产一百余万斤。宋神宗时，铅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两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这样高额的矿产量在当时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矿冶业在产品数量上较北宋逊色,但在技术上又有一些提高。
纺织业 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逐渐胜过北方。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宋仁宗时，梓州已有几千家机户，从事丝织业生产。成都府、汉州（今四川广源）、青州(今山东益都)、济州(今山东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许多机户或绫户。开封府设有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号称“衣被天下”。丝织物的品种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锦就有数十种名目，号称“天下第一”。亳州（今安徽亳州）轻纱，抚州（今属江西）莲花纱和醒骨纱，婺州(今浙江金华)红边贡罗和东阳（今属浙江）花罗，越州(今浙江绍兴)寺绫，邵州邵阳（今属湖南）隔织，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即隔织)等，是当时著名的丝织品。李觏描述当时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缫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麻织分布在成都府路、广南西路、京东东路、河东路等地，广西广泛种植苎麻，农村妇女都善长织布。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区的麻织品极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儿布、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昆山药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丝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继续增长，随着植棉区的扩大，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海棠双鸟图刺绣 辽宁博物馆藏
染色业 宋代印染技术比唐代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缬。开封有官营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营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
造纸业 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县、歙县生产的纸张，放在熏笼上用火焙烤，五十尺为一幅，各幅匀薄如一。这种方法比上墙日晒要进步得多。因此，纸张的产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别。四川的藤纸、浙东的竹纸、江南的楮纸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江西清江的藤纸、江东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的春膏纸等都是纸中佳品。各地还有多种加工制作的笺纸。纸张经过加粉、加蜡、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笺，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纸还用来制作纸甲、纸被、纸帐、纸衣等。
制瓷业 宋代制瓷业普遍发展，在产量和制造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不仅供贵族享用的高级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新水平，而且生产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为居民广泛使用。各地瓷窑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河北定县）定窑，所产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划花装饰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生产带有较细纹片的青釉瓷，“色近雨过天青”，宋徽宗时专为王室烧造。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县）出产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娇艳，间以紫红和青蓝，极尽绚丽灿烂，后世称为“钧瓷”。开封官窑生产的瓷器，土脉细润，有月白、粉青等色，带蟹爪纹片。南方的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出产各种品类的瓷器，远销各地，号称“饶玉”。该镇瓷窑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画花、雕花之分。临安府凤凰山、乌龟山下官窑，出产瓷器的釉面呈现出各种美丽的纹片，特别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陕西耀县）窑、磁州（今河北磁县）窑，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窑、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窑以及广南东路、福建路沿海地区的瓷窑，也都发展迅速。广南东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销售海外。宋代瓷器产量的增长，使制瓷业在宋代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见彩图钧窑玫瑰紫花盆、哥窑葵瓣口瓷盘、汝窑瓷盘、官窑贯耳瓶)
白釉带盖五足熏炉 河北定县出土
哥窑鱼耳炉
制盐业 宋代制盐有晒、煮两种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今运城西南）境的盐池是池盐的主要产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等路沿海地区，煮海水为盐。河东、陕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括取咸土煎煮为盐，称为土盐，以并州的永利监(今山西太原南)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凿井取卤煎煮，称为井盐。宋仁宗时，蜀中民间首创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与唧筒都用竹为之，采用了机械提卤的先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功效。
手工业作坊 宋代规模较大的手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官营和少数私营的作坊。官营作坊为统治阶级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专门制造各种军用物资。官营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时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艺的军匠、罪犯等，私营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寿）开私盐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约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隐名改姓逃避户籍和刑法的农民或罪犯，向豪民领取“工直”。徐州利国监有三十六处铁冶，每冶工匠至少数十人，多雇佣逃亡农民。这些工匠脱离了农业，对雇主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但遭受着残酷的经济剥削。
《政和证类本草》中的海盐生产图
水转连磨(模型) 据王祯《农书》复制
商业、城市经济、货币流通
宋代商业的发展，超过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镇市的兴旺发达，纸币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的盛况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
大城市的繁华。小镇市的兴旺 宋时因城市人口的膨胀，在很多州县城门外，形成了新居民区，称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规模甚至大大超过城区。
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以上的大城市。都城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仅新、旧城内，八厢居民，即达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唐代长安和洛阳城内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区，黄昏后锁闭坊门，禁止夜行，商业活动只能白天在市里进行。北宋开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业的店铺多集中在邻近，工商与居民杂处，面街开店,随处都有商铺、邸店、质库、酒楼、食店。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中庭两庑可容上万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这里。还出现了迟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开张营业。各地货物诸如粮食、水产、畜产、蔬果、茶、酒、药材、纺织品、器皿、书籍等，都运到这里销售。日本扇、高丽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开封市场上也是热门的货物。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户也达几万家。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汉数万家”。
