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对历史本体的思辨性玄想逐渐让位于对历史认识的反思性批判和分析。思辨的历史哲学对整个人类历史运动之规则、行程、动力、主体、意义等宏观问题的解说，这些问题靠历史哲学家个人的有限经历和感性的经验性材料是无法得到证实的，对历史本体存在与运动的体系化描述，多要借助于纯粹的哲学意义上的逻辑推导和先验的觉察感悟。由此，欧洲思想界对历史学的兴趣逐步转向历史学本身，其具体做法就是充分借助自然科学的经验来把历史学从哲学的光环笼罩下解放出来。在对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属性问题的研究中，有一批历史哲学家坚定地主张历史学的自律性，否认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有意识地区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属性差别，这些主张构成了所谓“历史学的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批判的历史哲学。

20世纪上半叶，批判的历史哲学领域饶有建树的学者包括意大利的克罗齐和英国的柯林伍德。在使历史学摆脱神学和实证主义影响方面，批判的历史哲学思想家可谓志趣相投，而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研究特色则在于，通过直接探索历史知识的本质特点，他们发掘出处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从而在认识论的基点上为历史学的自立寻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克罗齐早年写有《普遍概念下的历史》一文，他对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区分与弗莱堡学派的认识比较一致：凡是把特殊变成一般概念，就是科学；凡是按事物本身的面貌看特殊，就是艺术，历史学正是通过具体事物来再现特殊性的艺术学科。不过，克罗齐更具原创性的观点是他所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这一命题可以遵循如下的逻辑顺序来加以理解。

克罗齐首先强调精神与历史的合一，他说：“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克罗齐所强调的精神，不同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那种凌驾于经验的历史过程之上的形而上学实体，是克罗齐所反对的。克罗齐所说的精神内在于历史之中，其存在状态是活生生的运动与创造，其最高表现形式可见于人类的精神生活之中。无论历史事件如何纷繁变幻，而精神则贯通过去、投射未来并直接存在于现在。当代性，是精神之存在和运动的本质特征，因此也是历史存在的本质的特征。

遵循克罗齐的基本想法，我们可以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做出这样一种解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认识者，特定的历史认识者又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产物，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必定会受到他们所处的具体时空环境的影响，打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烙印。克罗齐说：“当代史固然是直接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被称为非当代史的历史也是从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因为，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想像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这样，克罗齐便明确地赋予历史认识以主观化的色彩和时代性的特征。

根据历史是否与精神相联系，即历史认识是否蕴含着活生生的当代性的思想，克罗齐对真历史与假历史做出了区分。“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而编年史就是一种“假历史”和“死历史”，而“真历史”则要求“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具体来讲便是，历史的价值完全由历史认识者的时代观念所决定：“我此刻对它们是不感兴趣的，因此，此刻对我说来，那些历史就不是历史，充其量只是一些历史著作的名目而已。而在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的人们的心中，它们则曾是或将是历史，当我也思索过它们或将要思索它们并按照我的精神需要去推敲它们的时候，在我的心中，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历史的资料是死气沉沉的，而一旦人们出于时代的需要而将思想之光重新投向历史档案库时，那些被思想的资料便会重新焕发出生机。

受到克罗齐的启发和鼓舞，进一步对历史学的自律性给以深入阐发的是柯林伍德，他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将历史认识中主观性因素的重要性发挥到了极致。柯林伍德也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及目的入手来分析二者的区别，他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事件可以划分出两个层次，即由行动表现出来的外在方面和由思想动机决定的内在方面。比如，凯撒带人在渡过卢比康的河流和他对共和国法律的蔑视，就可以相应地归入这两个层次。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的工作可以由发现一个事件的外部而开始，但决不能在那里结束；他必须经常牢记事件就是行动，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相比照来说，自然界中的事件却不存在行动与动机的内外层次之分，“自然界的事件都是单纯的事件，……科学家决不把一个事件设想为一种行动，并试图重新发现它那行动者的思想，从事件的外部钻入它的内部去；而是要超出事件之外，观察它与另外事件的关系，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 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无需在寻找事件的原因和规律方面与科学家竞赛。由于历史当事者的思想动机对于客观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以及历史认识者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追问这些思想动机的重要性，就可以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随后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捕捉到历史行动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呢？柯林伍德的策略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举例来说，历史学家的面前有一份皇帝的敕令，仅仅阅读上面的文字并不能懂得其中的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必须设身处地体会这位皇帝是在何种境地、为应付何种局势而发出这样的敕令，当它经历了这位皇帝在决定这一特殊办法时所经历的过程，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了这位皇帝的思想时，他也就成功地解读了敕令。如果不以移情式的体验来揣摩历史当事者所处的情境及其负责的思想波动，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叙述一个所谓完整的故事，这样的历史学，被柯林伍德斥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这种研究方式并没有叫史料在研究者的追问下吐露真言，因而是毫无意义的。

