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可以划分为建国十七年(1949-1966)、新时期(1976-2000)、新世纪(2000迄今)三个阶段。
长篇小说的成绩最为显著,本期共有200多部正式出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
革命历史题材的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保卫延安》(杜鹏程)、《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等;
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有《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第一部)(柳青)等;描写工业题材的有《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等;
描写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
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有《欢笑的金沙江》(李乔)、《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等;
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则有《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共同描绘了我国人民生存与斗争的历史长卷,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现实的影响也限制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短篇小说数量多,优秀者也多。
反映农村生活的如《春种秋收》(康濯)、《结婚》(马烽)、《登记》、《锻炼锻炼》(赵树理),《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三年早知道》(马烽)、《李双双小传》(李准)等,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们观念上的矛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工业题材的较少,有《夜归》(艾芜)、《夜走灵官峡》(杜鹏程)等;
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将英雄人物置于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加以描写,表现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洼地上的“战役”》(路翎)则别开生面,把战争推到背景的地位,着力描摹特定年代的普通人物与其内在的情感;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入党》(耿龙样)等,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勇于反映社会矛盾,大胆干预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广泛的争议;
爱情题材有《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美丽》(丰村)、《爱情》(李威仑)等,注意表现爱情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挖掘爱情之中蕴涵的社会时代内涵和丰富的人性内容,引人注目;
历史题材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广陵散》(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白发生黑丝》(冯至)、《海瑞之死》(李束为)等。
许多优秀短篇小说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风格。赵树理保持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朴实、洗练;马烽有浓厚的山西地方色调;孙犁着重揭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妇女善良乐观的精神境界,使读者感到亲切、美好;峻青刚健豪放;王愿坚朴实深沉;茹志鹃则具有女性作家的细腻、委婉、清新俊逸。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成了阴谋的工具,小说几无优秀之作。
“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如题材领域深入开拓、表现方式的新变丰富等方面,都可从创作潮流的不断更迭与演进中窥见一斑:
伤痕小说:“新时期”小说最早涌现的潮流。粉碎“四人帮”后,十年劫难引起全社会的历史反思。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揭露极“左”路线下青少年灵魂被毒害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救救的孩子的呼声。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次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是,引发了“伤痕小说”创作潮。大批作品涌现,如《最宝贵的》(王蒙)、《弦上的梦》(宗璞)、《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它们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人生苦难,揭露控诉“四人帮”给无数人造成生活和心理创伤,反映了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对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
反思小说:在时间上前推至解放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以往的教训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求得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显示了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2月,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反思小说”的起步。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芙蓉镇》(古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月食》(李国文)《人到中年》(谌容)、《蝴蝶》(王蒙)、《灵与肉》(张贤亮)作家以更为深邃的目光,触及到各方面的问题。
改革小说:随着社会重心转移,作家更加关注当下各个领域改革进程。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大批改革题材的小说相继出现,如《改革者》(张锲)、《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三千万》、《新星》(柯云路)、《腊月·正月》、《浮躁》(贾平凹)、《秋天的愤怒》(张炜)等。表达了人民渴望变革的愿望及引起的心理震荡,,揭示了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塑造了一批开拓者形象。
寻根小说:1985年前后,一批年轻的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他们的作品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进而探寻民族灵魂重建的可能。“文化寻根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则侧重从特定的地域色彩进行文化寻根。表现形式上将传统的写实和现代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段交错使用,以对题材所蕴涵的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艺术传达。
现代派小说:70年代末,宗璞、茹志鹃和王蒙的《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就已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但被视为第一篇“真正有了现代派小说的味”的作品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小说以零乱的组合展示了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群学生杂乱无章的生活,表现了当代一部分青年人的复杂心态。另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莫言的《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等作品,体现了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等现代派创作思想和手法的影响。
先锋小说:又称“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为肇始。主要作家作品有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平静如水》,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他们在文化内涵上对意识形态回避、反叛和消解,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化,有激进的反叛色彩和实验品格。