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尽管在南宋初遭受严重战祸，到宋宁宗初年，临安府城已增至十一万二千多户。市民、达官贵人、官府和宫廷所需的粮食和百货,都来自附近州县,以至福建、广南、淮南等地，城内店铺林立，还有不少质库、手工业作坊、寄存货物的塌坊，十分繁华。长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达几十万。长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十万户。四川的成都府城也达十万户。泉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州城居民约十万户，五十万人。
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元丰九域志》等书都记录了大量镇名，其地位仅次于县治。官府在各镇设立场务，收取商税。市的地位又低于镇，有些市也设置行政机构。有的镇市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和沙市（今属湖北）是从属于州县的镇市，却发展为商旅萃聚的贸易中心，黄池镇商业的繁荣已超过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县北)，也是宋时有名的商埠。此外，乡村还有定期的集市，称墟（见墟市）、集（或草市），农民在此出售蔬菜、鱼虾或手工业品，成为沟通城乡经济的重要环节。较大的市、墟或集开设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业的发达而发展成为镇，有的镇也升为县。由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频繁，官府在不少商船客货辐辏地设置税场，商税收入也非常可观。
压印香草纹银瓶 江苏江浦南宋墓出土
银碗、银筷子 江苏江浦南宋墓出土
银奁具 江苏苏州出土
行与作 唐代城市中同业店铺组织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县城镇，同业商铺组织成“商行”。入行的商户称“行户”,参加商行叫“投行”。随着商业的发展,商行的组织不断增加。开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临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护和垄断本行的商业利益。外来的商人，不经投行，不得在市上贸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话，行的首领叫“行头”或“行老”，他们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各行还有作媒介招揽买卖的牙人。
商行还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后期,皇室通过商行征购宫廷需用的货物，称“宫市”。宋真宗时，宫中也常常通过商行向商铺征购货物。内东门司购买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给价钱的。开封供应百货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别处多十倍以上，各行赔累很多。各行商铺被迫轮流“祗应”，向皇室或官府低价或无偿地提供货物，商行反而成为束缚商人的一种组织。
民间工匠的同业组织也称“行”，开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货行和小货行。如做靴鞋的称“双线行”。行又可称“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类工匠。有些行业的工匠寻找工作，必须经行老介绍。
货币流通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流通量不大。北宋铜钱年铸造额约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别到宋神宗元丰时，年铸造额高达五百零六万贯，依每贯五宋斤计，约折合一万五千余吨。尽管如此，北宋的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出现了“钱荒”。
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见交子、钱引）。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发行一种交换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夺私家发行纸币之权,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制和发行交子事务。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界（期）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另储备铁钱三十六万贯，以保证交子随时兑换。交子以两周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交纸墨费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峡流通，后来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路，官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专门负责交子的印造发行。
南宋铜钱年铸造额减至十万贯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过十五六万贯。由于大量铜钱外流,钱荒愈益严重。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南宋的纸币主要有四种，四川钱引、湖广会子和两淮交子都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则以铜钱作为本位。各种纸币都有规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率。官府没有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兑换本钱,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又大量滥印纸币。东南会子在宋孝宗时,规定两界并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到淳□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东南会子已发行了六亿五千万贯。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币价贬值，通货膨胀，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愈益严重。南宋亡国前夕，贾似道又主持发行新纸币关子，停止第十七界东南会子的行用,规定第十八界东南交子三道折合关子一道,结果却造成更剧烈的通货膨胀。
宋与辽、西夏、金等的经济交流 宋与辽、西夏、金、回鹘、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交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但榷场贸易有各种规定和限制，官府还要抽税，故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或沿海,都相当兴盛。宋与辽、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还，也往往附带做生意。辽对宋出口物品有羊、马、马具、皮革、毛毡、刀剑、北珠、盐等，宋对辽的出口物品有茶、药材、粮食、丝麻织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铜钱等。宋的榷场收入大致可抵消对辽输纳岁币的损失。西夏对宋的出口物品有驼、马、牛、羊、玉、毡毯、药材、盐等,宋对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瓷器、铜钱、银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回鹘将玉器、马匹、药材、香料等运往内地，从内地换回茶、铁器、钱币等。金对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参、丝织品、银、马等，宋对金的出口物品有粮食、茶、铜钱、牛、书籍、外洋舶货等。辽、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钱币。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湖州铜镜、建阳刊本，而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马匹供应者，其出口物品还有药材、手工业品等，宋对大理的出口物品有书籍、丝织品、钱币、茶、银等。中国境内各个政权密切的经济联系，为元朝统一准备了重要条件。
海外贸易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与海外联系地区之广，进出口货物品种和数额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
