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寓言在儿童文学中的位置
寓言是假托故事或对自然物用拟人手法来说明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先生说过:“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寓言是一个怪物,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严肃认真。”可以说,这是对寓言最恰当、最形象的描述。
寓言这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寓言算起,距今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在东方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在西方的希腊,寓言都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因此它们并称为“世界寓言的三大发源地”。我国古代涌现出大批影响深远的寓言作家,留下了像《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狐假虎威》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创造出了古代文学艺术的辉煌。《战国策》记载,季梁曾以一则《南辕北辙》的寓言劝说魏王,使魏王放弃了攻打赵国,可见寓言具有多么强大的说服力。
寓言这种文学体裁,故事是它的外衣,寓意是它的灵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说过:“一个寓言可以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寓言虽不是儿童文学的专门体裁,却也受到儿童普遍欢迎。寓言大都篇幅短小、手法夸张、形象生动、富有想象力,是儿童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寓言饱含着丰富的生活经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是儿童难得的精神食粮。儿童通过阅读寓言,可以从中体会出作者所寄托的思想,从而学会辨别是非真伪,懂得生活和做人的道理,培养良好的品格,逐步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阅读寓言可锻炼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儿童的思维能力。语言和思维是互相促进的:人的深刻思想要靠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而通过语言交流,又可以促进思维的发展。儿童正处在学习语言、发展思维的阶段,通过阅读优秀的寓言作品,儿童可以有效地提高自己的语言和思维能力。
二、寓言的内涵与外延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与《庄子·天下篇》“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前者指出寓言假借外物以立论的技巧,后者则视寓言为传达意念的工具。
“寓”是寄托的意思,“言”是语言。寓言从语义的角度理解就是寄托着某种思想的话,通过一定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揭示出来。寓言从文体的角度理解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它是寄托了劝谕或教训的短小精悍的故事。它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寓言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将深奥复杂的道理用浅显简单的故事呈现出来。
寓言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典型有机结合物,它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和犀利简洁的说理同时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理智,所以人们把寓言叫作“理智的诗”或“穿着外衣的真理”。
寓言最初产生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后来一些文人学者一方面引用人们已经创作出来的寓言,另一方面又不断创作新的寓言,作为论证或辩论的手段,这样,大量的寓言便在历代文人的著作中保存下来,成为文学遗产的宝贵财富。寓言是为适应人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将自己在生活和劳动中积累的某种经验与教训编成故事传递给同伴,让别人从中获得认识与启发,吸取教训、增长才智,少走弯路、少吃苦头。寓言是人们规劝他人和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抨击恶人坏事的有效手段。
三、中国寓言发展概貌
中国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时间大约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我国寓言先后经历了先秦的说理寓言、两汉的劝诫寓言、魏晋南北朝的嘲讽寓言、唐宋的讽刺寓言和元明清的诙谐寓言等阶段
(一)先秦时期“说理寓言”
先秦是我国古代寓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收录了大量的民间寓言,这些寓言主要是为阐述不同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服务的,哲学意味十分浓厚,因此人们把先秦寓言称为“说理寓言”。像《列子》中的《愚公移山》《疑人偷斧》《纪昌学箭》,《孟子》中的《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郑人买履》等等。这些寓言生动活泼、深刻尖锐,其中有公正的颂扬、辛辣的讽刺,有善意的劝告、严厉的谴责。这些寓言的现实性、形象性都很强,因此,先秦思想家们都喜欢用它作为自己立论阐理的有力论据,以此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这是先秦寓言繁荣的主要原因。
(二)两汉时期“劝诫寓言”
西汉东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向上的时代,文学比较昌盛。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文人们希望维持和发展当时的大一统局面,在寓言中竭力宣扬封建道德,寓言从内容到形式较前均无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寓言大多带有明显的劝诫性,因此人们把这时期的寓言称为“劝诫寓言”。如刘向《新序》中的《叶公好龙》的故事,劝人不要只好空谈,要务实际。
