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主要观点：重商主义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贵金属）的供应，贸易的全球规模是不可改变的，贵金属所代表的资本量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增加，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只有通过出超，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认为维持一定的顺差是对国家有利的。
       重商主义建议政府为达到这一目标，应该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扮演积极的、保护主义的角色，特别是使用关税保护小企业。
       重商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属于“零和”博弈。即财富是一定的，己方得到的相对更多的财富必须建立于其他国家损失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国家要改变或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只有掠夺别国的财富。主张政治决定经济是该学派基本的特征。它盛行于17世纪，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竭力进行海外扩张，掠夺人口和财富，把金银的多少作为评价国力的标准之一，其代表人物有柯尔柏等。
       重商主义本身在理论上存在两大缺陷。一是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将金银和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形态，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知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货币不过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历史上在不同国家及不同地区曾有各种东西充当一般等价物，只是由于金银具有充当货币材料最合适的属性，一般等价物最后才固定在金银上，从而使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取得了完成的形态 二是重商主义把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看作是财富的直接源泉，从而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和本质。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

重商主义者把利润和财富都错误地归结为从流通中产生。他们虽然也注意要发展生产，但他们认为发展手工业只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也就是说，生产只是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而不是财富的直接来源，财富的直接来源是对外贸易。重商主义者所说的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本国的货币财富，实际上是指对外贸易可以给商业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商业利润。在他们看来，这种利润是商品出卖后带来的额外货币，是低价购买、高价出售而得到的让渡利润。重商主义者的这一错误，也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当时，真正属于资产阶级的领域是商品流通领域，商业支配着产业，商业资本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重商主义者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来判断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复杂过程，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它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集大成。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完成者。
     古典政治经济学克服了重商主义只局限于研究流通领域的缺陷，将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使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得以创立。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提出了商品价值和社会财富由劳动创造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开始接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利益对立的本质。

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促进或妨碍国民财富发展的原因，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它的中心思想是基于人性论和自利心的自由放任思想，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斯密认为经济自由是“自然秩序”即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要求，最符合人们利已的本性，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就能够最好地实现社会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即实现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实际上反映了处在工业革命初期的产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即清除一切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政策，从而完全确立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因此，《国富论》的出版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不少议员在国会辩论时引用《国富论》的观点作依据，甚至连当时英国首相皮特也自称是斯密的学生。

他们的理论观点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但它毕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体系一开始就孕育着庸俗的因素和阶级的局限性。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日益发展起来，并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便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所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开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

早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最早的代表有法国的萨伊、巴斯夏，英国的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

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曾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工业资产阶级被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的愿望所驱策，对土地贵族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工业资产阶级认为，限制从国外输入谷物的立法意味着土地贵族取得高额地租，也意味着粮食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工资增长，利润降低，导致资本积累减少；而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大部分被用于消费，只有少部分节约下来转化为资本。因此，这个社会“纯收入”最好是不落入浪费的土地贵族阶级的手中，而流入“节俭的”工业资产阶级的手里。站在土地贵族阶级立场的马尔萨斯极力地为地租辩解。他认为，地租是自然对人类的赐予，高额地租意味着国家富足、土地肥沃、农产品丰富，低额地租标志着相反的情况。针对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对废除谷物法的要求，马尔萨斯竭力为谷物法辩护。他认为，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应该使粮食自给自足，因此他反对废除谷物法。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马尔萨斯作为当时英国土地贵族阶级代表的本质，他写道：“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

今天的西方世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确实是朝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资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跨国公司、失业的增加、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等等，都似乎是在一一验证《共产党宣言》的预言，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把问题简单化，”21岁的戴茜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系的学生，“我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马克思，知道他提倡全人类的平等，而这正是美国人号称追求的。”
    据新华社伦敦2000年12月29日电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最近纷纷推出自己评选的千年风云人物，卡尔•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高居榜首。批判资本主义而弘扬社会主义的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名列第2；第三和第四是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和进化论的提出者达尔文。 另外，路透社邀请各国34位政界、学界、商界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评选，马克思以1分之差而落后于爱因斯坦，名列千年思想家第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