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内涵基本指的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回忆录等文学形式，与西方相比，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养过于充分，不像西方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用文学性技巧叙述和架构小说，而是唱着政权的赞美诗。如80年代的报告文学徐迟《哥德巴赫的猜想》、黄宗英《大雁情》等，虽然力图打破瞒和骗的模式，歌颂知识分子，但仍旧表现出宏大叙事的明显特点：一种是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对重大题材紧紧相随，另一种是昂扬、高亢的赞歌，反思和批判只是赞歌声中低回的弱声部。
2.改革文学。改革小说是“文革”后出现的小说创作潮流之一，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一股重在反映当时的变革现实、尤其重在表现工农业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勃然兴起。它比较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一系列亟需改革的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站在改革前沿，既富有理想又富有开拓精神的社会新人，同时描绘了改革时代人们心理、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变化。改革小说既是时代现实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又为正在进行的改革起了摇旗呐喊之功。改革文学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等作品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对其正面力量作全面而集中的开垦和整合。第二类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作品对农村改革的阻力作出了发人深省的描绘。第三类是矫健的《老霜的苦闷》、王润滋《卖蟹》等作品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唯利是图现象表达了一种道德忧虑。
3.重写文学史。在1985年，北大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合撰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直接突破了现代文学30年的狭隘格局。1986年，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提供了范式性的理论框架。1988年，文学界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同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专栏，申明“重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
4.寻根文学。1984年12月，一些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在杭州举行了一次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的文学研讨会，——“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与会者之一的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并认为，“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公开提出了文学的“寻根”问题。这些文章在极短的时间内，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将“文化寻根小说”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思潮正式推出。
1．C 2．C 3．A 4．A 5．C 6．B 7．D 8．A 9．A 10．D
1. 论述史铁生《我与地坛》的思想意蕴和生命意识。
（1）在散文《我与地坛》中，作家史铁生以及其朴素动人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所思。全部讲述所围绕的核心是有关生命本身的问题：人该怎样来看待生命中的苦难。这问题的提出首先是由于他自身经历中的残酷事件，即“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这种并非普遍性的事件落到了个体的头上，使他的命运顿时与他人判然有别，而他对命运的承认也只能由他独立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对生命的沉思首先是属于他个人的心境内容。
在整篇散文中，这沉思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在最初的那个阶段中，史铁生观察与反思个人的遭遇，渐渐地看清了个体生命中必然的事相。这是在地坛里面默坐呆想出来的：他在腿残之后，有一天无意中来到了地坛公园，感悟到自己心里与这荒原产生了神秘契合，“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从此他几乎天天都要来到这里，摇着轮椅走遍了园子里的每一处角落，他在这里度过了各个季节的天气，专心致志地思考着生命的难题。置身于“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人或许就渐渐达到了物我合一的从容，于是“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这样的结论便引出了无法反抗的命运的观念：人生就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命运的造就，包括生命中最不堪的残酷与伤痛也都是不能选择的必然，人对于由超越个体生命的外在力量所设定的事实显然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接下来，史铁生将视界稍稍超出自身的范围，写到来这园子里的其他人，去看看别人都有什么样的命运和活法。先是写到他的母亲。他自己的不幸在母亲那里是加了倍的，她兼着痛苦与惊恐祈求儿子能好好地活下去，“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母亲完全是在这苦难的折磨中度完了她自己的命运，史铁生伤心而怨恨地想，“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看来，命运的造就也就决定了角色的分配和承担的方式，有些人仿佛生来就是为了承受苦难，在苦难中默默地忍受着命运的重压。他在园子里又遇到一个漂亮但却是弱智的少女，再一次感受到“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就是一个因苦难而有差别的世界，如果你被选择去充任那苦难的角色，“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既然如此，事情也就变得非常绝望了。不幸的命运已经为你规定了承受苦难的角色，那么你还能有什么别的方式来度过你的人生呢?或者说，你还能有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吗?很显然，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那个想不透的方式：人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自己的苦难。
