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加以发展，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1.对现实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和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是小说在艺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小说像画卷一样展示了一幅幅形象的生活场景，艺术地构成了复辟时期社会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小说成功地塑造出产生于这种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他们既体现出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

2.司汤达是心理小说的巨匠。在《红与黑》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擅长用细腻生动的文笔来描写人类心理极其微妙的变化，来展示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

另外，司汤达在进行心理描写时，常采用动静结合的方法。它或者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或者借助人物的神态和行动的描写，或者用作者直接叙述来进行，做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从30年代到40年代初，狄更斯的创作就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关注社会上一些重大的问题。但由于年轻的作家对社会的本质认识还不深刻，对改造现实还充满信心，所以作品中表现的社会罪恶还属于个别和偶然现象。在情节安排上，狄更斯喜欢采用流浪汉小说的手法。在作品的风格上，多表现为幽默、夸张，其中不乏讽刺社会罪恶的意味，但态度较为温和。

从40年代开始至50年代，狄更斯小说的现实批判色彩增强了。作家看到更多的社会罪恶，远非他心目中那些“仁善”的资产者些微的爱能够化解。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并开始在创作中呼唤爱的传播。

这一时期，狄更斯的小说不再使用流浪汉手法，而是采用以一个具体事件为核心，以牵涉到这个事件的诸多人物之间的矛盾复杂关系展开小说情节的手法来表现社会生活，画面仍然广阔，但艺术性增强了。

50年代至60年代，狄更斯的创作进入最辉煌的时期。他的作品比较深刻地展现了这一阶段英国资产阶级的精神状况，表现了社会风尚的堕落和腐化，揭示了繁荣外衣掩盖下的英国，由贫富悬殊造成的阶级关系紧张、社会矛盾的激化。

《双城记》体现出了作家人道主义思想的双重性。狄更斯在《双城记》中一方面对被压迫的法国贫民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血腥和残酷。

针对当权者和被压迫者的暴力对峙，狄更斯提出了用仁爱、宽恕、和解来代替阶级对抗的思想。在他看来，只有“勿以暴力抗恶”，用仁爱、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才能真正解决阶级对立。否则，以违反基督教仁爱精神的“以暴抗暴”必然会害人害己。相反，那些不计较旧恶，相反却以人道的情怀拥抱世界的人，则是改造社会、匡正时弊的力量之源。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果戈理通过对人物形象典型性及其个性做夸张的描绘，达到了讽刺批判的效果。

玛尼洛夫：外表的文雅知礼掩饰着内心的空虚。外表文雅、内心空虚、生性懒散、不务实际，构成了玛尼洛夫的典型性格。

科罗皤契加：特别注重实际利益，努力适应资本主义关系，却生性多疑。是一个努力适应资本主义关系而又贪财多疑的小地主典型。

罗士特来夫 ：体现了流氓无赖的嘴脸。他有非凡的“活动”能力。但是他的精力不服从任何目的。他可以采取任何计划，可是又会突然把它遗忘。

梭巴凯维奇：是《死魂灵》中唯一能管理庄园的地主。他的精神境界十分低下，粗野，残忍。这个保守、顽固、凶残而精明的地主典型成为专制农奴制的支柱，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停滞。

泼留希金：是守财奴和吝啬贵的典型。在一系列地主形象中，他最为突出。这个形象表明腐败的农奴制可以使它的主人堕落到多么可怕的地步。

《死魂灵》最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含泪的讽刺。小说从寄希望于理想地主的社会主张出发，对现实中地主的无聊和堕落，既表达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精神，同时又表示同情和哀惋，其中包含着 “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

作品中出现的大量的抒情插笔，直接表露了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补充和丰富所描绘出来的客观生活画面。他的主观性的激情，不仅表现在高度抒情的插笔中，甚至在最平淡无奇的事物的叙述中也不断表现出来。这种抒情性和叙事因素的巧妙结合，使作品超出了通常长篇小说的范畴，因此作者在《死魂灵》的标题下特地著明“诗篇”的字样，用以说明作品的体裁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兼具社会心理小说和社会哲理小说特征。融社会、心理、哲学因素于一体，是其创作的重要特点。