(三)魏晋南北朝“嘲讽寓言”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转变时期,谈禅学道的风气很浓,长期受儒学禁锢的文人们思想走向解放,哲学、文学、艺术因而都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生活气息浓郁的寓言故事。像《晋书》中的《杯弓蛇影》,《魏书》中的《折箭》等,这些寓言较生活化,读起来很亲切。
(四)唐宋时期“讽刺寓言”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兴盛时代,朝廷以诗取士,社会诗风盛行,因此,这时期寓言诗有很大发展,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都曾写过寓言诗。如白居易的《燕诗》。除寓言诗外,柳宗元、韩愈等思想家、文学家也写过一些散文体寓言故事,如柳宗元《柳河东集》中的《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这些寓言形象生动,毫无生硬说教之感。宋代朝廷腐败堕落,文人们出于义愤,编写了很多寓言故事嘲弄权贵,这些寓言带有隐语性质,含蓄幽默,讽刺性强,哲理性相对减弱,人们称其为“讽刺寓言”。这类材料在宋人笔记体小说中有留存,像《老学庵笔记》中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成为传世经典。
(五)元明清时期“诙谐寓言”
从元末到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百姓言论极不自由。这时期的寓言诙谐讽喻性突出,因此人们称其为“诙谐寓言”。这段时期寓言创作十分繁荣,出现了众多寓言作家,出版了不少寓言专辑。如刘基的《郁离子》、李卓吾的《笑例》、冯梦龙的《笑府》等。这些政治家、知名文士对当朝腐败政治极为愤慨,常以寓言给予冷嘲热讽,所取材料大多来自民间,颇具生活气息,文笔幽默而锐利。
(六)五四以后寓言
五四运动以后,寓言不如小说、诗歌、戏剧发展繁荣,但也出现了一些寓意深刻题材新颖的寓言作品。写作寓言有影响的作家有鲁迅、冯雪峰、张天翼等。鲁迅《野草》中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狗的驳诘》等都是很好的寓言。
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也是一位新寓言作家。他写寓言较早,数量较多,成就比较显著。他的寓言能紧密配合革命斗争需要,战斗性强,富有哲理,饱含诗意,文字优美,故事生动。他的寓言有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罪恶的,如《蛇和兔》《狐狸和兔园》《狼、狐狸、猴子和农妇》等;有讽刺替反动派吹捧的无耻文人的,如《蛇和音乐》《鼓手和蛤蟆》等。现代著名作家张天翼在1946年至1948年间,写过近30篇寓言,发表在香港报刊上。这些寓言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呈现了社会的风貌,大多具有针对性。这些寓言爱憎分明,文笔犀利,与作者的小说、童话一样,具有夸张、幽默的独特风格。
(七)新中国成立后寓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寓言作为一种战斗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引起了许多作家的关注,老作家郭沫若、艾青、严文井、何公超、韶华等,都写过立意新颖、文字精湛的寓言,更为可喜的是涌现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新寓言作家,像金江、刘征、鲁芝、黄瑞云、湛卢、吕德华、申均之、凝溪等,发表和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新寓言作品。这些寓言都与政治形势、社会意识紧密相关。金江的《乌鸦兄弟》、黄瑞云的《陶罐和铁罐》、金近的《小猫钓鱼》、彭文席的《小马过河》等多篇寓言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寓言》杂志,除刊登各类寓言作品外,还设有“寓言作家”和“寓言评论”等专栏。198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应运而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和仇春霖、朱靖华、金江等寓言文学作家、研究家一起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对中国寓言文学的创作、批评、出版等现状进行较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对寓言如何创新进行探讨,对中国优秀寓言文学作品进行表彰,获奖作品被授予“金骆驼奖”,促进了我国寓言的发展。
(八)新世纪寓言
21世纪的中国寓言,无论是题材还是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人文意识、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已成为寓言创作的关注点。敢于触及和表现重大题材,已成为不少寓言作家的追求,出现了管理寓言、职场寓言、生态寓言、汉字寓言、漫画寓言、摄影寓言、戏剧寓言、手机寓言等许多新品种。
从寓言的题材来看,不少作者都在努力走出伊索、拉·封丹的影子,力图表现新的主题。黄瑞云的《两堵柏林墙》、吴广孝的《龙王和柏林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为隔离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白子捷的《天堂和地狱》表达了作者对人口问题的忧虑。凡夫的“不平静的荒原”系列寓言和吕金华的《死在兔岛上的狼》等,体现了作者对人类和平与生态平衡等重大问题的忧思。随着经济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管理寓言和职场寓言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这些题材却是过去的作家鲜有涉及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寓言原本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不是专为儿童而写的,但寓言大多采用拟人化手法,故事生动,情节简单,形象具体鲜明,对少年儿童来说既有趣又有益,乐于接受。新中国成立前陈伯吹、贺宜、何公超等作家就已运用寓言专为儿童编写过有意义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更多作者在创作寓言时,主动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阅读能力出发,注意了语言的精练与浅显统一,寓意的深刻与明朗统一,故事的生动与简单统一,使寓言也成了儿童文学中的重要体裁之一。
四、世界著名寓言家选介
世界寓言宝藏丰富,星光灿烂。希腊和印度的寓言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寓言类口头文学已被文人引进创作。人们一般认为印度的《五卷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寓言童话集。希腊伊索、法国拉·封丹、德国莱辛、俄国克雷洛夫被称为世界四大寓言作家。
