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新时期戏剧孕育、再生的一年。首先是重新上演部分优秀剧目,同时,戏剧界展开了对于"四人帮""阴谋戏剧"的批判。在重演和批判中,新时期的戏剧得以孕育和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再生。《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编剧,1977年)是一出政治喜剧,以辛辣的讽刺剥开了"四人帮"政治欺骗的画皮。《曙光》(白掸编剧,1977年)描写30年代贺龙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作者通过冯大坚等优秀红军战士被杀被抓的故事,试图从历史上揭示极"左"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危害,探寻中国革命历史中"左"倾思潮的渊源。此后,新创作的剧目便大量涌现。这类剧作共同的特点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话剧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光大。1976年清明节爆发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曾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978年,《于无声处》(宗福先编剧)崛起于上海舞台,勇闯禁区,为"四五"英雄平反发出第一声呐喊。在北京,《丹心谱》(苏叔阳编剧)以"四人帮"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斗争为背景,通过得到周恩来总理关心的"03,新药研制过程中的种种冲突,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兴。方凌轩宁折不弯、嫉恶如仇、光明磊落,丁文忠苍颜白发、个性倔强、出语犀利、嬉笑怒骂、狷而不狂,通过他们反映了中华民族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庄济生作为反面人物,也一反当时舞台上"画鬼"的流风,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二剧南北呼应,形成戏剧舞台上继《枫叶红了的时候》之后的第二次热潮。这一年戏剧在内容和数量上仍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为主,同时,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剧目继《曙光》之后不仅大量出现,并且在艺术上有所进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家思想进一步解放,剧作界因之出现了短暂的百花争艳的局面。与最初两年有重大影响的剧作产生于京、沪两地的局面不同,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东北、西北、中南、华东都出现了具有影响的剧目。
在思想解放、新作蜂起之际,《假如我是真的》(六场话剧,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编剧)引起了波及全国的争论。剧本是以反对某些干部中存在的特权和不正之风为内容的。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有争议的几部作品(《假如我是真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档案里》、《女贼》、中篇小说《飞天》、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等),就当前文艺创作的估价、如何认识时代、如何认识文艺任务、如何理解文艺的真实性以及如何发展文艺批评等问题展开讨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会上对于"如何看待领导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党","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社会","如何看待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如何看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如何正确地看待毛主席,看待毛泽东思想",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长篇讲话。
进入80年代,"话剧热"降温,话剧开始步人困境。导致降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话剧生存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原因,也与经济生活日益成为关注的中心,中外交流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大规模开放,休闲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有关,而话剧自身诸如创、演体制问题.戏剧艺术从观念到形式方面的单一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困境激发了戏剧工作者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热情。
戏剧观的讨论。新时期戏剧观的变革,除了受到来自现实的深刻影响外,还受到两种戏剧传统的影响:一是五四以来,尤其是"十七年"的话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二是外国现代主义戏剧的观念和实践。其中外来影响是显著的。首先是在1982年前后出现的戏剧观争鸣。这次争鸣是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形成广泛影响的情形下发生的。外国现代戏剧,除了五四时期曾经介绍过的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约翰·辛格、斯特林堡、凯泽、托勒、奥尼尔以及未来主义剧作家马利蒂尼、基蒂等剧作家的作品被再度介绍外,本世纪50、60年代在法国兴起、一度席卷欧美的贝克特、尤涅斯库、阿达莫夫品持、阿尔比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也被介绍到中国。197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了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伽利略传》,实验布莱希特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大法剧体系的结合。1981年上海青年话剧团在沪演出了萨特的名剧《肮脏的手》。1983年5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由阿瑟·米勒亲自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戏剧理论方面首先得到介绍的是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紧接着是荒诞派戏剧理论的介绍,然后,格罗托夫斯基的"质朴戏剧"、阿尔托的"残酷戏剧"等等,也被介绍到中国并对剧作界和舞台实践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介绍与文学领域对于外国现代派的介绍是同步的。