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迅文学奖"

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鲁迅文学奖"单项奖中的诗歌奖评选揭晓，共有8部出版于1995-1996年问的优秀诗集获奖。它们是李瑛的《生命是一片叶子》、匡满的《今天没有空难》、韩作荣的《韩作荣自选诗》、沈苇的《在瞬间逗留》、张新泉的《鸟落民间》、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李松涛的《拒绝末日》。这些作品涵括了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创作，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新诗创作的整体水平。它们在风格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主义的，有主要对民族诗歌传统进行发掘和弘扬的，也有对外因诗歌艺术经验进行广泛借鉴的--从而体现出新诗创作的多元风貌。

四、文体的反思与探索

由于诗歌创作环境的开放与自由，诗人们对待歌文体的反思、探索在90年代的诗歌探索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现象便是对现代格律诗的重视。在新诗史上，自闻一多以降，作为新诗文体建设的一部分，现代格律诗一直为一部分诗人所看重。但是，由于新诗流派、思潮演化的过速，诗歌的文体建设自新时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组，现代格律诗也未成为诗坛普遍关注的话题。到了90年代，新诗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诗歌界才又重新开始关注诗歌文体所具有的特殊的构成要素，现代格律诗也由此受到诗界的重视。1994年10月，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格律诗的创作与研究。在90年代的诗坛上，除了老诗人公木、林庚、唐湜、屠岸、绿原、邹绛、梁上泉等之外，骆寒超、许霆、黄淮、万龙生等诗人、诗评家乃至一些青年诗人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代格律诗积极地进行了多方面试验和研究。他们针对新诗历史和90年代诗坛现状，对新诗的诗体建设，特别是对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音乐性问题，进行了富有诗学意义的深入的探索。

诗歌探索存在误区。如年代的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立足于对诗歌本体的建构和对个体体验的观照。他们试图从个人的复杂体验中找到一些生命与艺术的光亮。它也使90年代的青年诗歌在总体上趋于凝重，沉思多于浪漫，生命感强于使命感。与此同时，在文化转型时期，任何一种诗歌观念都只能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一部分诗人与读者，诗歌也因此不得不在文化转型和艺术变革中努力寻求新的突破口。

如90年代的青年诗人较少在虚妄的"流派"和空洞的"宣言"上作文章，而是试图以创作实绩来实现他们的艺术探索目标，这说明，就诗人的主观愿望而言，他们的探索是严肃的。然而，愿望并不等于收获。就其探索路向和最终成果来看，90年代的青年诗歌创作仍然存在着诸多迷误。他们对诗人和诗歌的认识与以前有很大差异。西川说："我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诗人，我是一个百分之五十的诗人，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我是不是一个诗人，或者说我根本不关心我写的是不是诗歌，我只关心'文学'这个大的概念。"王家新说："我们应从我们今天而非马拉美的那个时代来重新认识"纯诗'，或者说我们应用'文体的间离性'来代替"文体的自律性'。"钟鸣认为："对词语冒险的兴趣，显然大于对观念本身的兴趣。"诗歌艺术观念的变革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呼唤，但是这种变革必须依照一定的文体规范，否则，变革只能绘诗歌带来灾难。这些诗人的诗歌观念在某一侧面均有其合理性和独创性，但是，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它的构成因索十分复杂，如果只强调一面而忽略其他，必然会损害这种文体的整一性，从而使诗歌写作处于"失范"状态。诚如现代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法律一样，完全放弃规范的诗歌写作也难以对诗歌艺术的发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相当多的青年诗人在面对转型中的社会和开放的文化环境时，找不到或者不考虑诗歌艺术探索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是顺着惯性，延续着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所谓"后新潮诗"(又称"后朦胧诗")思潮。这种思潮的早期代表是肋年代中后期的"第三代诗人"。事实上，这批诗人也是90年代诗坛上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否定"后新潮诗"思潮所具有的探索性及其意义，譬如打破僵硬的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写作、对诗歌语言的强调、诗歌的民间性等等，但是，也要看到，"后新潮诗"的思想和艺术的来源确实十分驳杂，因而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不全面考察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现实和艺术传统的情况下，把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文化、文学思潮搬用过来并现为圭臬，而对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包括新诗的优秀传统)则完全持否定、排斥态度，把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道德理想和艺术审美追求不加分析地作为反叛对象。这就带来了他们诗歌观念上的一系列悖谬。譬如，他们反叛群体意识，极力张扬自我，却走向了把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完全对立割裂开来的歧途；他们提倡所谓的"个人化写作"乃至"私人化写作"，使诗歌切近个体自我的真实存在，但有的却沦为生命琐屑化、庸俗化。

