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的哲学考察，随着历史的变动，它不断被阐发出新的含义。在20世纪上半期人类社会再一次经历动荡与转折的历史时期，思辨的历史哲学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就是由斯宾格勒开创、经汤因比改造完善的文化形态史观。

包括20世纪文化形态史观在内的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提出与当时相应的社会历史变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时代和社会的变动又不可避免对史学家产生影响，从而在他们的历史创作中留有深深的烙印。

斯宾格勒生于德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斯宾格勒完成了他的作品《西方的没落》，并在战后出版发行。此书一面世，便在西方世界产生强烈反响。一本深奥而严肃的历史哲学著作会如此风靡一时，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本书至少从形式上直接触及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西方人所持有的心态。20世纪以前的几十年中，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范围内权力的扩大，西方人普遍以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为人类文明的样板，以西方文明推广全球从而取代非西方的所谓落后文明为光荣使命。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方人的文明自信心。经历过惨痛战火洗礼的西方民众不得不开始反思：西方文明果真如启蒙思想家所描绘得那样前途一片光明吗？世界大战及资本主义世界暴露的种种弊端究竟该做何解释？对此斯宾格勒给出了悲观性的展望。

汤因比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历史感悟能力和深切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使他能够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智者。一战期间，汤因比在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并在战后参加了巴黎和会。可是，巴黎和会并没有为欧洲赢来长久的和平，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接踵而来，并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期间，汤因比放下了《历史研究》的写作，再次受命任出任英国外交部高级官职，并在战后参加巴黎和会。战争，与其说是中断了历史研究，倒不如说是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参照体系和开阔的全球视野。汤因比较斯宾格勒多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他更有条件去考察现代文明的利弊，洞悉人类文明兴衰的轨迹。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近代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战后的欧洲和世界开始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百废待兴的新世界，不但需要物质和技术层面的重建，也需要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上的复兴。1954年，汤因比最终推出他的十二卷本《历史研究》，对人类文明的命运作出了深入的系统解读。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共同构筑了文化形态学派，大体说来，他们分享着诸多理论共识。但毕竟两位思想家是具有着各自鲜明个性的研究主体，他们二人所生活和创作的社会背景又有不同，因此他们的历史思想又存在很多分歧，有些分歧是表明化的，有些分歧则深藏在表面的共识之下，以下逐次给以分析。

首先，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分别用文化和文明这样新型的宏观单位来统筹历史研究，这是文化形态学派的一大理论创见即认为历史研究的有效单位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层次的“文化”或“文明”，世界上有多种文化或文明体，它们在存在时间上具有同时代性，在存在价值上具有等值性。那么，这些文化体/文明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深层次的交流互动呢？在这个问题上，两位思想家持不同意见。在斯宾格勒看来，各文化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沟通、影响与融合，如果有交流，那也是表层的相交，而文化内在灵魂的独特性则使每一个文化都成为封闭排外的体系。与斯宾格勒的观点不同，汤因比认为各文明圈确实各有特色，但各文明在结构、性质和演变等方面却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因素，这为它们互相交流并借以改造发展自己提供了条件。文明的交流可以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向的交流，即不同的文明圈在同一时段互通有无、互相影响。另一种是纵向的交流，主要表现为“母体”文明与“子体”文明之间通过代际承接。由于认识到文明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认识到文明体之间相互交流的负责性，汤因比主张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文明史研究，即通过对各文明圈发展过程和表现形态之异同的分析来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则。

其次，文化形态论主张文化体或文明圈的生成演变都经历一个从生到死、由盛而衰的过程。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把文化或文明形态看成一种有机的生命整体。具体说来，斯宾格勒将文化的发展分为前文化或原始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文化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原因突然诞生，然后就进入前文化阶段。前文化阶段的特征是人类以野性的直觉进行伟大的文化原创，其创制具有神秘的象征主义意味，例如中国的商朝、埃及的提尼斯时期、古典迈锡尼时期、印度的吠陀宗教时期、阿拉伯的波斯—赛留斯时期、西欧的莫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等。文化阶段则是人类文化的青春期，此时的文化形态开始充分发育成长，一切欣欣向荣、充满活力。到了文化阶段的晚期，城市兴起，第三等级开始成长，社会制度趋于完善，文化发展进入成熟期并开始向文明时期过渡。文明阶段的最后表现是出现恺撒主义。这样，一种文化便完成了它的生命周期而归于沉寂。汤因比吸取了实证性的经验成分，对文明起源的解释就不像斯宾格勒所说的那般神秘，他认为文明起源自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挑战和该地区人类种群的成功应战。挑战-应战模式既考虑到了外在的客观环境对于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影响，又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有余地，汤因比除了用这种模式来解释文明起源以外，还把它丰富扩展开来以用来解释整个文明发展的历程。文明社会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逐渐走向其辉煌期。文明走向衰落同样可以用挑战-应战机制来说明，即衰落来自于少数具有创造力的人失去了创造能力而蜕变为少数统治者，这时的社会已丧失了文明生产之初所具有的内在的精神自觉，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于是一个文明消亡。总体来讲，汤因比实际上承认人的主观作为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从而使他的理论富有人文主义的辩证意义，而斯宾格勒的文化演进模式则充满着神秘的宿命论色彩。

再次，基于对文化/文明体演化机制的概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做出了不同的展望。斯宾格勒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他坚定地主张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归宿，谁都逃脱不了生命体的生长消亡规则，世界上的高级文明已经死去了7个，现存的西方文化也注定要走向消亡。西方文化的悲剧性命运，是斯宾格勒式的文化形态演进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汤因比同样承认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困境，但他的西方文明的前途却有着不同的意识。尽管承认斯宾格勒给自己以很大启发，但汤因比也批评斯宾格勒是最没有启发性的教条加宿命论者。他认为西方文明也不是必须同其它多数文明共命运的。之所以对西方文明的前途还抱有一线希望，是因为汤因比的文明演化模式考虑到了人类主观作为的意义，承认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存在价值，为人类在历史行程中的自由选择留有余地，文明的命运可以说是人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在他的挑战-应战理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以对历史本体进行哲学思考而著称的文化形态学派，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近代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尝试，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人类文明精神宝库所贡献的，是他们以文明为框架对世界历史格局所做的卓有新意的划分及其考察人类历史演进的综合比较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今天仍被以各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借用，如当代思想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可以从中找到文化形态学派的思想踪迹。但是，总体上讲，思辨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上半期已不占主流，西方史学思想界对本体的关注正逐步为对历史认识和方法的关注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