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是欧洲历史上继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学界普遍认为启蒙运动大体上是从17世纪末开始的，通常以1688年为标志。这一年有两件标志性的大事：英国光荣革命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它们为启蒙运动提供了两个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源：牛顿的启示和洛克的学说。而启蒙运动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18世纪。从18世纪初到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一般被称作启蒙时代。这一时期的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思想的主流，是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进行的第二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将文艺复兴提出的以“人性”为中心来考察一切提高到用“理性”去思索。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启蒙运动的主旨和意义。从字面上讲，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就其精神实质上看，它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直接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运动，既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深化，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是西方最早系统提出历史理论的人，学术界倾向把他称作为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者。维科生平的最重要著作是《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简称《新科学》，1725年初版）。全书分为5卷：（1）原则的奠定，（2）诗性智慧，（3）发现真正的荷马，（4）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5）各民族复兴时人类制度的复归历程，附全书的结论。这是一部范围广阔，主要详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鸿著。作者希望把历史学系统地改造成一门与中古思想相异的“新科学”，并把它引入近代历史科学的殿堂，使之发展成一门专门的“新科学”。维科建立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并企图为它寻求初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他把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解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过程，认为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过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时代三个阶段周而复始，形成一种渐进的螺旋式上升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在维科那里，三个时代的更迭总是与社会变革相联系，而社会变革往往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提出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则，虽然比较原始，但却对19世纪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史家主张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直接影响。

继维科为历史哲学奠基之后，1784年，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写成的历史哲学论文《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从理论上典型地发挥了他本人乃至整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观念，从而大大推进了18世纪的历史哲学，并成为后来许多更为周详的历史哲学的先导。康德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指出：“从普遍的历史范围出发来观察人类自由的历史，就可望发现，历史是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前进的。因此，从整个人类历史出发，表面上杂乱无章互不相关的事情恰恰反应出人类历史缓慢而持续地前进，人类的禀赋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在康德看来，历史不是由个人，而是由人类集体共同创造的。人作为地球上唯一有理性的生物，他那由理性支配的禀赋是逐步趋于完美的。这一实现过程便是历史。但这种实现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而只能在人类的集体之中，在全部的历史过程之中完成。个人的生命如此短暂，只有代代相传，最后才能达到使人类禀赋全面发展的阶段。于是，整个人类历史将呈现出一幅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观途径，而人类社会就在这前赴后继的奋斗中日益完美，这就是康德说的，人类“通过理性的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最高的幸福之所在”。

至于历史发展的动因，康德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的相互对抗的秉性乃是自然促使人们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展的手段，对抗最终将受规律的支配，导致人类社会的安定。这种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即康德所说的“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人具有组成社会和促使社会解体的双重倾向。人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因为只有在同他人的交往中，人们才体会到自己不仅仅是自然的人；同时人又具有强烈的个体化倾向，因为人具有企图随心所欲摆布一切本性，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因而造成对抗。正是这种互相竞争，唤醒了人的全部能力，驱使人们去克服懒散的习性，去追求荣誉、权力和财富。在这里，康德显然得出了恶推动历史的结论。康德的整个历史哲学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以自然意图为历史规律，以恶为历史动力，以理性的完全发展为目的的目的论体系。这些思想不仅是对启蒙运动的系统陈述，也为思辨历史哲学指点迷津，正如原苏联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曾形象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定通过座一座桥梁，这座桥梁的名字叫康德。”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年) “不仅是18世纪而且是一切说英语的国家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展现了它独特的史学思想、严谨的治史态度、大胆的批判精神以及流畅的行文，代表着18世纪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

首先，吉本具有历史连续发展的观念。吉本以“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以为主题，贯穿了公元2世纪至16世纪、以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范围遍及古代世界三大洲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欧洲史学史上，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并编纂成如此规模巨大的通史之作，吉本是第一人。

