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这三百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打碎了中世纪思想锁链的最初环节，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文艺复兴从表面上看来，是欧洲思想文化界人士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运动，但这种复兴并非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创新，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而鲜明地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就是重视现世生活、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与幸福、人的情感与理智、人的知识与探求精神，反对禁欲主义、禁锢人性、虚伪造作、先验论、消极无为，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和最重要的内容。

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人本主义史学应运而生，新一代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崭露头角，给历史学带来了新观念、新风格、新视野和新方法，西方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无疑要数马基雅维利（Niccdo Machiavel，公元1469—1527年）。他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的贵族家庭，经历复杂坎坷。马基雅维利著作有《君主论》《论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佛罗伦萨史》等政治学和历史学著作，他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用历史论证自己的政治理想，又用政治斗争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演变，体现出了人文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

马基雅维利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是《佛罗伦萨史》，共八卷。第一卷是综述意大利从蛮族占领到1434年的历史；第二至四卷是叙述佛罗伦萨城的城市史，一直到美第奇家族1434年取得佛罗伦萨政权时止；第五至八卷是详细讨论1434至1492年佛罗伦萨的当代史，同时也注意讲述意大利各国的外交史事。马基雅维利原打算继续写下去，可惜仅有梗概与片段，并未完成。

《佛罗伦萨史》以大事为中心组织材料，突出分析政治制度，打破了中世纪的编年体方式，突出的价值体现在三方面。首先，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则较多地注意了佛罗伦萨的内部发展。他坦率地承认，他写历史是要对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利弊得失进行客观的分析，揭露佛罗伦萨政治肌体中长期存在的腐败行为，从而弄清这个城市日渐衰落的原因。其次，马基雅维利写《佛罗伦萨史》并没有局限于一城一地的狭小范围，他认为，离开了整个意大利的历史，单纯的地方史不仅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是没有教益的。因此，他在书中用第一卷讨论15世纪以前意大利各城邦的演变，并在具体叙述佛罗伦萨史时不断同其它地方的情况加以对照。马基雅维利想通过对佛罗伦萨历史的剖析，寻找一条拯救整个意大利民族的道路。第三，受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影响，马基雅维利把人类以往的历史发展看成是上述三种政体的依次更替和不断循环往复，但在其历史循环论的背后，我们能感到一种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朦胧意识。布克哈特说：“马基雅维利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把他出生的城市描写成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 

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具有大视角、用发展的眼光纵向观照历史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对近代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位考古学家。中世纪的人由于没有历史意识，所以并不认为古代的文物和遗迹有什么重要。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特别是崇尚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中，古文物却有着愈来愈大的收藏、研究和应用的价值。然而比昂多的《著名的罗马》《复兴的罗马》和《胜利的罗马》被称为罗马三部曲，运用大量考古材料进行写作，是近代最早的考古学著作。而瓦拉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也大量运用了考古学材料。

其次，比昂多首次把中世纪作为历史的特殊阶段且划分出来，明确了中世纪的历史概念，在《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做了系统的阐述。该书共分30卷，前20卷记述从412年到1412年这1000年的欧洲历史，后10卷主要写1412年到1442年这30年的意大利当代史。比昂多把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一千年叫做“中世纪”，意为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这两个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比昂多已明确意识到中世纪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指出了古代与中世纪的界限，还暗示了中世纪向近代的转移，他认为中世纪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时代，是整个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比昂多是第一位从中世纪撰写的那些编年史中抽出中世纪史的作家，他的新分期对西方史学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现代各国在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形式上都一致沿用了比昂多的做法，因而汤姆森称该书是“近代史学的一个里程碑”。

最后，比昂多重视对史料的考证，批判地处理史料，从而建立了意大利史学的批判传统。《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千年史》中材料丰富，比昂多善于考证，对比不同史料，追溯资料源流，校勘误讹，充分利用考古实物，果断地舍弃神话传说与奇灾异说，从人文主义角度确定史实，搞清意大利城市的起源。布克哈特评《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的千年史》曾说：“只有这部书才会使我们有权说这样的话：只有首先研究古代才有可能研究中世纪，这是因为首先需要的是头脑养成公正无私的历史批判的习惯。”