(一)伊索寓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影响最大的还是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实际上是古代希腊民间寓言的代称。
伊索原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后被主人释放为自由民。伊索自由以后,曾到希腊各城市游历,当他来到吕底亚王国的首都萨第斯时,受到该国克洛伊索斯王的器重,曾安排他做行政事务,后来在执行国王派遣的公务中死去。
伊索寓言大部分来源于古代社会民间,反映了下层平民和奴隶的思想,揭示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对立关系。伊索寓言大多借助动物故事和神仙故事揭露统治者的凶恶残暴,赞颂人民的机智勇敢,对于出卖同胞、认敌为友的人进行无情的讽刺,对于不自量力、不动脑筋、麻痹大意、贪心愚蠢的人进行善意的批评。伊索寓言概括了古希腊人民在阶级抗争和生产劳动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是一部思想性很强的文学作品。它所反映的事物规律、所宣传的伦理道德,曾一度成为希腊人评判是非的标准,被人们认为是最好的儿童文学读物之一。伊索寓言之所以受到儿童的普遍喜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运用的艺术手法。伊索寓言大多是拟人化的动物故事,适合儿童的思维特点,它的人物语言和行为夸张而幽默,能引起儿童浓厚的兴趣。如《狼和小羊》,将狼和小羊拟人化,以生动的故事,通俗的语言,鞭挞了统治者的残暴与狡诈。《龟兔赛跑》以活泼的形象,鲜明的寓意,精短的故事,劝告人们不要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为读者所难忘。
(二)拉·封丹寓言
拉·封丹(1621-1695)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是世界著名的寓言诗人有寓言12卷,248篇。他的寓言诗题材广泛,人物多样,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也明显地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属性。通过这些形象,抨击强权者的专横残暴,歌颂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赞美热爱劳动、团结互助等优秀品质,讽刺贪婪、虚荣、奸诈、欺骗、忘恩负义等社会恶习。他的故事大多取材于伊索寓言、印度寓言及民间传说,但发挥自己的想象,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将其与当时法国的社会现实有机结合,使古老的故事获得了新的生命,给寓言创作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如《患瘟疫的野兽》讲述的是看你是权贵还是穷鬼,法庭就能判你是无罪还是有罪,抨击了当时法国“强权即公理”的不合理现象。拉·封丹的寓言诗原本不是为儿童创作,但他能运用民间语言,写得准确生动、精练别致,具有戏剧性,韵律变化多样、优美和谐、悦耳动听,很适合儿童阅读,因而长期以来被法国用作语文课传统教材
(三)莱辛寓言
莱辛(1729-1781)是18世纪德国戏剧家、戏剧理论家,是世界著名的寓言作家。他先后共写了3卷散文寓言,90篇,另有在莱比锡求学时写的十几首诗体寓言。这些寓言约有一半取材于古典寓言,另一半是自己创造的。经过改写,赋予新意,都与当时德国社会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以及文艺斗争相关,战斗气息和时代感十分强烈。有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暴虐、残忍、伪善和昏聩的,如《水蛇》《仙女的礼物》《绵羊》《被保护的羔羊》等;有对于市侩阶层的狂妄、愚昧、驯顺和苟且进行辛辣地讽刺的,如《驴和狼》《鹅》《驴》《幼鹿和老鹿》《鼠》等;有抨击当时文坛的种种不良现象和恶习的,如《麻雀和田鼠》《猴子和狐狸》《牧羊人和夜莺》《夜莺和孔雀》等;有宣扬他哲学上的宽容的,如《一只老狼的故事》。他的寓言大多是传统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不仅通过这些动物形象娱乐人,而且教育人。他的寓言短小精悍,语言犀利尖锐。
(四)克雷洛夫寓言
克雷洛夫(1769-1844)是19世纪俄国戏剧作家,是世界著名的寓言作家。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作,最初写剧本,借戏剧讽刺贵族生活的空虚、放荡。曾创办《观察家》杂志,专门揭露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抨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农奴主的残忍冷酷,不久被勒令停刊。1806年开始写寓言,著有寓言诗200余篇。
在克雷洛夫之前,古代希腊和印度寓言大多是从动物故事演变而来。中国寓言则大多把人作为故事的主角,用夸张的手法呈现寓意。克雷洛夫吸取这两类寓言之所长,形成了自己寓言独特的风格。在克雷洛夫寓言中,动物形象被赋予了俄罗斯人的性格,同时,一些俄罗斯人形象也直接充当了故事的主角。
克雷洛夫寓言从内容上看,有鞭挞沙皇、大臣统治者淫威的,如《狮王打猎》《兽类的瘟疫》;有揭露法官贪赃枉法的,如《狼和羊》;有谴责官僚狼狈为奸、鱼肉人民的,如《农民和河》《梭鱼》;有讽刺贵族寄生生活的,如《树叶和树根》;有批评勾结敌人的叛徒、唯利是图的商人的,如《乌鸦和母鸡》;还有针砭社会游手好闲、吹牛拍马、虚伪哄骗等不良习气的,如《撒谎的人》《狐狸和驴子》《青蛙和牯牛》等。克雷洛夫也用自己的寓言热情赞美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机智善良等优秀品质。在他的笔下,蜜蜂始终是劳动人民的象征,如《苍蝇和蜜蜂》《蜻蜓和蚂蚁》《农夫和雇工》等。出现在《鹰和蜜蜂》中的那只蜜蜂,从不追求个人荣耀,只知埋头苦干,它说:“我生来就是为大家服务到底的,我不求表现自己小小的成就,当我瞧着我们的蜂巢,看到在那许多蜂蜜中,有一滴是我酿造的时候,我就感到了安慰。”1812年,俄国遭到拿破仑侵略,进入卫国战争年代,克雷洛夫将满腔的爱国情感注进自己的寓言,这些寓言成为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教材,如《狗落鸡舍》《猫和厨子》等。
纵览寓言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寓言从来不是无的放矢的空洞文章,而是和当下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的传统;寓言历经千百年的考验,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为世人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