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学的孕育

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便产生了的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研究教育的教育学,却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教育萌芽之早期阶段,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只是一种原始的状态。

专门的教育活动机构———学校出现以后,人类的教育经验日益丰富,教育活动日益复杂。为了更有效地培养人,社会就有了总结、研究和概括教育经验的需要。于是,以总结经验形式出现的各种教育思想便随之产生。我国古代的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后来的董仲舒、王充、韩愈、朱熹、王夫之、颜元等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同时,西方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也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丰富了人类教育思想的宝库。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战国后期形成的《学记》,其在教育思想史上更具有重要意义。《学记》是《礼记》中的名篇,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学记》全文虽只有1229个字,却对我国古代的教育经验和儒家的教育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总结。文中对教育的目的和作用、教育制度、教育过程、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问题都做了精辟的论述。《学记》所提出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启发诱导、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师严道尊等一系列宝贵的教育思想,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独立形态教育学的产生

教育学独立为专门的学科,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文主义的兴起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了阐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在总结教育经验的基础上,纷纷著书立说,这使得教育学最终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独立为专门的学科。

1632年,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一书出版。他以“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为基本目标,全面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主张建立适应学生年龄特征的学校教育制度,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创立了班级授课制理论,并高度评价了教师的职业。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因对教育所进行的系统化的理论研究,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教育学独立形成时期的奠基之作和代表著作。

1806年,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出版。这一著作不仅第一次以教育学的名称出现,而且他的教育学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系统阐述了教育教学的原则、方法以及教育教学的过程,从而使教育学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所以也有人认为,赫尔巴特是独立教育学体系的创始人。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因其体系的完整性和内容的科学性曾对世界很多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教育学逐渐成为独立学科的这段时期,一些教育类著作相继出现,主要有英国洛克的《教育漫话》,斯宾塞的《教育论》,法国卢梭的《爱弥儿》,爱尔维修的《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瑞士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以及德国福禄倍尔的《人的教育》等。

三、教育学走向科学化

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的一百七十多年中,教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产生了。但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教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他们没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教育学的科学化实际上始于近现代相关科学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从教育观和方法论上看,可以说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教育学才真正进入科学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引发了人类思想史的伟大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科学地认识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全面考察和分析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揭示了教育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教育观点,解决了许多教育思想史上未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系列教育观点、理论和思想,为教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使教育思想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研究教育问题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苏联的教育家,这里特别提出凯洛夫对苏联教育学的贡献。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系统总结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教育史上一些优秀教育家的进步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教学原理。它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学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科学;它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未来新人的培养目标和理想,强调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等。凯洛夫的《教育学》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还缺少辩证法,但总的说来不失为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学著作,反映了《教育学》在当时的新发展。此书曾被译为中文版,对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教育学出现于20世纪初。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京师大学堂设师范馆,教育学为共同必修科目,最早开设教育学课程始于1902年,由日本籍教师服部宇之吉教授。事实上,1901年《教育世界》杂志第9—11号,所刊载的王国维译介的日本学者立花铣三郎讲述的完整《教育学》著作,被视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始点。王国维1905年编著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学》。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曾学习日本,日本的教育学主要从德国传入,所以,中国当时的教育主要受赫尔巴特的欧洲大陆派教育思想体系的影响。1919年五四前夕,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到过13个省市,做了上千场的学术报告。他的教育著作也不断翻译出版,仅《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就曾多次翻译出版并广为流传,影响十分广泛。当然,这一时期也有进步的教育思想产生,就是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杨贤江以李浩吾的化名编的《新教育大纲》和193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这两部著作是中国最早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系统编写的教育学著作,都是对教育中的经验论和实用主义教育学的挑战,是推动中国教育学科学化的代表作。但因受战争的影响,教育学科学化的任务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

四、新中国为教育学科学化所做的努力

新中国的成立为教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开辟了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凯洛夫《教育学》的传入,使实用主义等西方教育思想受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开始上升为主导地位,这是新中国教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1958年,中国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独立创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尝试。1963年,刘佛年任主编的《教育学》编写出版。这是中国教育学界为教育学科学化而做出的重大尝试,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学界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教育实践为基础,独立赶超外国编写的教育学的重要成果。“文化大革命”使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断了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又开启了教育学科学化的新进程。当时,由于思想解放和教学的急需,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编书热潮,多种版本的《教育学》相继问世。虽然有人评说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著作多是“大同小异”、“千人一面”,但是,对于这种万马奔腾的局面,还是应给予充分肯定。所编的书,虽然存在着研究不足、协作不够、创新不多、质量不高等问题,可是对推动教育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近二十年又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教育学,影响较大的有十二校编写的《教育学》,有的教育学又结合时代的新发展和教育的新变化作了修订再版,如王道俊先生主编的《教育学》。虽然教育学者都在努力,但很难说哪本《教育学》标志着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最新水平,寻找推进教育学发展的逻辑起点还一直是个难题。教育学科学化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也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有人类就有教育,有教育就有对教育经验的认识,就有了教育学。教育有共性特点和规律,各国要自觉遵循,但教育归根到底总是某个具体国家的教育,是个性化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去继承自己的文化遗产,结合本国的教育实践,去建设适合自己国家教育实际情况的教育学。

无论世界一体化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发达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国家失去自我而搞所谓的“进口教育学”,还是会水土不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深入和频繁,各种各样的思潮或者贴着人性的标签,或者贴着民主的标签,甚至有的打着批判的旗号等,都对我们的教育领域产生着影响。对待这些思潮,我们固然可以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情怀,但也应该加以甄别,只要我们坚持实践的标准、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失去自我,就能建设好自己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