比昂多创立的考古学不但对古典文艺复兴提供了有价值的诠释，而且对批判的方法和历史的解释做了很大贡献。但如果想把历史写作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需要另一种工具，就是作为历史研究的辅助科学即文献校勘学，其创始人是洛伦佐·瓦拉。

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是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家、文献校勘学的奠基人，撰写了《<君士坦丁赠礼>之辨伪》，激烈攻击教皇。

《<君士坦丁赠礼>之辨伪》是针对教会的一个重要文件即“君士坦丁赠礼”而作的。公元八世纪，法兰克国王丕平将他夺取的一块土地献给了教皇，从此建立了教皇国。然而教皇认为丕平的敬献不够权威性，因此伪造了一份文件，它的内容便是“君士坦丁赠礼”。伪造的文件宣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身患顽疾，圣彼得和圣保罗显灵，指示他向教皇求救。君士坦丁照做了，教皇昔尔维斯特一世给他施洗礼，病神奇般地痊愈了。为了答谢教皇，君士坦丁将这块土地连同三项特权赠与教皇。这三项特权是：（1）承认罗马主权在全世界主教中的最高地位；（2）君士坦丁东迁，将罗马和意大利的统治权力交给教皇；赐予教皇绛色皇袍和三角冠，象征教皇有统治西方诸国的世俗权力。

这个文件是教皇争夺世俗权力的主要根据，罗马教廷把它收入官方的法令集，不许人们怀疑它的真实性，凡对它发生怀疑的人均会被视为异端。

从头至尾对它提出系统批判的，瓦拉实为第一人。瓦拉列举了许多论据，说明君士坦丁不可能颁发这个文件：第一，君士坦丁的这一“赠礼”不但损害了他的子女继承遗产的权利，也触犯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利；第二，这一“赠礼”与全部教会法相矛盾，对于教会也是一个侮辱。从历史上看，瓦拉根据四世纪罗马史学家攸特罗庇乌斯（Eutropius）《罗马史概要》的记载，指出君士坦丁的帝国不是传给别人，而是传给他的儿子们。从文件本身来看，瓦拉指出文件中“总督”“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之语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根据这些事实，瓦拉断言：编写这部文件的人不是君士坦丁时代的人，而是比君士坦丁晚得多的人。瓦拉还在文件中发现一些拉丁语法上的严重错误。

瓦拉这一著名论文虽然还不完备，但仍为后来的历史批判奠定了基础，唤醒了西方史家的历史怀疑精神。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史料认识方法，即一定时期的史料同该时期的文化状况存在必然的联系。由于他的成功，古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创立的文献校勘研究方向在消失千年之后获得了重生，从而奠定了近代史学得分支学科——文献校勘学的最初的对象、任务和方法论基础，直接启蒙了后来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史家的怀疑精神。

让·波丹 (Jean Bodin，1530-1596年)是近代早期最杰出的史学思想家，在其史学巨著《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波丹探讨了历史的一般价值、本质、形式类别、总体认识、历史分期以及阅读史书的方法之类本体、客体问题，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史学最深刻、最全面的反思。波丹对历史的思考，直接启迪了近代西方的历史意识。

波丹认为历史具有任何学科都难以比拟的实用价值，其最大的功效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人的一生都应该按历史的神圣法则来行事。此外，历史还有美学意义，予人以“轻松和愉快”，因为历史无需任何特殊技能的帮助便可以被人理解，而愉快则从阅读历史时获得的美好知识中油然而生。

波丹认为历史的本质是对真实的叙述，十分强调史学工作的求真精神，认为记述真相是历史家的唯一职责，他提出的要在历史著作中消除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兰克史学原则的先声。

在历史的总体认识方面，波丹猛烈抨击了关于人类历史由金、银、铜、铁各时代依次堕落的历史倒退观，明确提出了各时代依次递进的世界历史进步观。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已表明人类社会是持续不断地发展进步的，他所处的新时代要比以前的时代进步，而将来的时代也必将超过现在这个新时代。这种对人类未来的进步的乐观主义，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波丹明确提出的进步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波丹在讨论影响历史进步的因素时，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一定民族的性格。启蒙时代法国著名学者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受到波丹有关思想的直接影响。此外，波丹还提出了囊括全世界、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的整体史观念，同时他注重历史比较方法，注重宏观考察，这都给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人的文化史观念及其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波丹的理论对历史学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