其次，吉本用极其严谨的态度进行写作，非常重视占有原始资料。他自己说过：“我的好奇心和责任感，常常使我去研究原始材料”。他广泛地阅读和钻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原作，遍览罗马帝国自创建以来的各种文献，研究古代文物，考证古代铭文，大量占有原始资料。另外，他还非常重视前代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写作内容。因此，今天它仍然是人们用来判断古代和中世纪史事的圭臬，被视为权威之作。

再次，《罗马帝国衰亡史》清楚地体现了吉本大胆而深刻的批判精神。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力求公允，鞭笞暴君的暴戾无道、荒淫腐化，在赞美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查士丁尼等“明君”的功绩同时，也揭露他们的缺点。吉本基于史实对基督教的教义、教规以及基督教会进行了具体而有力的批判，历史地、批判性地分析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与罗马帝国衰亡之间的关系，这是《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也是吉本对启蒙史学所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此外，吉本的文笔优美，语言生动，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读性，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虽然吉本仍然恪守着政治、军事史的旧传统，仍然把历史发展归结为少数显贵人物的活动，仍然认为中世纪的欧洲文化基本上没有可取之处，但瑕不掩瑜，《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代表了17世纪和18世纪这近200年间欧洲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一个启蒙运动领袖和导师的身份对封建制度及天主教会进行批判，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他的历史著作主要有《查理十二史》《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尚和精神》《路易十五时代》和《巴黎议会史》等。

《路易十四时代》共二卷，1751年在柏林出版。这部书费时20年，是伏尔泰的呕心沥血之作。本书按编年顺序，用批判的方法，根据论述的题材，阐述法国的社会历史问题，第一次把一个欧洲大国的文化完整地描写出来。伏尔泰的着眼点是路易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成功地写出那个时期法国的文化成就，直至今天，它仍然是研究近代初期法国文化史的要籍。

伏尔泰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伏尔泰把文化史纳入了历史学领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关于人类多方面活动的整体。他说：“我几乎到处只看到国王们的历史，而我要写大众的历史。”“我写历史更多地是写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不应当简单地仅仅是他在位的年代记，相反，应当成为最能为人类增光的那个时代的人类智慧史。”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所涉及范围包括政治、军事、内政、外交、司法、商业、军事、财政、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礼仪和习俗等等，实际上把文化史纳入了历史学领域。伏尔泰对文化史的理解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文化沿革史、艺术发展史、科技发明史，而且包括各民族发展史和社会史。在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最先把社会文化而且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引入历史领域，倡导“文化史观”，扩大了西方宏观世界史认识的研究领域，被后人尊称为文化史的鼻祖。

再则，伏尔泰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同理性主义思想家否定神性、坚信人类的力量，对未来社会充满希望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伏尔泰提出了四个“时代”，包括菲利普—亚历山大时代、恺撒—奥古斯都时代、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后的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而路易十四时代是尽善尽美的时代。人类的理性在路易十四时代已臻于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时开始为人所知。这四个时代展现了一个智慧—德行—理性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伏尔泰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步历史观。

最后，伏尔泰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伏尔泰不但领导了启蒙时代的理性革命，而且将理性主义的精神带进了历史学领域。他坚信理性必然胜利，他写史的目的也是向人们宣传理性，起到一种启蒙作用。同时，伏尔泰号召人们要破除各种宗教迷信的束缚来研究人类的笔触横扫整个旧史学领域，使人们摆脱了过去历史研究中的神学束缚；另一方面他又将人们的眼光引向艺术、风俗和科技的发展，为后世史学家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开辟了新的远景。然而，在伏尔泰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共同局限，包括对自然神论的信仰，对中世纪历史的蔑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等等。然而瑕不掩瑜，伏尔泰为西方史学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不愧为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奠基人。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孟德斯鸠非常注重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探讨，特别是《罗马盛衰原因论》的问世，在这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在该书中，作者第一次概括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历史观，探索了社会历史演变的基本原因。孟德斯鸠把罗马的兴盛归结为共和制度的建立，严于法纪，统治者贤明，每个公民享有国家政治权利，民风淳朴，战士勇敢，人人都关心国家的命运等。而罗马之所以衰落，究其本源，则是由它发展初期阶段所著称的那些公民品德的下降而引起的。他指出：“总而言之，这里就是罗马史的关键所在了：罗马人由于本身遵守的原则征服了所有的民族；可是当他们的目的一旦实现的时候，他们的共和国反而无法维持了。应该改变他们的统治制度，而在这新政府中所应用的、和先前的原则相矛盾的原则却把罗马的伟大搞垮了。” 孟德斯鸠通过对罗马兴衰的阐述，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受因果制约的，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在这里，全然没有中世纪编年史中的神学史观，也没有17世纪唯理论者从纯理念中演绎社会发展的迹象，而是借历史指出了国家兴衰，历史演变维系于政治制度的优劣和风俗的善恶，给史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同时，他也是借古喻今，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达到他反对封建专制暴政的目的，这就有力的表明了他的历史观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

