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方法年

1985年和1986年，被人们称之为“方法年”、“观念年”。这两年间，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问题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文学思想解放运动，是由对西方文学的作品介绍、艺术手法引进到方法观念的输入而一路发展过来的。早在80年代前期已引起人们关注的文艺心理学、复杂性格说以及对朦胧诗、现代派的不同看法，可算是新时期文学对新方法和新观念的热切呼唤。从1984年开始，经过1985年的推动与泛化，流行于当代西方的各种批评方法迅速被大规模介绍进来，同时被批评家迅速运用到对新时期文学乃至文学史的研究实践当中，如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文艺阐释学、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原型批评、文化分析等等，尤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所谓“三论”的引入和运用最为普遍。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如熵定律、测不准原理、模糊数学等也出现在文学批评实践之中。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黄海澄的《从控制论观点看美的客观性》等即是运用新方法研究文学现象，并引起关注和争议的。新方法热不仅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研究的发展，也带动了文艺观念体系的变革和学术思维的时代更新，并在此后产生了一些试图将西方文学研究方法本土化的论著。

二、文学主体性讨论

从1984年到1987年，围绕文学主体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提出应在文学中确立人的创造、对象、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他认为文学的主体性的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形式”，同时申明“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创造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他分别从一般主体性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针对上述论点，陈涌发表《文艺学方法论问题》一文，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陈涌认为，主体论论者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人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于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错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人’的主体性。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程代熙、敏泽等人著文批评了主体性观点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础。总体上看，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对人的主体性如何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体现了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观念的深化，这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文化寻根热潮”

从1985年就初露端倪的寻根小说创作，引发了文学的文化寻根热。80年代中后期，正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转型时期，受海外新儒学的影响，从文化角度尤其是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当代的发展寻找生机与出路，一时成为知识界的热点话题。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也体现出新时期文学在面对现代化问题时的某种焦虑以及走出困惑的努力。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领域。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可以被视为新时期初期知青作家群的集体转向，包括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郑义、郑万隆、阿城、李杭育等人。他们在文化寻根的审美实践之前，首先表达了他们对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

与这批热情寻根的作家相反，理论批评界却对文学的文化寻根表示了怀疑。有论者指出，文化寻根者们的观点，“更多地流露出对传统文化、传统生活认同、赞美的情调，表现出与社会发展相悖的生活观念与文化观念”，“与我们社会中落后、愚昧的反现代化思潮暗合了，汇入了对抗社会进步的文化逆流之中”。“这种以怀旧情感为主线的‘文化寻根’，不但是反生活的，而且也是反美学的。”还有人对文化寻根的负面作用表示担忧，认为人为的文化寻根“在民族文化意识强化的同时，……可能出现当代意识弱化的倾向”。争论之中还涉及到了如何看待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文化继承与当代意识的关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及对海外新儒学的评价等方面。

从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来看，文学的文化寻根，反映了在时代价值转型和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文学干预现实的努力，是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当代审美功利性使然。文化寻根的倡导者们，力图通过对民族生存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还原，展示出民族意识、心态的形成过程，重建民族文化的现代形态，这些努力无疑具有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意义。文化寻根现象，以理论探讨开其首，以创作实践殿其后，以思想和现象的并置状态，对80年代后期的文学产生了颇为积极的影响。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文学的文化寻根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呈现出来的矛盾性及其理论准备的薄弱、思考探索的浅尝辄止。

四、重写文学史

早在80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中，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鉴于建国以来尤其是“文革”中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在文学史写作和文学价值评判方面的恶劣影响，就曾对以往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某些结论提出质疑，由此而引出修改或重写文学史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和唐弢就认为自己写的现代文学史“缺点很多”，并对重新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了“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的意见。他们认为，原则就是要从生活出发，从我们自己的社会条件出发。显然，这时学者们改写文学史的动机来自于时代政治对传统历史的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可算是对这一话题的积极而有力的回应。而1988年前后，文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El号，则是由于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的深刻变革而导致的。新时期文学从1978年以来，西方20世纪文论的大量涌人，各种新的文艺价值观念、概念和评判方式的改变、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文学向内转的倾向，以及主体性讨论、文学的文化思潮等，都以一种合力推动了80年代后期文学观念的更新。“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化的批评实践。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申明“重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改变过去那种文学史编著中的“非科学的思维定势”。“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既反映了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和日益多元的观念空间，同时也是从70年代末开始治学生涯的一批年轻学者，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一次大胆、深入的积极探索。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的深刻性变革，已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三个领域全面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