以上所列就的各位史学家，体现了鲜明的人文主义史学特点。那么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为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留下了哪些遗产？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体现了怎样的特点呢？

首先，古典人本史观复归。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基督神学的影响，他们持的是神本史观，认为历史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已经为人类安排好结局，因而历史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的行为符合上帝的安排。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们却复归了古典时期的人本史观，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上帝在人间的某些具体代表，指向那些禁锢人性、排斥异端、强求一律的不合理学说和制度。弘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情欲、人的道德、人的荣誉和功利重新成为历史著作的主题。在人本观念的指导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突破了基督教文学划定的历史演进模式，提出西方历史三个阶段，即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划分的新方法，于是人文主义史家成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历史划分的创始者，而这一划分后来在史学中得到了有力的确认。

其次，历史研究队伍世俗化。由于基督神学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世纪从事历史写作的基本上是教堂的教士和寺院的僧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长期思想控制放松之后释放出的人的活力，以及开明君主和教皇奖掖学术、附庸风雅的政策，大学教育的发展，社会造成一种成名成家的气氛，追求知识、追求高雅、追求不朽、追求大写的人的价值成为时代的学风，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史家大多数是凡夫俗子，他们多依附于王公贵族，大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高度的文化修养。一个史家，可能也是很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古物学家、科学家。历史撰述和研究的这种世俗化、平民化为历史学未来的专业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第三，治史态度严格认真。由于在中世纪，古典文化的发展有所间断，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希腊、罗马学术时，不得不非常小心，对史书作细致的处理。同时，他们也必须花费大量精力搜集各种版本，比较优劣，以获取最可靠的知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学术的兴趣和辨伪，培养了一种批判史料的作风。可以说，对文献和史料的鉴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之一，是一场“真正的史学革命”。此外，他们在搜集古物的过程中，发展了古典史家开创的利用考古资料恢复历史真实的方法，为近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历史地理学、碑铭学等辅助学科置打下基础，从而人文主义为近代史学的成长提供了条件。

第四，历史写作形式呈多样化。中世纪史书的体例单调乏味，基本上是简明的编年史、年代记，内容最多的是缺乏生气的圣史，即教会史、圣传之类。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城市共和国的独立，个人成名成家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增强，历史编撰队伍的扩大，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题材相当丰富多彩，风格千姿百态。其史作大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按编年顺序叙述的国别和世界通史、断代史、传记、专史、对古典作品的评注、古物研究与鉴赏、史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史学任务的研究。在各种史作形式中，最通行的是地方编年史。城市共和国基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提高市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本国、本地区的历史都格外关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里等国均有自己城市的编年史，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群体树碑立传。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家也有类似的编年史问世。表面上看，它们与基督教编年变相似，并且利用了基督教文书提供的史料。然而就它们的叙述风格、内容以及提出的任务而言，则与基督教文学相去甚远。 

最后，民族史学初步形成。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是一种与中世纪迥然不同的世俗文化，与中世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相比，世俗文化的主要特征既是地方的、民族的，也是现世的、实际的。人文主义史学最早在意大利出现，而最早的人文主义史学也首先是意大利的，即民族的历史，但当时的意大利人还没有很强的民族观念。而1499年以后，意大利外患内乱接踵而至，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观念，许多历史学家开始用一种救国安邦的心情来研究历史，以求经世致用，摆脱当时分崩离析、衰败孱弱的处境。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如果说在意大利本土，人文主义史学的民族特征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似乎在一开始便具有了民族史学面貌。从14到16世纪，法国、英国和德意志都出现了一些记述本土历史的著作，其共同特征是逐渐运用本土文字，突出本土文化的悠久，追溯自己民族的成长渊源。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各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体现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近代国家的形成相伴随。民族史的写作以后也成了近代西方史学一个很重要研究领域。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在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作为一个转折枢纽，标志着西方近代史学的开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们就像一个身穿古装、肩负重担的青年，艰难而又坚定地摸索和开辟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解释分期，以及他们对历史编撰形式的探索，都给后人以很大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