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虽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是主导,但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冷漠叙述”,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及叙述者的无奈与认同,作者“零度介入”,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随意表白》等。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千万别把我当人》反叛主流话语,调侃美好神圣,一般也被看作新写实小说。
新生代小说:又称“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是对80年代当代先锋文学的接续,是90年代边缘化文学语境的产物,个体性风格更为强烈。代表作有陈然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张旻的《校园情结》、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无所谓》等。
9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继60年代的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期。除了探索创新的之外,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要方法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史诗性”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中国新世纪文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主流文学)、二是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三是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
传统文学依旧以长篇小说见长,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长篇小说的作者队伍空前壮大,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也空前扩充。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毕飞宇、刘醒龙、格非、方方、迟子建、铁凝等50后、60后作家依旧是传统文学的中坚力量,优秀作品诸如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你在高原》、周大新《湖光山色》、铁凝《笨花》、刘醒龙《天行者》、毕飞宇《推拿》、格非《江南三部曲》、阎连科《受活》、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等。类型小说是指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具有某些共性或模式的小说,目前流行的类型小说有玄幻小说、穿越小说、架空小说、后宫小说、同人小说、悬疑小说、职场小说、黑道小说等,代表作品如天下霸唱《鬼吹灯》、萧鼎《诛仙》、“四大穿越奇书”、今何在《悟空传》等;新世纪网络小说写作经历了从转载、模仿到自主原创、创新发展,从传统表达到类型化写作的发展过程。从摹写现实世界到迷恋虚拟世界、制造玄幻世界,网络小说走上了具有独立形态和审美意义的风格化文学之路,代表作家有蔡骏、慕容雪村、安妮宝贝、宁财神、李寻欢、今何在、明晓溪、萧鼎、当年明月等。
乡土小说:新世纪乡土小说最显著的变化是题材疆域的扩大与小说边界的拓展。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四大题材领域,即“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如《泥鳅》(尤凤伟)、《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邓一光)等小说对“进城农民”的身份认同、现代意识、文化眩惑与现实遭际都有新的发现与开掘;如《秦腔》(贾平凹)致力于描写乡村民俗文化的兴衰与民间文化的重构;如《坚硬如水》(阎连科)、《玉米》(毕飞宇)、《圣天门口》(刘醒龙)、《笨花》(铁凝)等作品是对乡土历史叙事的新探索。
底层写作:主要指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表现底层人物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一种写作。底层写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发关注,而评论界对它的大规模阐释则始于2004年《天涯》杂志刊发的一组专文讨论,自此底层写作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当代文学思潮。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形式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写作态度上,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代表作品有曹征路《那儿》、刘庆邦《神木》、陈应松《太平狗》等;
非虚构小说:《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起推出《非虚构》栏目,并于10月举办“人民大地 行动者”研讨会,开启非虚构写作计划,与海内外作家签约,如慕容雪村、梁鸿等,鼓励他们加入非虚构写作的行列中,走出家门,深入田间乡野,用文字记录真实生活,媒体与作家纷纷响应,从而使非虚构写作风靡一时,成为文坛热点。现实非虚构:农村题材(《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拆楼记》等)、都市题材(《温州小店生意经》、《中国,少了一味药》、《相亲记》)、工业题材(《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女工记》、《到东莞》等)、教育题材(王小妮《上课记》)、人文风土题材(李娟“羊道”系列、胡冬林《狐狸的微笑》)等。历史非虚构:历史(王树增《解放战争》、阿来《瞻对:康巴两百年传奇》、林那北《宣传队》等。
知识分子小说: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异。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背叛”或出走的现象正前仆后继蔚为大观,他们成了新的“零余者”或“多余人”。这一现象我们在阎真的《沧浪之水》、张炜的《能不忆蜀葵》、张抗抗的《作女》、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董立勃的《米香》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官场小说:新世纪官场小说题材上主要是对官场腐败的揭示和批判,代表作品有王跃文的《苍黄》,王晓方《驻京办主任》、阎真《沧浪之水》等;
军旅小说:与“红色经典”相比,新世纪军旅小说更加注重人性描写,注重故事性和情节性,代表作品有梁都《亮剑》、麦家《暗算》、《风声》等。
生态小说:生态小说主要披露人类对动物的屠杀、对自然资源的掠夺等行为,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中保护生态,宣扬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观念。代表作品有姜戎《狼图腾》、杨志军《藏獒》、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贾平凹《怀念狼》、郭雪波《大漠狼孩》等。
“80后”青春小说:是指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书写青春成长之痛、青春的迷茫困惑和青春的彷徨痛苦是“80后”作家创作初期最明显的特征,其作品内容主要是反映校园生活和都市体验,代表作品有春树《北京娃娃》、张悦然《樱桃之远》、蒋峰《维以不永伤》、李傻傻《红×》、孙睿《草样年华》、韩寒《三重门》、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等。
海外华人小说/新移民小说:是指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地区移居海外各国的华侨、华人、外国人士,以华文为表达工具,以反映华侨、华人和其他在居住国的社会生活,或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地区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文学作品。代表人物有严歌苓、哈金、张翎、虹影、陈谦、陈河、李永平、袁劲梅、卢新华、阿城、杨炼等。在题材上,有反映海外华人的开拓史和漂泊史的作品,如严歌苓《扶桑》、张翎《金山》、陈河《沙捞越战事》等;有反映中国大陆历史记忆的作品,如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张翎《余震》、《雁过藻溪》,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虹影《饥饿的女儿》等;有反映异域现实生活的内在冲突的作品,如袁劲梅《老康的哲学》、陈谦《望断南飞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