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于现实主义的反叛,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梅特林克的"静态戏剧"和荒诞摄戏剧的理论,对于中国戏剧界重新认识话剧传统,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戏曲遗产,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在戏剧观念方面引起争鸣。戏剧观争鸣,也就是在西方现代派戏剧影响下产生的新的戏剧观念,对于旧的戏剧观念亦即长期以来流行的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模式和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影响的创造生活幻觉的"第四堵墙"模式的冲击。在争鸣中,相对于传统的写实戏剧观念,黄佐临在60年代所提出的"写意的戏剧观"被重新提出。高行健认为,易卜生的社会道德剧作为一种观念的戏剧,距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它之后,世界戏剧从未停止发展,我们不必把相当于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位外国剧作家的戏剧观,当作不可逾越的剧作法典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争鸣为创作界和舞台实践上的戏剧探索提供了理论支持。争鸣中,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突破写实戏剧模式的束缚,进行戏剧革新的主张获得了戏剧界的广泛关注。
这场争论,在上海,首先是1983年的《戏剧艺术》就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之"写意"与"写实"、"幻觉戏剧"与"非幻觉戏剧"的理论概括的准确性引起的争论。在北京,《戏剧报》就戏剧观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影响及于全国。《戏剧论丛》、《剧本》、《戏剧学习》、《戏剧界》等报刊连续多年发表文章,对于戏剧的本性、本质、戏剧的规律、舞台的假定性、戏剧与观众、戏剧思维、戏剧生存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探讨。讨论至1985年达到高潮,到90年代,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文章还时见发表。在讨论中,高行健、陈恭敏、谭霈生对于戏剧本质分别提出了"动作说"、"外延模糊说"、"情境说"的观点,童道明着重阐述了戏剧的假定性思想,林克欢等人则对于剧场性观念给予高度的关注,对于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关系,多数论者采取了开放的现实主义的立场。
最早引起社会关注的探索戏剧是哲理剧《屋外有热流》。该剧大胆借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荒诞派的戏剧技巧,现实的场景和回忆梦幻交错,自由的舞台时空,死人的穿墙而过,人鬼同时登台、对话,等等,令人耳目一新,它的获奖,推动了戏剧探索。至1984年、1985年,戏剧探索的浪潮达到波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西方现代戏剧观念和手法影响着探索戏剧的进程。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血,总是热的》《阿Q正传》《路》《绝对信号》《车站》《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天边有群男子汉》《野人》《魔方》《WM(我们)》等。
1985年底1986年初,波及全国的喧嚣的探索戏剧热开始消退,此后,在日趋平静的探索剧坛上留下的就只是坚韧者的足迹。这一阶段,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吸收、消化西方现代派戏剧美学的形态出现。《黑骏马》《寻找男子汉》《桑树坪纪事》等剧作,显示了话剧探索的深化。
从时间上看,探索戏剧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1985年前,探索戏剧受到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戏剧观念和手法的较多的影响;1985年至1989年左右则更多体现为现实主义开放、深化,充分吸收现代派的戏剧美学。从作品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看,探索戏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下合理地借用现代派戏剧的手法,其结果是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推动了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如《屋外有热流》、《绝对信号》、《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一类是在主流戏剧类型之外,充分借鉴现代主义的戏剧探索,无场次、多声部组合式、小说式结构、写意戏剧等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野人》、《魔方》等都属于此类。
80年代戏剧,值得关注的还有小剧场运动。欧美小剧场运动已有百年历史,20年代"爱美剧"是小剧场运动在中国的初次实践,198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绝对信号》,标志着小剧场运动的复兴。此后,在1982年至1987年间先后有上海青年话剧团、哈尔滨话剧院、广东省话剧院、南京市话剧团、大连市话剧团、沈阳话剧团进行了小剧场戏剧演出的实验。1988年是小剧场话剧的丰收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青艺小剧场"改建成,并上演《火神与秋女》、《天狼星》,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了《女人》,南京市话剧团在连续上演几部小剧场戏之后,又上演了新作《天上飞的鸭子》。1989年4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南京市文化局联合举办的"中国第一届小剧场戏剧节"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的9个话剧院、团上演了16个剧目,显示了小剧场戏剧的实力。
西方的后现代戏剧也对中国戏剧产生了影响。其一是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实验性探索组织,其二是在南京的小剧场戏剧 展演中,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新因素.如对观众参与性的重视,而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屋里的猫头鹰》则借用了仪式戏剧、环境戏剧的方法。
1993年北京有"'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其中《留守女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尼姑思凡》(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情感操练》(火狐狸剧社演出)、《泥巴人》(广东省话剧院、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两台演出)受到好评。戏剧工作者试图建构起与当代普通观众的欣赏要求相沟通的桥梁,把视点逐渐转向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与感情表达,为赢得观众而进行通俗化追求,从不同角度探求小剧场创作的潜能。这次展演显示出部分戏剧工作者探求戏剧生存之路而进行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