（2）史铁生个人的问题其实早已变成了众生共同的问题，“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我们从“平常心和非常心”的关系来看史铁生的写作，所谓“平常心”的根基所在，是指“他把内心的痛苦外化，把具体的遭遇抽象化，把不能忍受的一切扔给命运，然后再设法调整自我与命运的关系，力求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在根本上认可了苦难的命运和不幸的角色，却不是轻易看轻生命自身的残酷和伤痛，而是把这生命的残酷和伤痛从自我中抽离出来，去融入到一个更大也更恢宏的所在之中。这个所在就关系到了“非常心”，它是指“以最真实的人生境界和最深入的内心痛苦为基础，将一己的生命放在天地宇宙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邃更显生命之大”。这就是史铁生在这篇散文中最后画出的自我形象了，他静静坐在园子的一角，听到有唢呐声在夜空里低音高唱，“清清楚楚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就在这融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会了生死的时刻里，史铁生看到了包含任何孤独的个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史铁生写出了自我的三种不同样态：刚来到人间时是个“哭着喊着闹着要来的孩子”，一见到这个世界便成了“一刻也不想离开”的情人，而在时光的流逝之中，他又变成了“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的老人。在时间中的自我就是这样处于稍纵即逝的无常，但是这无常却又仿佛太阳永远的轮回往复，“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史铁生因而想到自己“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区去，扶着我的拐杖”。
由个人严酷的命运上升到命运永恒的流变，史铁生终于超越了个体生命中有限的必然，把自己的沉思带人到了生命全体的融会之中，这时所体现出的个人对苦难的承受已不再是偏狭的绝望，而呈现为对人类的整体的存在的担当。与此同时，有关于怎样活着和怎样达到自我救赎的困扰，也终于为所有生命永恒的欲望所涤净，当投入到永无终结的生命之舞时，对于个体苦难以及一切不幸命运的自我超越就都变成了一种必然。
2.汪曾祺的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乡土风情散文多来自童年趣事、故乡风物、家人乡亲、个人经历的回忆。他的绝大部分乡土散文的重要特征就是因经历人生曲折而愈发渴求爱与美的心灵对童年温和亲切的怀恋。回忆中的故乡风土人情经过了主体思想、情感和审美取向的过滤，因而变得纯净温情，在汪曾祺这儿还体现为文化意识的深深浸润。这是他乡土风情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
（1）他描绘的故乡是既氤氲着爱与美的神性和诗意，又是充满着烟火气息的民俗风景画。如《故乡的元宵》对节日里家乡特有的情景表现得生动鲜活；《耿庙神灯》、《文游台》等篇在描写故乡景物的笔触中充满了向往美与爱的感情。
（2）汪曾祺笔下故乡的自然风物、凡人琐事构成了一个温馨、适意的世界，透示着对尘间俗世的执著与肯定。这里浸透着他的文化思想。
（3）浓郁的抒情气息是汪曾祺乡土风情散文的又一特色。汪曾祺曾说“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如《水母》将探细人微的笔触深入到民间文化活泼的温情一面，诙谐有趣而富有泥土气息
（4）汪曾祺乡土风情散文营造的是一种和谐而又平淡的氛围，他的艺术追求目标是“热情的恬淡，人世的隐逸”，这种和谐既是高邮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氛围的反映，也是作家主体文化修养的自然投射。
（5）行文随意曲折，若无结构；语言近口语，节奏感很强，涉笔成趣、征引广博、随意挥洒都是他乡土散文审美风格特色的组成部分。
3.《长恨歌》的艺术特征
特征：A．90年代的女性写作强调主观化的视角，叙事主要体现为“个人记忆”风格，用以表现女性性别意识的自觉及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处处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通常性，把女主人公当作一个公共性的人物来写。B．整部作品从容不迫，舒卷自如，没有刻意的雕琢，一切都显得水到渠成。小说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了上海近四十年的命运，意蕴丰富地象征了上海的市民文化本身的生命力与魅力，显然与以前通过一个艺术典型来图解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是不一样的。
4. （1）陈染、林白的女性小说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这也是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最引人注目、遭非议最多的一脉。在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识不仅得到了明确的体认，而且开始从性别的自觉过渡到了话语的自觉。这也使得中国文学中反传统叙事、反男性经验写作的真正的“女性叙事”初见端倪。
（2）对于陈染来说，她的笔所指向的完全是女性个体独特的经验世界。她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明确的性别意识。她规避历史、社会、人群而直视女性自我，在以个体生存状态和精神体验为创作主题的世界中，展现出女性独特的生存断面。她用女性个人的体验方式来命名自我和存在。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等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她都以一种近乎呓语式的内心独自体对女性的私人隐秘体验进行了大胆的挖掘和表现。陈染不仅以她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向读者敞开了女性世界的神秘，而且还以她特殊的语言方式、感受，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这种文体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中发挥到了极致，空灵、幽闭、诗意、悬浮、隐晦……女性感知的奇特和诡异扑面而来。陈染作为一个思考着的女性，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她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对纷乱的意象场面的描写和对各种感觉的把握都精妙准确，可见她对语言的锤炼功力。
（3）林白的小说更是全方位地、感性地敞开了女性的经验世界，她对女性的躯体和意识有着特殊的敏感与热情。她的作品往往以回忆的方式，从对性感与性感区域的精确而感性的描摹出发，来确认一个女人成长的历程和性别意义。林白在她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等小说中对于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尖锐而边缘性女性经验的言说，可谓率直而大胆，她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则更是在一种自传式的氛围中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别的、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并由此把女性的奇特经验渲染到了极致。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依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克苏的“身体写作”原则来写的。在这部小说中，林白对于多米成长历程中的描绘有着显而易见的自传色彩，而小说对多米女性意识和欲望的立体解剖也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范例。林白以她直率、洒脱、凄迷而富有魅力的文字将女性的情感和欲望用一种审美的方式激荡起来，有一种“语言的灵动扩张的美”；小说还追求一种激情的流淌和扩张。她往往从一点开始，逐渐蔓延伸展，一泻千里，那种生命的含量和情感的力度给人以达到极致后的叙述快感。
