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中行

张中行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成为文人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张中行在园内有"杂家"之誉，曾任教于中学、大学，长期从事编辑工作，著述多为语言方面。80年代伊始，陆续撰文，记30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人与事，得章太炎、黄晦闻等60余篇，结集为《负暄琐话》；其后，又著文50余篇，结集为《负喧续话》；以后又有《负喧三话》。关于这类文章写作的动因，张中行在《负喧琐话》之《小引》中说："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读，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精。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但"并没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感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

"境"是什么?是"已然和还在一步步地消亡"的"文化之至美"。张中行用他的笔复活了与20世纪中国思想尤其是文化、学术发展密切联系的文化人的形象，复活了、体现了文化之至美的文化人格。张中行写琐话，重构人生，重构历史，述说着"逝者如斯"的文化乡愁--这是作者自己的当日之"境"。双重"境"都令人珍惜。在物欲与技术的逼迫下，人文环境业已世俗化。性灵的清流开始浑浊，学问里渗透着浊气，带着生命血脉、禀性的学人被目为怪异。张中行就是在这样的境地中"出土"的。他如数家珍地说着文人的性情，说着文人的人格，说着学问的意义，那是一种美丽。张中行就这样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我们于是有缘倾听到文化血脉的流淌之音。

六、余秋雨

余秋雨著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秋雨散文》等。其"文化散文"引起广泛反响。他在反顾中询问中国文化的来路，在解读历史中确立当代人的精神标高。他在与历史精魂的对话中，给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还原出一个深厚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自我生命的体验，接续中国文人的血脉。无论询问、对话还是承接，都是对当代人的一次考验，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一次提醒。

余秋雨带着这种"重温和反思"，开始他的"文化苦旅"。他要在"苦旅"之中整合文明的碎片，并由此重构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用他在《山居笔记》"小引"中的话说，"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把自己抓住。"且不论苦旅的目的地如何，这行为本身就是那么富有诗意而让人感奋。

寻找中的余秋雨，感到"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像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满脑空白。我站立在古人一定站立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现，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夏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尘封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哗一事奔泻面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这段话大致表明了余秋雨的心态、情感特征和他艺术地观照把握人、历史、自然的方式。

《文化苦旅》最初和基本的文化意义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这种笔法，在审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改变了抒情主人公田园诗人式的身份，在深层次上将人的精神空间对象化。他对自然山水的投入，成为对人文山水的勘探。他历作的不是一般的文化评述，而是在感性与知性的双重作用下，抒发审美化的人文意义。余秋雨发挥了学者兼作家的优势，他以感性为情怀，以知性为学养，让灵性浸润着意义。

余秋雨解析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的思维特征是，回到特写的历史氛围和文化情境中，寻求文人与山水的会心处。在《江南小镇》中，他深刻剖析了中国文人人格与小镇的契合，"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谈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了"。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能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够把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崇高形态"。这样的分析确乎深入。但是，把小桥流水人家和莼鲈之思都看成"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气象"，这就过于纯化了文人隐逸的境界。

当山水风物的人文内涵在余秋雨"启封"下哗哗奔泻而出时，人们所领略到并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与山水风物熔铸在一起的、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文人的命运。余秋雨散文的沉重感、沧桑感也往往在此时传达出来。他在对文化个案的解析中，发现中国传统与山水风物的最初联系；在对文明传播过程的描述中，发现文人与文明难以挣脱的历史宿命。在承德避暑山庄，这个清王朝的背景里，余秋雨面对清澈湖水，想起的是王国维的面容和身影，他的一串叹息仿佛是对所有凄怨灵魂的哀悼："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这一命运的深层原因，余秋雨以为是文化的力量，是文化认同的结果，"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认同，设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余秋雨的这一分析发挥了当年陈寅恪的看法。在《风雨天一阁》中，余秋雨由天一阁的"风雨"，写出了民族精神史的沧桑。天一阁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又是"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在对书籍文明的归拢中，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它在今天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绘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的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当然，它还让我们缅怀范钦这位藏书家的健全人格与文化良知。

