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的生平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儿时，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国，就是孟子的祖先。孟子三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孝，断机杼”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样，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孟母的言传身教对孟子成为“亚圣”具有巨大的作用。

求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没有讲他的老师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 其受业于何人，自汉代以来颇有争议，一是认为师从子思，一是师从子上，一是师从子思之门人。朱熹云：“私，犹窃也。淑，善也。李氏以为方言是也。人，谓子思之徒也。”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游仕，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孟子身处于这个诸侯国合纵连横，战争不断时期，于是意识到了此时的趋势，所以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他主张将儒家的政治、治国理念转化为国家治理理念。加上而当时各个读书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行自己的学说，游说各国诸侯。于是孟子开始周游列国，游说于各国君主之间，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晚年，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在他之后，出现了学者邹子等人。

二、《孟子》简介

《孟子》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

“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

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三、《孟子》注疏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成为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孟学诠释史上有着开创性的地位,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孟子章句》中有对文字的训释，还保留了大量先秦两汉的古注。

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朱熹注重义理和词义的解释，并且受当时北宋文人大胆疑经风气的影响，也对赵本存疑，注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

宋代孙奭《孟子正义》仿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进行编写，参考了张镒、丁公著两者的旧注，以诠释字音为主。

清代焦循《孟子正义》是清代第一部用一家之注的新疏，也是对赵本的《孟子章句》的注释进行申发和补充，同时对赵本的内容进行纠错和存疑。

杨伯峻《孟子译注》，字音词义、历史知识、地理沿革、名物制度、风俗习惯及生僻字和晦涩费解的词句作了详细的注解和考证，并将全文译为白话文，适合初学者。

四、论辩风格

《孟子》的论辩产生自孟子周游列国的“不得已”之辩，刘勰曾言“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清人吴敏树说:“古文之道由韩子，韩子推原孟子，故余于孟子尤尽心焉。”，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台柱”之首，刘大杰称赞《孟子》在儒家作品中“最有文采”，“对后代很有影响”。

（一）感情激越

孟子散文所流露出的感情尤为强烈。《孟子》语言是内心情感的一种真实表达。“文如其人”，是孟子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体现在文中，让其语言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因此感情激越。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例如：弟子公孙丑有一次问他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公孙丑上》）孟子回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这充分体现了孟子对霸道及其力主霸道的统治者的反对和不屑。面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骂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他自己则从“正人心，息邪说，距坡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滕文公下》）的责任感出发，给予同时代其他诸子最有力的斥责。此时孟子的感情为极大的愤怒和救天下苍生的热情。

（二）气势雄健

刘熙载说:“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艺概·文概》)。程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林纤说，“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钦气而蓄势”“先取孟子与许行论并耕章读之，则知气势之所在矣。”

《孟子》开篇就给我们展示了他的气势。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直奔主题，问孟子来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孟子则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拭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拭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这段话气势喷薄而出，孟子分别从王、大夫、士的角度出发，尖锐地指出谈利能造成国危身亡的严重后果，提出天下只要仁义就行了，不必谈利。并且在《孟子》各章中，也都是这种雄健的风格。

（三）简洁平易，明快晓畅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行棺，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心者不觉自屈。” “至简至易”，这就概括的说出了《孟子》中论辩语言简洁平易的特点。

例如：女子出嫁场景“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滕文公下》)这几句话就是当时口语的直录，母亲语重心长的话语，生动形象，简单明了，让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母亲教导女儿的情景。

谈论君子行善“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这些话语简简单单，举出了子路、禹、舜等君子对待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