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最适度货币区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成为了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热点。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欧洲货币一体化是其中最为成功的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章主要介绍最适度货币区理论、欧洲货币一体化以及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存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这一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引发了对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研究，其开创者就是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蒙代尔认为，通过联合区域内的数个国家共同建立货币区，能够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优势。由于使用共同货币，区域内的汇率波动能够彻底地加以消除，但是共同货币对区域外货币仍然是自由浮动的。蒙代尔指出，建立最适度货币区的其他好处还包括消除与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等。但是，在数国之间是否适宜于建立最适度货币区，需要一定的经济标准。
所谓货币区（currency area）是指，区内各成员国货币相互间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对区外各种货币实行联合浮动。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最适度货币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依据什么准则来确定不同的国家之间适合共同组成一个货币区。不同学者所强调的准则存在明显的不同。
一、单一指标法
单一指标法即用某一个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理论界对利用单一指标分析最适度货币区有很大的争议，各方的分歧集中在最适度货币区适用的标准不同。具体而言，传统理论对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最早于1961年提出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主张生产要素流动性准则。他认为生产要素流动性与汇率的弹性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需求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调整要求，既可以通过两国汇率调整，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在两国间的移动来解决。在他看来，生产要素流动性越高的国家之间，越适宜于组成货币区；而与国外生产要素市场隔绝越大的国家，则越不适宜于组成单独的货币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蒙代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货币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同一货币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蒙代尔的理论是把需求转移放在等式的一方，把生产要素的流动放在等式的另一方，试图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适应需求的转移，来保持同一货币区内各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这一理论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当国际收支发生失衡时，资本高度流动很可能是非均衡性的。至于劳动力的高度流动，由于迁移费用很高、时滞长、数量少，因而也不能成为调节收支的一个机制。因此，仅以此标准来判断最适度货币区是存在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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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开放程度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则强调以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确定标准。对于一个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小国家来说，实行弹性汇率不理想。这是因为：第一，由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的剧烈波动；第二，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里，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非常大，使存在于封闭经济体中的货币幻觉消失，进而令汇率变动丧失了纠正对外收支失衡的作用。第三，本国货币汇率下浮，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对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不利。第四，如果本国货币汇率下调幅度小，则对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作用不大。因为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小。要解决国际收支逆差，只有加大本国货币的下调幅度，但这并不具有随意性。
基于以上原因，麦金农认为，一些经济开放程度高且相互联系的几个国家应该组成最适度货币区，对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外实行弹性（浮动）汇率制度。
麦金农的分析是以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为对象的。如果一个小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且其汇率钉住后者的货币，则经济开放性指标是有意义的；但若一个小国的贸易分散于几个大国，而这些国家的货币又彼此浮动，麦金农的指标就失去了意义。同时麦金农的分析重点在贸易账户方面，忽略了资本移动对汇率安排和国内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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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商品多样性
彼得·凯南（Peter Kenen）主张采用出口商品多样化准则作为衡量形成一个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与蒙代尔一样，凯南也是假设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需求的波动。对于一个出口商品多样性程度高的国家来说，由于单一品种的出口商品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其需求的下降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一个出口商品多样性程度低的国家，若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就必须对汇率做较大幅度的变动，才能维持原有的就业水平。由此可见，出口商品的多样性使得外部动荡对经济的冲击力变小了，出口收益相对稳定。因此，出口商品多样性程度高的国家对外部汇率变动的冲击能力强；而出口商品多样性程度低的国家抗冲击的能力则弱，所以适宜采用对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外实行弹性汇率制度的最适度货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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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詹姆斯·英格拉姆（James Ingram）在1969年指出，在决定货币区的最优规模时，有必要考察一个国家的金融特征，并进而在1973年提出以国内外金融市场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标准的理论。
英格拉姆认为，一个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同资金的移动状况有关，尤其同缺乏证券的自由交易有关。如果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不充分，那么外国居民会以短期外国证券为主要的交易对象，因为买卖短期证券的外汇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市场的抛补来避免。但这样一来，各国长期利率的结构就会发生明显的差异。相反，假如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尤其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变动，就会引起均衡性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从而避免汇率的波动。
英格拉姆的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标准的缺陷在于，它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但资本要素的流动不一定能成为国际收支的一种有效调节机制；同时它还忽视了经常账户的作用。同蒙代尔一样，英格拉姆是从固定汇率的维持机制来分析最适度货币区标准的，并局限于将资金融通视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方法。而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是货币同盟内部，顺差国也不愿意无止境地向逆差国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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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策一体化程度
1970年，爱德华·托尔（Edward Tower）和托马斯·威莱特（Thomas Willett）提出应该以政策一体化作为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一个货币区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其成员国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上升的看法是否具有一致性。换一句话来说，一个不能容忍失业的国家是难以同另一个不能容忍通货膨胀的国家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的。
因此他们建议，应该以政策合作作为国际收支的平衡机制，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财政制度。但是，这在现实世界中显然是困难的。而且即使建立起了这样的机构和制度，各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未必就能解决，反而还可能恶化。而通过区域中央银行实现银行业务集中化，也不一定能够促进短期利率的均衡化和整个货币区内均衡性资本的流动。以上这些，都可以通过部分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非常不发达地区的事实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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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
1970年和1971年，G·哈伯勒和G·M·弗莱明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他们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最可能是由各国的发展结构不同、工会力量不同和货币政策不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离散趋势造成的，后者除了会导致国际收支基本账户的失衡外，还会引起短期资本的投机性移动。因此，如果区域内各国的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
不可否认，通货膨胀的确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但是，把通货膨胀说成是国际收支失衡的最经常、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完全符合现实的。事实证明，通货膨胀不一定是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以它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是缺乏依据的。例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西欧的通货膨胀率差异非常小，但加拿大元几次对美元实行浮动，西欧却对美国保持巨额国际收支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