1.心理描写。作家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以及在其支配下所采取的往往是乖谬的行动来揭示社会的畸形现象，反映社会现实。作家还通过个别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进而展现出整个社会人们的心理特质，故他反映出的不是社会表层的真实，而是生活本质的真实。

2.独特的社会哲理小说。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必定是某个持某种思想的人，同时必定有另一个人与之相对立。如拉斯科尼柯夫犯罪动机及犯罪理论，实践后精神的危机。与之对应的卢仁等兽性人的观念、索妮娅上帝人的观念。

3.为了让读者充分体会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与斗争，同时展开整个作品贯穿着的思想性极强的论争，这些论争都包含着对立的正反面结论，即“赞成和反对”，作者在叙述上选取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而使他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类小说被苏联小说理论家巴赫金称作“复调小说”。

法国：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较量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等的创作既有对必然退出历史舞台的封建贵族阶级的批判，也有对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罪恶本质的揭露。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塑造了丰满的艺术典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

英国：

英国早在18世纪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小说家们最先感受到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并把它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中；由于现实主义作家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多以个人奋斗为主要内容，小人物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主要形象。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色彩浓厚。

俄国：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有双重背景，一是俄国持续不断的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的斗争，二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入。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废除农奴制，进而推翻封建的专制制度统治，成为俄国最强大的进步之声，也构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主题。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和蓬勃开展的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因此，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很强的革命性、战斗性和民主倾向。此外，俄国现实主义形成与发展始终得到了文学批评和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于连是王政复辟时期受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他对王权复辟社会的反抗，与其自私、虚伪、妥协结合着。

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本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主义思想，拿破仑时代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资产阶级法权深得民心，有才干的平民青年获得了在公共事务场合大显身手的机会。这正是于连所向往的未来。在个人英雄主义理想的驱使下，于连野心勃勃，立志大展宏图。因此，拿破仑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可是他生不逢时，赶上王政复辟时代，拿破仑时代已经过去，他只能忍辱含垢地继续做封建复辟势力的仆从。于连更强烈地仇视统治阶级。小说中于连的两次“爱情”，都是起因于于连对上流社会报复的心理。

不过，心灵高贵的于连的确有过心灵卑污的历史。当他发现，已经无法像拿破仑时代那样凭借个人能力获得发展，便开始伪装自己。他不信上帝，却选择黑袍作为“时代的军服”；他憎恶封建复辟势力，却为复辟势力的代表木尔侯爵效力，并担当侯爵进行反资产阶级革命行动的秘密特使，以获得贵族封号为满足。的确，于连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用邪恶对抗邪恶的方式向上流社会挑战，结果是自己也陷入了罪恶的泥潭。

于连性格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社会环境对于连矛盾性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通过描写于连的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揭示反动的复辟势力造成的社会倒退和人格扭曲。

首先，《高老头》通过拉斯蒂涅向上爬的经历、见闻和社会背景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贵族在政治上重新得势，资产阶级暴发户居于从属地位。然而，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的冲击还是相当猛烈的。

资产阶级在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一心向贵族社会靠拢，这表面是巴结贵族，实际上是向贵族争夺权利。而贵族社会的男女，不是被遗弃，便是步资产阶级的后尘，走投机取巧发财致富的道路，总之是走向灭亡。

其次，在金钱的支配下，资产阶级暴发户内部的互相倾轧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被揭露无余。

高老头本是一个面粉商，大革命期间起家，乘混乱之机大发横财。但两个女儿长大后，却将他敲榨一空；泰伊番是个靠杀人越货起家的银行家，可他被同样甚至更为凶狠的掠夺者算计，他的财产同样要被杀人越货的家伙如伏脱冷之流谋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即便亲人也不例外。高老头与两个女儿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金钱，他用金钱买到两个女儿的爱，两个女儿因为他有钱才认他为爸爸。泰伊番为了让儿子独享财产继承权，不惜把女儿赶到巴黎的一个下等公寓，弃之不顾。米旭诺为了三千法郎，出卖一个与她毫无关系的房客。

