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安门诗歌运动

新时期文学的前奏可以上溯到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以匿名写作和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在特殊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特定内容的爱与憎，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与战斗性。诗中体现的关乎“文革”历史及国家现实与未来的激愤式呐喊、直面现实政治的战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是这些诗歌在1978年以后的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同时，天安门诗歌运动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式悲剧文学审美形态的滥觞。

二、“第四次文代会”

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会议重申了双百方针，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对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自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成为我国文艺晃不可怀疑的基本原则，制约了我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格局和文艺面貌。新时期文学在一开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根本性指导思想的重新认识，体现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深入。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从文艺的发展规律、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历史等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认为这是极“左”文艺思潮的基本根源。从其后的许多争论文章中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的左的文艺观念还有一定市场，但在争鸣过程中大部分观点认为，工具论否认文艺对生活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工具论必然导致主题先行，把文艺变成阶级意志的附庸，必然最终取消文艺。《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80年7月26日)，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取代过去惯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两为”口号的明确提出，是这场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重要成果，对新时期文艺复苏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这场争论是由新时期一系列新作品引发的，一直持续到1982年。这是继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之后又一次深入的争鸣活动，并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和积极的审美实践效应。这次争论主要围绕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诸方面问题而展开，并通过对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而逐步深入。讨论中所涉及的作品有《班主任》(1977年)、《伤痕》、《失去的爱情》(1978年)、《乔厂长上任记》、《我该怎么办》、《在社会档案里》、《女贼》、《假如我是真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人啊，人》、《夏》、《人到中年》、《公开的情书》、《如意》(1980年)和“朦胧诗”等。198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剧本创作座谈会批评了《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在社会档案里》等作品，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不同的作品还引发了诸如悲剧问题、题材问题、爱情观问题、歌颂与暴露、人性与人情以及人道主义如何表现等等方面的争论。对这些作品的争论都涉及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如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写真实与写本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等。以上这些讨论，为新时期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探索了道路，初步廓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现实主义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在辨析中达成了共识，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文艺复苏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