体现在创作上，这种潮流以解构为核心，反对话语霸权利专制，诉求心灵的自由，但是有的创作却亵渎崇高，消解理想，事实上是把人生和诗歌艺术都当成游戏，诗中除了极端化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嘲弄之外，再难看到活生生的入的形象。这种诗歌的艺术旨趣不是净化、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是试图以反传统、反文化、反艺术、反现实建造独立于现实的精神乌托邦，而终至于定向虚无。

五、现状反思与路向寻找

在新诗发展处于困境的同时，对诗坛现状与新诗出路的探讨一直是90年代诗歌界的热门话题，许多报刊都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诗刊》开设"话说今日诗坛"专栏，供诗人、诗评家和读者发表意见；1997年，《星星》诗刊就周涛为《绿风》诗刊创刊百期而写的关于诗歌的"十三问"展开广泛讨论，数十位诗人、诗评家和读者参与了这一活动。尽管这些讨论并没有在诗歌观念上达成共识，但是，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如年代的新诗创作收获欠丰并且存在诸多艺术探索上的误区，需要对诗歌历史、诗歌出路进行重新审视和选择。在这些讨论中，有三种意见具有代表性。

呼唤好诗。人们从诗歌历史、功用和个人的接受经验出发，探讨对于好诗的认识。九叶诗派老诗人郑敏从诗的信息量、诗人对语言的尊重、汉语的音乐性、当前诗歌创作中的混乱现象等方面对她认定的好诗进行了描述。她认为："诗可以浓妆艳抹，也可以凝练隽远。只要它能将人的心与宇宙间万物沟通起来，使它领悟天、地、自然的意旨，有一次认识的飞跃，也就得到了审美的满足。这样的诗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诗，因为它将我封闭狭隘的心灵引向无穷变幻的宇宙。"这种主张延续了郑敏自40年代以来的诗歌观念，在诗坛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反思诗坛现状。孙绍振的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在全面考察了80年代中期以后的"后新潮诗"之后指出："总的来说，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的提高。"他认为"后新潮诗"的本质是"虚假"，而这种艺术上的"虚假"'"产生于人格的虚假，又必然普及着人格的虚假。"他不能相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命感，光凭文字游戏相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会有什么本钱在我们的诗坛上作出什么骄人的姿态。"在80年代初期，孙绍振曾极力推举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潮诗歌，因而被认为是新潮诗歌的代言人之一。在90年代，他对"后新潮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不是他对张扬诗歌的探索、创新意识这一一贯主张的否定，而是由于90年代的诗歌创作的确存在太多的误区。

提倡建设。如年代诗歌创作的欠收，除了诗歌外在生存环境的艰难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诗歌艺术自身探索的失误。其表现之一便是，在对待诗歌传统和既有的诗歌文体观念方面，否定多于肯定，破坏多于建设，这就势必导致诗歌创作既缺乏根基也迷失路向。面对这种情形，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地、客观地、求实地重新打量新诗历史和既有的诗歌艺术经验，就成为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新诗才能找到自身的发展之路。为此，有人提出"诗体重建"："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诗体则是形式第一要素。可是有了近百年'资历'的新诗却远远说不上在诗体上已经成熟”。

虽然90年代的新诗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艺术上的困惑，然而，作为一种表现人的精神、净化人的心灵的艺术，诗歌也许会在一些方面与以前有所不同，但是它不会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而消亡。随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最终走上正轨，新诗也将会在外部生存环境改善和自身的艺术反思中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