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的基本内容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诗歌的源头。现存305篇，此外还有六篇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这六篇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诗经》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过去一直认为是尹吉甫采集，最后经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各地方的民歌；十五国风分别是：周南11篇、召南14篇、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王风10篇、郑风21篇、齐风11篇、魏风7篇、唐风12篇、秦风10篇、陈风10篇、桧风4篇、曹风4篇、豳风7篇。共160篇。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小雅》和《大雅》。《大雅》31篇，主要歌颂周王室祖先以及周武王、周宣王等明王的功绩，有些诗篇也反映了周厉王、周幽王的暴虐昏乱及其统治危机。

《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以贵族为主，“雅”的意思是高尚雅正。旧训雅为正，认为是诗歌的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小雅》74篇，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末年，以西周末年厉、宣、幽王时期为多。

其中一部分与《大雅》类似，属于贵族创作的诗篇，也有一部分与《国风》类似，属于民间歌谣。《小雅》中比较突出的是关于战争和戍役的作品。如《采薇》《出车》《六月》等均是代表。

《颂》主要是周王室以及鲁国、宋国进行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古今学者对于“颂”的理解多有不同。最早的解释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颂者”之下省略了“容也”二字。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 “容”的意思是一般认为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认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二、《诗经》的编写情况

《诗经》的编集写定，古代一直有三种说法：

1.采诗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尤其是国风部分，应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采集得来。

2.献诗说。

据《国语》、《左传》等先秦等古籍记载，《诗经》主要来自公卿列士的献诗，公卿列士通过献诗的方式进行讽谏或赞颂。现在一般认为，《诗经》中《大雅》《小雅》和《国风》中的许多诗可能便是通过献诗的途径搜集出来的。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语说：“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3.删诗说。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王充《论衡·正说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汉书·叙传》也说“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

不过对于“删诗说”，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清代朱彝尊、方玉润等均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他们的怀疑有些并非全盘否定孔子删诗，如孔颖达只是认为孔子不会删去这样多的诗，而没有否认孔子的“删诗”行为。

学者们对孔子删诗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如朱彝尊认为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列国士大夫之赋诗言志，以及典籍中的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而仅有少量例外。方玉润认为孔子谈到的他对“诗”的处理是在“自卫返鲁”之后，而此前孔子谈到“诗”时，也称“诗三百”。

不过我们认为孔子与《诗经》有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首先他在文字、方言和音乐方向上应该是做过一些整理修订工作的；其次他将《诗经》作为教材，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诗经》的流传及整理情况

《诗经》在先秦时期的流传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尚不能很好的梳理，关于其在汉代以前师承传授，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有记载“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不过其所述是否有可靠的文献依据，今天已经不得而知。

到了汉代，有四家传《诗经》。《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所谓的“三家诗”即齐、鲁、韩三家，他们传授《诗经》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来书写，称“今文诗”，毛诗晚出，以先秦古文字书写称，因此称“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制，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尤其是著名的学者郑玄给毛诗作“笺”后使得其流传更加广泛。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失传，现唯有毛诗传世，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诗经》。

历代的《诗经》注本及研究著作有很多。通行的比较好的有《毛诗正义》，含汉代毛亨的《传》，郑玄的《笺》，唐代孔颖达的《正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以上各家均是以毛诗为底本进行的整理和注释。清代王先谦在此前学者辑佚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诗三家义集疏》，以三家诗的佚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现代学者对《诗经》也有过很好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注析》等。

四、出土文献与《诗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出土先秦、两汉简牍文献中亦有《诗经》及相关材料的发现。

1.阜阳汉简《诗经》。

1977年，安徽省考古工作队在阜阳双古堆一号墓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简牍。据分析，墓主人应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这些汉简经过整理被编纂为十多种古籍，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阜阳汉简《诗经》，经整理后残简大约有170片，为研究《诗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与今本《毛诗》存在大量的异文。二是关于其流派的归属问题，整理者们认为它不属于齐、鲁、韩、毛中的任何一家。李学勤曾推测《阜诗》或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参考资料：《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采风曲目》。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收购了一批竹简，约千余支。《孔子诗论》中共出现诗篇58篇，均可以与今本《毛诗》相对照，仅有《扬之水》一篇不知属于何风。《孔子诗论》对于具体作品的评论非常简短，比如第二十五简“《有兔》不逢时。”第二十六简“《邶风▪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但这虽然简短的评论却对诗歌情感的整体把握十分准确。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将《孔子诗论》与《诗序》进行比较。一种看法认为《诗论》和《诗序》之间具有差异性。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孔子诗论》和《诗序》之间存在一致性。《孔子诗论》的简短评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一些诗歌的诗旨，也帮助很大。

《采风曲目》保存了四十首诗歌篇名，有一些可与今本《诗经》中的篇名对应。对“采诗说”与“删诗说”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耆夜》《周公之琴舞》

清华大学于2008年收藏了一批战国楚简，其中《耆夜》记载了周公创作诗歌《蟋蟀》的故事，但言辞不古，残缺较多，也许是后人的托古之作，可与《诗经▪唐风▪蟋蟀》相互参证，对我们认识《诗经▪唐风▪蟋蟀》的诗旨有很大帮助。《周公之琴舞》是周成王正式履职时周公、成王各作的一组九篇颂诗。这些诗在今本《诗经》中只存有《敬之》一首。对“删诗说”也有相当大的支撑。

参考资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

4.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

2015年初，安徽大学收藏了一批竹简，经鉴定确认年代为战国时期。经过初步整理和辨识，这批竹简全部是书籍类文献，包含《诗经》内容的竹简实存97支。此部分包含了《诗》58篇，与传世《毛诗》相比，这些诗的排列顺序不尽相同，并出现了《侯风》。为进一步探讨《诗经》学史上《诗》三百的编成时代、孔子删诗说、《毛诗》的流传和性质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参考资料：《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