总体而言，从狄尔泰到弗莱堡学派，从克罗齐到柯林伍德，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们摈弃了黑格尔那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辨，将哲学的智慧由历史本体论领域转移出来而投射到历史认识论领域，而这一领域的探讨对于历史学的成熟具有更为切近的实际意义。具体来说，从研究对象、方法、目的、意义等方面，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为历史学的自立系统地寻求了理论根据，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活动中的能动作用，这在以前的历史哲学思想中是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得以生生不息地独立演变的最宝贵的动力资源，是他们所自明的科学的历史学区别于思辨的历史认识及实证的或客观的历史认识的最突出的特征。正如柯林伍德对汤因比的批评中所指出的那样：“他错误地设想了历史过程和认识历史过程的历史学家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家乃是历史的明智的旁观者，正有如科学家是自然界的明智的旁观者；他没有能看到历史学家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份子，在他自身里面复活着他对之获得历史知识的那些经验。”

在认识活动中给历史认识主体以应有的地位，无疑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们的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认识主体的强调多是看重其主观方面，无论是体验或移情的方法，还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的认识，都因为过于强调历史本体运动中的主观化因素和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化因素，而使历史学偏离了传统的赖以安身立命的经验性根基。如此发展下去，刚刚摆脱了实证主义束缚的历史学很可能会走上“文史不分家”的道路而最终导致真实与虚幻不分，历史学自立的理想只能与这些历史学家的努力构成悖反。批判的历史学家们在反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客观主义史学的教条化的具体情境下提出上述论见，虽然情有可原，但决非是完美无缺而不可以接受批判。

除了思辨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外，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发展新走向的重要分支。20世纪中期以来，叙述学研究最具影响的的首先是文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然而，有关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的哲学研究也已展开，它可以算作是西方叙述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由历史叙事研究引发的对历史叙述行为的讨论，导致了西方历史哲学界在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场新的变革。历史哲学在这一时期从分析的、批判的时代步入了后现代主义时代。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作为这两个时代的共同主题，其内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更了。

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对narrative一词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表述历史的行为”，不过，由于传统史家确信存在不以人的一支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同时又对语言在历史表现中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被表现的内容方面，而把叙述问题看成是无关紧要的形式问题。第二种理解将narrative一词视为形容词“叙事的”，这样就有了narrative history，即叙事史或叙事史学，它关注历史事件，被认为最典型地代表了西方传统史学，而与之相对的是西方新史学，即面向问题的史学。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兴起首先得益于分析哲学的进展，后者直接引发历史叙述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个：覆盖率、历史解释和因果关系问题。其中海登·怀特就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从观念、语义发展史的角度入手作出自己的回答。海登·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将叙事视为再现历史的唯一可能模式，不过，他的研究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叙事研究的范围。怀特在语言学的层面上强调隐喻在历史故事的构成与再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要将历史学家（历史叙述者）纳入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围。这样，对历史事件本身的逻辑、解释能力的研究必然对历史叙述行为的研究所取代。

60年代中期语言哲学开始逐步确立它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1973年，海登·怀特出版了《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他继续表述其在《历史的重负》中倡导的思想，希望比较完整地建构一种能够说明一切历史叙事文本的一般比喻理论，通过对比喻的分析阐明历史学家特意选择某个中心主题进行叙述的目的，揭示一个普通历史文本在总体上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蕴含，最终证明每一个历史文本中都包含着历史学家的某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怀特确认运用任何一种叙事形式构成的历史都是一种“元史学”的产物，这样便以其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当代历史哲学研究中认识论与本体论结合的进程。

由此可见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代表的思想体现了一种趋势，即历史叙述不再是一种历史“客观”事实之外的东西，没有历史叙述，任何真实性、客观性都无从表述，而忘记了历史文本是由具有历史性的历史学家所叙述，我们也得不到可理解的历史。对此，后现代主义史学发起了挑战。