而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更是试图寻找左右人类历史的规律。他指出：“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申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得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他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规律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非外界强加给它的客观存在。

孟德斯鸠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的特征。不同于波丹，孟德斯鸠的贡献主要在使之系统化，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问题，以至于在西方史学中把他称作“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首先，他认为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情感、道德、风俗、宗教及法律等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他认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间，特别是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肥沃的土壤能够促进专制的发展，而贫瘠的土壤则有利于民主的发展。第三，他还认为国家疆域的大小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小国应该实行共和政体，中等的国家应该君主治理，大国则应该专制君主统治。在中世纪神学史观笼罩的那个时代，孟德斯鸠能到物质因素中去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因，这在人类探讨社会历史问题方面又迈出了科学的一步。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所起的应该是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并非决定作用，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让·孔多塞（Jean Condorcet，1743-1794年）企图从理论上总结理性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历史哲学。他是法国重农学派主要代表杜谷（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年）的朋友，也是为杜谷作传记的人。早年他曾参加过百科全书派的活动，后来以满腔热忱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因持吉伦特派的政见，被掌权的雅各宾派通缉，藏匿期间写出了一部充满乐观主义的历史名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被后世称为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名篇。

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了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观念。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般都把社会进步的原因归之于理性，孔多塞的新贡献在于不仅指出历史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而且提出了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卓越观点。他相信，知识的积累和增进对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甚至进而认为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此外，他还认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必然要引起社会科学的进步，从推动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和艺术等的进步，而所有这些，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向着幸福与真理的方向前进的。

孔多塞还企图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认为揭示社会进步的规律应当成为一门指导人类进步的新科学的基础。为此，需要观察、记录人类社会的变化，分析社会“进步的不同阶段”，“揭示变化的秩序”和各个阶段发展的连续性。他把世界历史分成十个发展阶段（时代），即：（1）原始时代；（2）畜牧时代；（3）耕稼时代；（4）古希腊时代；（5）古罗马时代；（6）黑暗时代，此时科学完全衰微；（7）文艺复兴时代，从此人类文明史开始酝酿着巨大的变革；（8）开始于印刷术的发明而成就的革命；（9）从笛卡尔演说影响下发生的科学革命开始，到法兰西共和国成立为止。在他看来，前面这九个阶段都已经过去了，而在尚未到来的人类第十个发展阶段中，将是社会空前繁荣和幸福的时代。这种历史分期，不仅显示了作者对扼杀人类理性的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强烈不满，也寄托着他那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当然，他的历史分期法尚未能解释出每个阶段的本质特征，因而仍是稚拙的，但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历史历史哲学使之居于18世纪先进思想家的行列之中，并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

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启蒙运动使那些不朽的名字和著作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神学的思想枷锁，颠覆了君王的绝对权力，使人们知晓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从而将世界带入科学和理性的时代。理性主义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对作为继往开来重要载体的史学尤甚。历史知识地位的确立伴随着启蒙时代一同到来，并非偶然，它们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18世纪的理性的光芒使史学焕发了它的活力，与其时的时代精神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