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随着以所谓“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同时由于在五十年代后形成的社会史或社会科学史研究本身暴露的问题，出现了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史学方向的转折。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爆发的批判。相较于之前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因素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在新的世纪再回首，可以看到，这一新的变化与前两次转折一起，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一幅全景。

新文化史得名于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一次法国史学术讨论会，两年后会议的部分论文结集出版，定名为《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也同时为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史学中中出现的一股新的研究取向定下了名称，从此原本各家自云的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的个体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它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已经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的史学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中，也出现了向文化的转向，文化因素的考量成为这些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增加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特征。由此，新文化史颠覆了之前社会史唯社会经济因素的简单决定论，将文化从一种被决定的“上层建筑”位置解放到了更加基础的层次，成为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之一；新文化史也打破了传统文化史唯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狭隘偏见，用一种更广义的文化概念，还原了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

从历史学外部而言，一方面新文化史的兴起是同以“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风气的转变相一致的，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它既是一种在历史线索和框架下展开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种具有文化视野和取向的独立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它从外部的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借鉴，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特色，历史学不再是孤立和封闭的，其开放性使得社会史从五六十年代依靠同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结盟而实现了第五次转折，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当时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则投向了另一些不同的学科，它从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那里获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视野和解释的手段，从文学理论，语言学和符号学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后现代思潮中学会了批判的态度。

要讨论新文化史，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定义“文化”和“文化史”。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且多义的词语，1952年美国两位人类学家对过去种种有关文化的概念和定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收集了从爱德华·泰勒开始的多达164条对文化的定义，以及更多的关于文化的解释，如果加上此后半个世纪新增加的和其他语言中的相关定义，这个数字显然将会更加庞大。虽然大多数新文化史家倾向于来自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但从泰勒、马林诺夫斯基到克利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等等，即便在人类学家内部对文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而文化史正是要这个无法给出统一界定的词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研究，这似乎使这一学科陷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假如连一个明确的对象都无法确定，研究本身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但事实上这或许并不是坏处，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一切皆文化，在广义的文化概念下，文化史是对历史学中日益出现的“碎化”现象的一个很好的纠正。因此，在今天的新文化史研究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史，各自关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当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的确给把握新文化史的整体面貌带来了困难，因此有必要转而从它们的研究方法中寻找共性。尽管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文化史家们的共同点也许可以形容为对符号象征及其解释的一种关注。虽然在有意和无意中，符号从艺术到生活无处不在，但以符号学观点认识过去的方法却是有别于其他的一种独特方法，这种独特性是大多数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普遍特点。从新文化史家和他们的研究实践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具体情形存在差异，但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却是共同的。

不同于之前的史学潮流，新文化史在一代人手中开始，也在一代人手中结束。一众新文化史家并不待批评者们来宣告新文化史的终结，而是主动地对它进行了检讨与反思。文化的取向大大开阔了史学家狭隘的视野，提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维度，但同时文化史家也在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起努力地寻找一个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点或者连接二者的桥梁。新文化史终将为未来的史学发展所超越，今天的史家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使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不致丧失，因为文化史同其他相邻学科，如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一样，共同构筑了人类对历史的总体的探知和认识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研究取向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优劣、先后和谁决定谁的关系。

新文化史究竟是西方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抑或只是昙花一现？现在就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许还为时尚早。不论如何，新文化史的40多年已经大大开阔和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认识方式，不论未来的前景如何，不论新文化史的命运如何，今天的历史学已经较以往有了更大的进步，我们相信，历史前进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