其一，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后现代主义解构和冲击了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元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眼中，黑格尔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构想不过是充满着个人主观意志的奇妙而又宏大的想象，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宏观历史图景完全是虚幻的骗局；历史运动从来就不是以时间为线索而规律地直线上升的客观过程，历史事件就像抽屉里的杂物一样凌乱不堪、布满灰尘，只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据个人片好选取其中一些物件和片段随意排列组合才使所谓“真实”、“完整”的历史图景呈现在世人面前；历史运动本不受任何法则制约，它没有起点和终点，现代主义史学家为历史所划分的分期和结构、起始和目标，都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意图而进行的人为设计，却并不是历史存在的本来面目；历史运动也不存在进步和倒退，西方现代社会并没有兑现人类解放的诺言，相反，科学和理性并不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它们在现代社会的不受限制的蔓延只能使人的个性受到更深层的摧残，使人的自由受到更全面的压抑，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繁荣也不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其极端发展应为现代官僚制度的膨胀和集权暴政负责；在推动历史运动的各主体国家和地区之中，不存在起到主导地位的“中心”力量，中心与边缘、文明和野蛮的划分也是一种主观操作，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差别而是具有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不存在一种普世的统一标准来衡量其各自的高低贵贱，同理，历史舞台上不光由白人男性精英来主宰，非白人种群、妇女和普通民众也参与了历史运动，“他者”的声音不应该被淹没不闻；等等。总之，破除“元叙述”后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应该具有多元性、无序性、片段性、断裂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其二，在史学认识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瓦解和颠覆了现代性历史哲学的客观性。历史本体论与认识论密不可分，对“元叙述”的解构必然连带着要消解其认识论根基——客观主义的直观反应论。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一般认为：历史的客观存在与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两回事，由于客观的历史是一种随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的瞬时性存在，因此便无法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再现客观的历史进程；历史认识的生成，都经过了历史编撰作家的主观虚构，他们运用语言叙述策略来展现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从选择论题、搜集材料、形成解释、构造因果到完成叙述的整个研究过程，都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了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更加巧妙地在行文中隐藏了自己价值偏好，而制造了客观历史自言自语地呈现真实面貌的假象；历史学的目的不是再现客观历史的真相、寻找历史事件之间内部的因果关系、发现支配宏观历史运动的规律，而是寻求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环境和作者主观兴趣相关的历史话题并给以高度主观化的阐释，这种阐释如画家实物素描作品一般只有高低好坏之分而无对错之别，其工作原理只是“发明”而非“发现”；历史语言具有自身的内在结构，语言非但不是历史作家借以表述真实想法的工具，反过来却影响作家的表述，因此，在历史文本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宣告了“作者之死”，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的预设来理解历史文本的含义，当他在文本中发现了自己希望发现的历史意象时，他就确认自己通过作者的叙述而发现了历史的真相，历史的意义也便在读者心目中生成了；历史真相无法得到，历史规律并不存在，因此，传统史学所追求的反应真相和规律的历史真理便纯粹属于一种假设和猜想，它们诞生于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情境之中，也必然受到其限制，而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实是一种带有知识垄断性的霸权话语，这种霸权限制了思想自由，其背后则隐藏着控制他人的权力欲望，号称以科学精神和理性方法写成的现代主义的历史作品，实际上是西方支配非西方、男人支配女人、知识分子支配民众、国家支配社会的权力意志宣传品；等等。总之，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在消解了现代性历史认识论的客观性基础后所强调的是历史认识的主观性、相对性和生成性。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虽然对当代西方史学思想领域构成猛烈冲击，但当传统史学直面挑战并进行深刻反思时却实则获得了难得的重塑自身形象、进一步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良机，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给当今史坛增添了生气，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建设提供了不少有益启发。一方面，受后现代的历史观的影响，史学家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他们开始对作为过去研究盲点的微观态“地方性知识”发生浓厚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使得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历史图景更为生动、具体、细致、逼真。与此同时，被现代性历史观所边缘化的历史主体也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话语权利，性别史和后殖民主义史的崛起使广大女性群体以及西方世界之外的曾经遭受过殖民奴役的族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历史学家谱写出了关于人类过去这样一个宏大主题的更为动听的交响乐。另一方面，历史编撰家也更多地对自己的认识论主张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面对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尖锐意见，他们开始学会在历史研究中主动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反省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前提，将自己的预设主见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表现和交流历史研究成果方面，历史编撰家也比以前更苛刻地对待史料的严整性，更谨慎地对待历史写作，更精确地选择合适的语言和叙述解释模式，更积极地关注自己是在何种条件和语境下得出有限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