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巫术直观到纯粹诗性直观
（一）理性的崛起与巫术活动的分裂
在巫术活动中，包含着一种巫术直观，而巫术直观中所包孕的是人自身生命活力的直接穿透力和生命呈现的力量，这生命活力的穿透力和生命呈现力，就是一种诗性直观。只有当这种诗性直观从巫术的裹挟下分离和解放出来，才能成为作为审美活动的纯粹诗性直观。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巫术活动中的诗性直观从巫术直观中分离出来的呢？
使得巫术活动中的诗性直观从巫术直观中分离和解放出来的力量，是理性思维的崛起。
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在西方的古希腊和东方的中国，同时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的“思想造山运动”。这场“思想造山运动”，在中国，产生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诸子百家；在古希腊，产生了从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诸多哲学家。这场思想巨变的实质，就是理性思维从原始的、整体性的巫术-神话思维中崛起，这使得原始的、整体性的巫术-神话思维不可能再保持其原始的整体性。在理性思维的崛起的推动下，原始的、整体性的巫术-神话思维被分裂成了三个独立的部分：一是理性思维和认知，一是纯粹直观，一是神秘的迷信。
什么是理性思维呢？它主要提出了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必须做理性的思考，对民族的历史命运和道路必须进行理性的决断，而不再把这些方面交付于巫术活动的神秘决断，如占卜和求神谕，由此产生了对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理性决断的方式。理性认知不仅发展出了它自身的一套分析、理解和判断的规则、系统，而且产生了具有规范意义的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基本模式，并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不同发展奠定了思想持续演进的基础。
由于理性思维的崛起，以及理性思维被置于生活决断的核心地位，原来的巫术-神话思维在生活和民族命运中的决定地位就被取代了。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大事不问卜”，意思是说，遇到大事要做决断，不寻求在占卜中来决断。这就表明了巫术活动的地位的降低。巫术地位的降低，同时意味着人们不再信任巫术-神话的一套判断事情的可信度，也就是说，人们不再相信巫术中有真理。这样，巫术活动就降低为一种神秘的迷信。当然，神秘的迷信作为巫术-神话思维的残存，它还在一些纯粹民间的活动中有其作用，比如在祭祀活动、在人们无法用理性思维来决断的某些时候。但它已经不居于重要地位。
在理性思维攫取决断权力、并把巫术-神话思维变成一种不可信的迷信的同时，它也就逐渐凸显出了巫术-神话思维中的直观，并把它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纯粹诗性直观的领域，这就是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的领域。
诗性直观领域的形成，是在理性思维对巫术-神话思维的总结以及对巫术神秘活动的清理中进行的。没有理性力量的崛起和它的清理作用，诗性直观不可能从巫术的包裹下分裂出来。
（二）诗性直观的脱颖
诗性直观从巫术直观中分裂和脱颖出来，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事。它经过了漫长的历史，也经过了一个斗争的历史。这漫长的斗争历史，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的：
其一，是在理性思维的领域，不断地驱逐巫术的力量，把加缠于巫术活动中的直观分离出来。在中国，这一过程可以从对“郑卫之音”的贬斥和把诗性活动纳入道德规范内看出。孔子“删诗”，把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作删削得仅余300余首，被删削的应该都是不合当时伦理理性的诗，其中不仅仅有过于粗野的民歌，肯定也有巫师的作品。孔子对《诗》的总结就是“思无邪”，这个“邪”也包括“巫”。单就孔子删诗的行为本身来看，它也是对诗性活动的一次巨大的提升和凝聚。在这种对诗性活动的提炼和凝聚中，孔子把诗的活动总结为“赋、比、兴”。所谓“赋”，就是诗歌以铺陈的方式来描写事物；所谓“比”，就是比喻，即诗歌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情达意的。所谓“兴”，就是起兴，就是心中的情趣的勃发和显现为某种具体的形象。这“赋、比、兴”应该说是中国这个时期对诗性直观的独特总结和阐发，其中尤其是“兴”，是对诗性直观的最经典概括。这个总结成为从孔子到魏晋时期论诗的核心主张，用刘勰的话说，就是“独标兴体”。与此同时，音乐也被纳入了理性思考的范围，并把音乐活动归诸于人内在情感的勃发和表现。
在古希腊，也同样发生了将“诗人”赶出“理想国”的事件和对诗性活动的理性解释。例如，柏拉图（前427~前374）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界之一，他认为神话诗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这会导致人不务正业，因此，他建议要把这样的诗人赶出理想国。同时，柏拉图对直观做了新的理性的解释，他所说的直观就是“灵感”。尽管柏拉图承认灵感是一种迷狂，承认灵感是神灵在诗人身上的附身，但他也认为，灵感的真正来源是现世的人对理念王国的回忆。这些都应该看作是理性对诗性直观的提炼和从巫术-神话活动中的抢救。
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诗性直观从巫术-神话活动中被剥离了出来，并成为此后描述诗性活动的主要的根据和理论。
其二，是相对独立的艺术从巫术-神话活动中逐渐分离了出来。在这个时期之前，是没有独立的艺术领域的。但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艺术领域。
这种艺术自身的独立发展和从巫术活动中剥离，在中国有三个重要的标志，1、出现了独立的诗。《诗经》的结集而成，应该看作是独立于巫术活动之外的诗的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此，诗成了独立的“言志”的表现形式。屈原则创造了楚辞。2、出现了独立的为怡情乐性而演奏的音乐，以及独立的音乐理论。譬如，伯牙演奏的中国古琴乐，它就已经不是巫术祭祀、祝神活动中的仪式音乐，而是表现个人感情的独奏音乐。在春秋战国时代，古琴音乐是士人、君子的个人陪伴艺术。孔子就是一个操琴的高手。这个时期的音乐理论很发达，仅《乐论》就有好几部。这是艺术——音乐独立发展的重要标志。3、出现了独立的艺术家，如音乐家有了伯牙、师况等；诗人有了屈原。他们不是支配魔法符号的巫师，而是言志的艺术家。
这种从巫术-神话中剥离出来的艺术的独立发展，在古希腊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
以上这些表明，在这个时期，艺术已不再是巫术活动的一部分，而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们也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职能，这就是表现人类的情感，并在这种表现中获得快乐。这正是诗性直观的领域。
这样，诗性直观就脱离了巫术活动，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类创造的领域：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