1.《随想录》的思想内容及文本价值。
（1）《随想录》深刻的思想文化内容，突出地表现为作家具有震撼力的批判与自我精神，历史责任感召唤作家的使命意识。巴金将写作《随想录》作为“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巴金的“遗嘱”将历史的伪饰揭去，把“文革”的荼毒无情予以剖析。《“腹地”》一篇将“新文字狱”的制造例说给读者，具体地揭露了专制主义对人性人格的践踏。《小狗包弟》更见历史的悲情，抨击十年动乱对生命体的破坏，力透纸背。揭露“文革”的作品不计其数，但巴金另辟蹊径，以侧攻正。作者并没有直接致力于人际问干戈相交的纪实，而是着重写通得人性的小狗“包弟”。这样出新求异的题材与主题开掘，将“文革”期间人性良知泯灭的悲剧暴露无遗。作品具有超越同类题材一般作品的批判力度。《随想录》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并不只停留在暴露伤痕的浅层面上。作品的主题有一种启蒙的倾向，作者从社会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究“文革”发生的根因。在巴金看来，封建主义余毒是导致“文革”劫难与社会弊端的一个根源。反封建是《随想录》的一个基本主题。
（2）最撼人心魄的，还在于作者那种严于责已、解剖自我的强烈的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巴金的创作奉行“讲真话”的原则。“讲真话”一方面是指作品真实地反映历史与现实的原生图景以及社会的众生相，另一方面是指作品真实地烛照作者自我的内心世界。他的忏悔以现时态的文化观念作为参照，将个人的内省与民族的反思结合，将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因而，巴金的自审自省拥有更为深刻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意义。以此论之，《随想录》是一部摄照文革时代知识分子心灵轨迹的史册，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史的价值。
（3）《随想录》具有文体价值。散文一体，崇尚真实。在《随想录》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有一颗真诚的文心在跃动。《随想录》不是无病呻吟、无中生有的装腔作势之作。作者有感而发，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真话。其间有真人、真事、真情、真理、真性灵。《随想录》作为现当代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散文开始告别一个浮夸、说谎的阶段，而进入一个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作者开始告别一个自我粉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个自我反思省察的时代。
（4）《随想录》题材泛化，既有对社会生活、历史场景、国际交往等大题材的摄取，更有对个人心迹的袒露，友人亲人间真情的表现，凡人俗事的叙写。在题材开拓方面，充分展示散文文体的优势。《怀念萧珊》在质朴凄婉的叙写中，涌动着作者湍急的情感之流。在这篇记写夫妻生活故事与情爱的作品中，既再现伉俪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生活情景，又直抒悼念、自责自悔之情，感人至深。
（5）《随想录》的话语方式在当代散文史上也具有某种“转型”意义。作品或叙或议或抒情，随意运笔，杂体相生，天然自成，不拘一格。
2.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艺术得失。
（1）长篇小说《白鹿原》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白鹿原》的史诗品格，源自其混沌而感性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叙述。小说的构架非常宏大，作家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全部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以“白鹿村”这个舞台为艺术的支点，通过对白、鹿两族命运的刻画，真实地凸现了“历史”的丰富、神秘甚至荒诞的一面。一方面，小说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宏阔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作家又表达了对“本质”的历史的怀疑。《白鹿原》有效地避免了新历史主义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弊端，而是把历史融注到老百姓具体、感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方式中去的过程中实现对经典历史观的消解。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小说中的历史既有感性饱满的血肉，又有解梅和颠覆的力量。其次，小说的深度在于作家对特定历史状态下的人生命运与人性内涵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成功地揭示了历史演变的偶然性以及历史与人性的特殊关系。小说所展示的“仁义白鹿村”的毁灭既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悲剧。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鹿子霖、白崇文、田小娥等形象复杂而丰富的人性的解剖，正构成了小说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白鹿原》还是一部具有浓郁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的巨著。小说无论从人物设置，还是意象描写上都具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小说所呈现的家族史的构架，以及大量的文化风俗史的描绘都是小说文化感的根源，而作家以现代意识对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与剖析也正是小说主题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仁义白鹿村”象征一种整体性的儒家文化的话，那白嘉轩和朱先生正是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象征。小说对于白嘉轩维护“仁义”和道德理想的艰辛历程的刻画，以及对于朱先生“圣贤人格”的塑造，都散发出强烈的文化气息。而鹿子霖作为一种负面文化价值的象征，它表达的是作家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态。他们共同构成了贯穿小说始终的文化忧虑和文化思索。
（2）除了内涵上的史诗性之外，《白鹿原》在艺术探索方面的气魄和力度也与史诗性极其相符。虽然，从整体上说，这部小说在艺术方式上显得较为传统和朴实，作家很少采用现代主义的叙述技术。但正是在这种传统和朴实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严肃的艺术态度。《白鹿原》显示了陈忠实驾驭宏大叙事的非凡能力，繁杂的事件、众多的人物、多重的主题在小说中浑然一体，结构完整而又对称，内涵丰厚而又不滞重。
（3）不足之处：尽管小说问世以后好评如潮，但也有人指责黑娃性格的逻辑“难以置信”，批评它写性是为了“好读”，是出于“读者市场”的考虑，另外，某些文字也存在着不够讲究的毛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