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宋仁宗皇□时，市舶收入每年为五十三万余贯，宋英宗时增为六十三万余贯，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南宋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近一倍以上。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徕外商。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与日本、高丽贸易，规模略小。
在两浙、福建、广南等路，海商数量很多。《萍洲可谈》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这就是宋代商人来往东南亚等地搭载的商船。
大食、真腊、□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国，也有不少商人经南海到宋朝贸易。宋朝输出东南亚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丝织品、铜钱、金、银、铜、铁、铅、锡等；输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苏木等。
宋朝和日本、高丽之间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宋朝开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两浙路出发,几乎年年都有。宋朝运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药材、香料、瓷器、文具、书画、丝织品等,自日本输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银、沙金、工艺品等。日本制造的宝刀和扇子，在宋朝最为著名。宋朝不断有商船横渡黄海，驶往高丽。运往高丽的商品有各种绸缎、腊、茶、瓷器、书籍等；自高丽输入的商品有人参、矿产、绫布以及扇子、文具等。
交通运输、邮递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自东南地区通过汴河和运河输送东京的粮米,一般为六百万石,有时甚至达八百万石，漕运额大大超过前代。陆游描写长江中游鄂州税务亭一带,“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吴船与蜀舸”途经黄牛峡（今湖北宜昌西）时，都要到庙中祈神，反映了大江民间水路运输的兴盛。宋朝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南宋初，官府一次自潮州海运三万担粮至福州，而另一支船队又运粮至温州。宋朝缺马，畜力车以牛车最普遍，也广泛使用人力和畜力驮运。开封府的“太平车”需用五、七头牛拉拽，“平头车”则是独牛车，又有驴拽的独轮车，人拽的“浪子车”。宋时官府运输，往往以同类物资编组为纲。如米以一万石为一纲，铜钱以两万贯为一纲，金以两万两为一纲，银以十万两为一纲。官府以纲作为计量单位，制订有关纲运的各种法令，其中包括对押纲人员的奖惩。
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邮递分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递等。规定步递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马递日行三百里。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金字牌是朱漆牌，刻以金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专用以递发皇帝御前紧急重要公文。事实上规定的速度往往达不到，邮递稽迟的情况经常发生。南宋时，枢密院又造一种以雌黄色为底色的青字牌，规定日行三百五十里；后又改用黑漆红字牌，规定日行三百里（见驿传）。
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北宋“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大地主则大量兼并，隐瞒土地，造成登记在国家版籍中的垦田大量减少，由此必然导致国家财政陷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冗兵冗官的结果，不仅耗费了国家巨量钱财，加重了“积贫”，而且使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大大降低，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下降，加重了“积弱”。造成土地兼并愈益发展的推动力，既有主观上的因素，即北宋政府对豪强地主的拉拢妥协政策，也有客观上的因素，即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 ，宋代是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由于人口的增加 ，垦田面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产量倍增，以及经济作物的扩大，多种经营的展开，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北宋国土小于汉、唐，但人口则多于汉唐，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汉唐，这是宋代农业生产远远超过汉唐的一个重要条件。南宋初，东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兵燹破坏，但是 ，由于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农民共同辛勤劳动，使南宋的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宋时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由越南传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时推广到江南、两浙以及淮南诸路。宋代的经济作物，特别是在南方，有相当大的发展 。南方各地普遍栽种茶树。川蜀、两广、两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种植区。宋代的纺织纤维生产仍以丝和麻为主，而棉花的栽培区逐渐扩大，产量逐渐提高。
宋代手工业在原料采集 、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两浙、江西、荆湖、陕西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宋代采矿冶炼业的发展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已大量开采石炭（煤）。宋代在军事和医药上都已利用石油。北宋时，两浙、川蜀地区的丝织业最为发达。麻布产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棉织品在全部纺织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雕版印刷业的兴盛，纸张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间造纸业迅速发展。宋代造纸技术比前代大有提高。宋代制瓷窑户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定州（今属河北）定窑、汝州（今河南临汝）汝窑、颍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州）的钧瓷、饶州（今江西波阳）景德镇窑各有特色 。
宋代商业的发展 ，超过了前代 ，大城市和小市镇兴旺发达，纸币出现并广泛使用，海外贸易盛况空前。宋代拥有一批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城市。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大城市逐渐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工商与居民杂处。临安府作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成都府城和泉州都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商业中的赊，即信用关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除了铸造铁钱外，纸币逐渐成为主要的货币。宋与辽、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点设置榷场，进行官方许可的贸易。民间的走私贸易，不论在陆地和沿海，都相当兴盛。宋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宋时有从广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东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线，还有从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由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通往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宋朝与印度支那半岛 、南洋群岛、阿拉伯半岛以至东北非洲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贸易关系。北宋在主要港口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设立市舶司，主管舶商进出手续，并征收舶税，抽买舶货 。
宋代交通运输业也相当发达 。内河运输以大江（长江）、汴河和运河为主动脉。宋代除广泛的海外贸易外，国内沿海运输业也有较大规模，两者都以民间运输为主。宋时的通信系统是遍布各地的驿站网，除官府文书外，还可邮寄私人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