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该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提出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的问题。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也撰文予以支持。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世界文坛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我国文坛也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徐敬亚在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题为《崛起的诗群》一文,概括西方现代派文学特点:一是注意表现人的自我心理意识;二是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和抽象美;三是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与逻辑;四是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潜意识。这些观点的震撼性以及它与文艺革新的紧密关联,曾激起了许多人积极的期待。但由于当时文化语境的制约,文艺现代化的呼唤对业已形成的现实主义理论格局的影响并不明显。而见诸媒体的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在世界观、创作观上有着本质区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西方现代派的中心内容是表现资本主义的危机感和人的异化;现实主义才是我们的艺术之母,它是开放的,可以多吸收其他流派的手法。
在这场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西方现代派产生的原因、对西方现代派的价值评估等问题上。人们的话题不断渗透到西方现代派产生的社会思潮和哲学基础问题。大多数论者注意到,文学与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潮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如现代非理性哲学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意识流”尽管是心理科学的发现,但却在现代派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存在主义哲学引导下的艺术对人际关系的变形呈现;与柏格森直觉主义有直接联系的非理性艺术;在弗洛伊德泛性欲主义影响下对人类潜意识的开掘等等。这场讨论的深入,为80年代后半期文艺思潮的新变,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空间。
新时期从1981年陆续开展的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说明了新时期创作倾向的新变化。问题最早在1979年12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1980年开始成为讨论话题,1981年春受到更多重视并大规模展开讨论,这一年所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有20余篇之多。人们就时代对“新人”的需求,什么是“新人”形象,如何处理“新人”形象,“新人”与时代、理想的关系,“新人”的审美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争论的焦点是新人形象的“属性”问题,涉及的作品有蒋子龙的改革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年轻的朋友们》、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灵与肉》等。这一讨论标示着新时期文学已由初期在文艺与外在关系辨析中确立自身,转移到关注文学自身的建设,试图通过深化艺术实践,达到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与革新。
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现象。人道主义话题与文学实践的历史反思的相互依托与促动,引发了对“人”的观念的思考,导致从人性、人情到人道主义理论的深化,并由文学领域迅速波及整个人文学科,形成新时期强大的人学思潮。围绕什么是人性、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什么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否存在“人的社会主义异化”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规模深入的讨论。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过程中,也同时展开对集中体现马克思人道主义理念的早期理论著作《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一书的新的研究。人们关注马克思在该著中论述到的社会异化及其克服异化的途径,涉及到的人的价值、人的价值的实现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在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研究热潮中,多数研究者都没有停留在只对异化概念的抽象阐释,而是力图从异化角度重新解释历史的荒诞与现实的困惑,显示了强烈的功利性指向。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实际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理论讨论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人”的观念与发现的命题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直接推动着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观念为现代中国民族和个人的悲剧寻求新的解释。如《啊,人》和《人啊,人》等小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在这场讨论中,许多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也先后被引进——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新哲学”、科学哲学等。尤其是存在主义,以其理论和审美的双重形态,对新时期初期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精神指向发生过重要影响。
早在1979年,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就被引入,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评介已经构成新时期文学领域关于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青年读者所广泛接受。其问所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对异化问题的讨论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所谓描写“阴暗”、“灰色”的作品,形成了本时期现实主义悲剧的另一种形态。这一时期,逐步成为主潮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完整地经历了从内到外、内外呼应、自浅至深的建构过程。 本时期还对朦胧诗、文艺心理学、文艺批评方法(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主)、复杂性格、文学创作的商品化倾向、通俗文学等问题先后展开了讨论。这些都说明80年代前期的文学在创作、批评和理论三个方面,较之前一时期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