第三，小说虽然没有写出“未来真正的人”，但医科大学生皮安训在品德和气质上同“未来真正的人”相近似，他不图虚名浮利，不巧取豪夺，而能潜心学业，济人危机。作者告诉人们，生活中不都是骗子和小人，还有正直的人存在。

总之，小说描写了1819年末到1820年初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巴黎的社会生活。通过拉斯蒂涅堕落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经历，反映了王政复辟时期封建贵族衰亡和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进程，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罪恶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在《高老头》中，他是一个由贵族子弟演变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典型。在作品中，他还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形象。小说描写了这个外省贵族子弟被资产阶级所腐化的过程。

外省破落贵族子弟拉斯蒂涅到巴黎读大学，生活穷困窘迫。花花世界的巴黎与落后的家乡形成的巨大反差，强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

在拉斯蒂涅堕落的过程中，贵族妇女领袖鲍赛昂子爵夫人和苦役监逃犯伏脱冷，做了他的引路人。

鲍赛昂夫人被情人阿瞿达侯爵抛弃后，开始教育表弟要以牙还牙地对待这个卑鄙而残忍的社会。子爵夫人的教导，使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接着，苦役监逃犯伏脱冷又开导拉斯蒂涅认识社会肮脏、凶残的本相。

经过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教诲，拉斯蒂涅的道德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他贵族灵魂的死亡和资产阶级灵魂的诞生。

在拉斯蒂涅堕落的过程中，他思想上有过矛盾斗争，但终于受不住欲火中烧，更经不住环境的诱惑，因而越陷越深，尤其是经历了金钱关系下社会现实的教育之后，他的野心家性格终于形成。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受到了“人生三课”的教育。伏脱冷为金钱杀害别人，别人也为金钱暗算了他；鲍赛昂夫人虽为贵族妇女领袖，最后却败在富有的资产阶级小姐手里；而高老头的由病而死，是拉斯蒂涅彻底转化的关键一课。高老头之死，完成了他的社会教育。他身上原来存有的一点年轻人纯洁、高尚的情感，最后在埋葬高老头时全部跟着一起埋葬了。

至此为止，这个野心家的性格形成了。在《人间喜剧》以后的作品中，他遵循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极端利己主义原则，终于得到高升。

1.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写。这包括客观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

首先，作品重视物质环境的描写。通过上层社会和下等社会两种不同环境的描写，一方面反映出房主的性格和生活，同时也为拉斯蒂涅爬上上流社会的野心产生了催生素的作用。

社会环境的描写，巴尔扎克首先写了鲍赛昂夫人的世界，又通过伏盖太太的公寓中房客之间的关系，描写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与被利用、诈骗与被诈骗的关系。还有一个世界，作者没有直接描绘，但通过外部人们与他们之间的间接关系反映出来，这就是高布赛克、泰伊番、纽沁根等人组成的金融贵族世界。他们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羡嫉的对象、命运的主宰、奋斗的目标。这三个世界囊括了社会各类人物。小说正是通过典型环境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风貌。

2.通过描绘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比如，高老头是个掠夺别人又被别人掠夺的典型，他的悲剧主要因之于他的父爱。

拉斯蒂涅的性格处于发展中，因而时时显示出他的犹疑和野心。他起初持有内地人的“一切凭着自己本领去挣”的观念，幻想通过努力学习和工作达到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的目的，后来在声色犬马、腐化堕落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才接受了巴黎那套利用别人飞黄腾达的人生哲学，而即使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还不时有野心和良心的斗争。这一切，正体现出一个野心家成长过程中的典型性格。

3.严密而富有戏剧性的结构。

《高老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因而在结构上复杂而多样。这部小说以拉斯蒂涅向上爬为主干，以高老头的家庭悲剧、伏脱冷的杀人越货、子爵夫人的情场失意等为旁枝，通过拉斯蒂涅将这一切串联成一篇完整的故事，使情节体现出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特点。

4.巴尔扎克还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同一个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出现，并且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物性格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从《高老头》起，巴尔扎克所写的每部小说，就其本身来说，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就其与《人间喜剧》的关系来说，它不过是“描写社会的长篇中的一个章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