余秋雨始终保持着探究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兴趣、信心与笔力，这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深刻与力量。这种深刻与力量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的，它常常是细微的精深的。他对文化底蕴和心灵深处的把握，往往使我们感受到他是在用全部身心与学养去和历史精魂对话，他的行文在洒脱中扩散着心理张力，这也是阅读余秋雨散文会有思想的紧张与疲劳的原因所在。这是和他个人的精神深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莫高窟，余秋雨跟前出现的是两个长廊与两个景深：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与民族心理的景深。

面对文明的断裂和文人的落魄，余秋雨的体验带着悲哀、无奈与苍凉。在岳麓书院的庭院里，他每次都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这凉气来自那个"怪圈"，"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既然挣脱不了这个怪圈，那么，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哀。于是作者引我们去寻思那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二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和小人哄闹。对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的盲点，余秋雨也充满了不安和忧虑。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光。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成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维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在苍凉与悲哀的情境中，余就雨散文隐潜藏一个重要的主题：围困／突围成为文人生存的基本冲突。围困是有差异的，一是被围，二是自围，也即作茧自缚；而围困又有有形与无形之分，当然，无形比有形的围困更为可怕。突围作为一种抗争与完善，从来就是艰难与悲壮的。《苏东坡突围》具有围困／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余秋雨在追寻文明的星光与文人的足迹时，充满了激情与理性。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与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与才气在他笔端涌动。他的创作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息，学者的理性保持了他思想的厚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激情的夸张和倾斜。显然，余秋雨已让人们熟悉。这当中包含着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所有的关怀都应当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

七、张承志

《绿风土》是张承志的第一部散文集。在此之前，文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张承志的小说。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的《作者自白》中说："回忆起来，这本随笔集以前的我，弱似一片枯叶却经历了思想的许多巨浪狂风，甚至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这本随笔集是张承志个人思想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而它又始终和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这一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张承志在听着1993年的钟摆声时，不能预知自己的思想会走到哪里；无题，他后来又走了一程，但他的起点和思想的基本轮廓则是《荒芜英雄路》。该书编者所作的内容提要说："全书辑人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随笔40篇，旨在反映他近几年的生存状态和创作背景。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化成了《荒芜英雄路》、《芳草野草》等篇章；出自生命对自然的感应和作家内心进发出的呼唤，《心灵模式》、《神不在异国》等充满力度的文字就极具穿透力。作家毅然走出世俗，走出虚荣，走入茫茫的黄土和广阔的天地间，在理性和情感的冲撞下，抖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这是理解张承志和《荒芜英雄路》的一个角度。其"旨"在强化作家自己独立地做人，独立地思考、创造和战斗的声音，或者说是表现他意在"独立地树立起一面旗帜"的思想呐喊。张承志对他的周边状态和背景不无情绪化地否定，对现实状况因果关系的揭示也甚至有本末倒置的倾向，对关怀途径的选择也未超越历史的预设，等等，这些都使张承志和他的思想一时间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张承志要重走荒芜了的英雄路，文集的全部意义也许就在于："用一本记录终止自己，并且静静地整理好行装推备再上旅途，是太幸运了。旅人一词的分量在于这旅途无止无尽，和命一样短长。只要活着，我总是面临这跋涉的压力，总是思考首各种大命题，思考着怎样获得美和战胜污脏。对于自己在思想、文学以及同时代人中保持的这个位置，我开始重视和自以为荣。"在以前的作品中，他"曾经独自与下述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检讨自己。在许多大命题上我都自嘲般放弃了前卫意识，用几个句子或几个段落一划而过"。

在90年代初张承志意识到大命题和小命题都不应当一划而过，应该再接触它们一遍，并且采用了"呐感"的方式："我不认为置新回到达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思想的悲剧是它首次问世时缺乏传播，而它的前卫性又太忌讳重复自己，宣言应当是呐喊，而且应当是有强度的呐喊。不应该过于看重习惯哪怕是高贵的习惯--只要你握着思想的意义。"张承志躁动不安地发出了他的"强音"，他向别人挑战事实上也向自己挑战。张承志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带着这个时代的文化局限向这个激剧变革的时代挑战，由此而引发的争论甚至无法说究竟谁"战胜"了谁。张承志散文的出现，使90年代的散文再次触发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命题的深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