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图腾
图腾一词是英文词“Totem”音译来的。它是指原始社会中出现的一种部落崇拜形式或原始宗教，即这种崇拜不是个体的，而是以部落整体地进行的——一个部落全体崇拜某种东西，所崇拜的东西，则是非人类的自然物，动物或植物。比如，中国古代所崇拜的龙，龙就是中国人的图腾。图腾显示了在原始时代人与非人的物种之间的认同和联系，其中自然和人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不清晰的。
图腾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用符号表示的某种抽象的东西。这种符号具有非常神奇的魔力，因而值得人们崇拜。如基督教对“十”的崇拜；中国对“太极图”的崇拜等。图腾的符号化，正是巫术符号诞生的重要标志。
2．“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原始社会的宗教形式的词汇。它是指原始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上的完事万物，无论是有生命活动的，还是无生命活动的，无论是有灵魂的还是没有灵魂的，都像有灵魂的事物一样是有灵魂的，即使像树木、花草、石头、天上的星宿等，都是有灵魂的。
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的世界中，没有形成有灵魂的与没有灵魂的事物之间的严格区别。
“万物有灵论”典型地体现了原始人类用自己的生命活动来度量万物的状况。
3．“泛神论”
“泛神论”是相对于“一神论”而言的一种宗教世界观。“泛神论”与“万物有灵论”有关。在原始社会的宗教观念中，由于相信“万物皆有灵魂”，而每一种灵魂都是神圣的、可崇拜的。这样，就在原始人的宗教信仰中形成了很多“神”，仅以居住和生活的狭小范围——家而论，就有土地神、灶神、炕神、火神等。原始人的宗教生活几乎都是“泛神论”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民族由“泛神论”发展到了“一神论”，比如，基督教就用唯一的“神”取代或消除了其他的“神”，认为他们所信仰的唯一神才是真正的神，把那些仍然相信有很多神的民族称作“异教徒”。但有些民族并没有完成从“泛神论”向“一神论”的转化。可以说，几乎所有东方民族都是“泛神论”的。中国直到目前为止的民间信仰，都是“泛神论”的。大家读吴承恩的《西游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能够体会到“泛神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关于原始艺术的起源
关于原始艺术的起源的研究，迄今形成了两条研究的路径，一条是实证主义，一条是直觉主义。实证主义的路径从19世纪就开始了，主要代表性的人物有法国的丹纳（又译为泰纳）、德国的恩斯特·格罗塞。丹纳的《艺术哲学》在中国过去有较大的影响，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也在20世纪80年代有中译本。这条研究的路径，主要是从原始人的生活、生产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来解释所有原始艺术，认为原始艺术是与原始人的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虽然他们的解释也涉及到原始巫术活动，但却对原始巫术活动中的直觉、巫术符号的魔法效力的解释，也是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来解释。
但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无法真正解释原始人的艺术活动真正的意义。因为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就会形成一种认识，仿佛原始人的生活以开始就是在一种非常清晰的生存实用逻辑中进行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直觉主义的路径主要是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思想中逐渐形成的。19世纪末叶，德国思想家尼采对音乐、悲剧的考察，就是直觉主义的路径。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悲剧、音乐等都是根源于人的生命活力，即一种生命意志，他称作是“酒神精神”。到了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提出了一种符号形式的哲学，力图从哲学角度来解释所有人类符号形式的起源。他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分别探讨了神话、艺术和科学符号形式。他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原始的符号形式，包括神话、原始语言、原始艺术等，都不是起源于对事物的理性的认识和分析，而是起源于人的生命的表现活动——直觉。
后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则从存在哲学的角度，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化。因为他的观点过于深奥，所一这里不做深入介绍。
我们这本教材，主要是吸收了直觉主义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一研究路径提供了许多有效的分析和结论。
另外，如果大家对巫术直观和诗性直观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雅克·马列坦的名著《艺术和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5．关于巫术研究
关于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在近代以来的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1854—1941）。他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出版于1910年的《金枝》，是研究巫术活动的经典著作。《金枝》这本书有中文译本。请有兴趣者参阅。
6．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名庄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曾为漆园吏，是道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和活动主要记录在《庄子》一书中，这部著作是由庄子和他的后继者所著。
庄子的思想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最高的宇宙本体，这个“道”虽然“有情有信”，但却“无为无形”，不可用纯粹的感官来把握，“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它不以别的事物的存在为条件，别的事物却必须以它为条件，它“自本自根”、“自古而固存”。在这样的“道”面前，人生的最高价值就是与这个“道”合而为一，这样才能做到“真”。为了达到这样的与“道”合一，人就必须“心斋”、“坐忘”，以做到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如何才能达到与自然之“道”合一呢？庄子主张要顺应自然之“道”，要安时处顺，逍遥自得，随遇而安。这里的“顺应自然”的“顺应”里，就有“技艺”的含义。庄子的思想中，包含了大量当时手工技艺的描写。他描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进行技术发展史的总结，而是探讨由“技”而获得“道”的过程。在庄子的思想中，人要与自然的本体“道”结合，才能成为“真人”、“至人”，即获得自然真道，但达到这样的水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要经过一番修炼的工夫。掌握“技艺”就是获得真道的门径。
因此，庄子中那么多由“技”而进“道”的故事，其实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能够从“技”中发现“道”、把“技”作为获得“道”的途径，正体现了“手艺”向“艺”的转变，是“艺”的自觉。台湾学者徐复观认为，“在现时看来，老、庄之所谓‘道’，深一层去了解，正适应于近代的所谓艺术精神。这在老子还不十分明显著，到了庄子，便可以说是发展得相当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