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的观念

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即“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的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不断发展、嬗变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史与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就是人类一次一次地发现与认识自我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自我如何协调、平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过程。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观念的演变的历史。人类对自我的发现与认识，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

二、20世纪中国文学和“人”的发现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两种或多种“人”的观念、“人”的声音的对话、交流、对抗、激荡、交融。

1928年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发现了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是继由五四发现人的个人性、社会性再向另一端推进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观念一贯看重人的社会性，看重社会群体与个人发展的关系，这使受西方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五四新文化与“人”的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个性主义人学观，五四人学观始终与人的社会性相结合。因此，关注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为镇压迫者、被侮辱者的不幸命运与被压迫地位呼喊，这曾是五四“人”的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一关注人的社会性的思想出发，很容易在一部分持激进思想的人士中产生阶级论。在有不同阶层的人存在的社会中，人必然有其阶级性。这是左翼文学对人的新发现，也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展示了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新的天地。但是阶级性、革命性并不是人的内涵的全部。当然，三四十年代还有茅盾着重人的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文学，有巴金、曹禺、沈从文、张爱玲、路翎等备具特点地承传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文学，有老舍、钱钟书等强调人的文化属性的文学。

而第三种的“人”的观念，就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人”的观念：充分世俗化中的充分人性化，传统世俗社会的大众道德与大众人性观。

综观“文革”前十七年文学，是多种“人”的观念、人的话语在对抗、冲突、交奏。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指定为唯一的创作方法，阶级的、革命的“人”的观念与话语成为主流，也是十七年文坛唯一的关于人的话语。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连续不断的批判．实现了对五四个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与话语的否定。这时期，仍有《我们夫妻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红豆》、《美丽》、《在悬崖上》、《小巷深处》，有电影戏剧《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四种剧本”、《茶馆》、《关汉卿》等作品，不绝如缕地发出人的微弱声音。这声音是微弱的，但也是顽强的。在《百合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些革命小说中，“人”的声音也若隐若现。《青春之歌》中追求个性主义的林道静终于走上革命道路，否定了五四个性主义道路，但是作家以女性的心灵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与婚姻问题上的选择，使这部在实质上重返30年代“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富有人情味与人性美。

在经历了“文革”将文学中的人性赶尽杀绝，以“革命性”、阶级性取代对人的一切描写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文化寻根等一系列文学沿革，正是以对人的逐步再发现、五四的“人”的观念的逐步再寻找，而构成新时期文学发展裂变的内在律动。

三、20世纪中国文学和外来影响

1.中国现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进人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中，从希腊文学到19世纪文学的众多作家被译介到中国，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四位代表性人物。易卜生在五四高潮时期被《新青年》隆重推出。但是戏剧家易卜生在中国主要是被作为思想家接受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连同他的《玩偶之家》对于夫权家庭的批判、对于妇女平等自由权利的呼喊，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倡扬个性主义的旗帜。卢梭是又一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忏悔录》从1928年1945年间有六种中译本问世。这位启蒙主义思想家袒露自己本来面目的真诚与勇气，激动了许多中国人。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风、巴金的小说中都有卢梭式的自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中国道德裹挟下的人性是暴风雨般的闪击，使伪道学者感受着作假的因难。尼采，曾在一些激进的文化人中产生共鸣。他那攻击一切偶像与张扬超我的精神，吻合了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精神。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也曾在五四小说创作中引起反响，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风、茅盾、曹禺、沈从文等人刻画性爱与人物心理都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理论。

这四位西方人进入当时的中国，对于五四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们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人”，从四个层次揭示了“人”的内涵。易卜生主义的理性的个人主义，使个人的自由、自尊、人格、人权在理性主义的辉耀下显现出耀眼的价值。启蒙主义者卢梭以理性主义思想呈现人性的正负面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人的真实自我获得了理性主义的确证。尼采则把人的自我张扬到极致，并且颂扬了个人对传统社会的叛道精神。弗洛伊德通过揭示个人潜意识中涌动着的性欲，挖掘了人的深层意识。易卜生、卢梭所揭示的人，是人类对自我的理性主义认识，尼采、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的非理性主义层面的揭示，使人的内涵获得了现代性。这使得五四时期中国文化、文学对于人的发现，构成一个完整丰满的、现代性的人学观。五四文学就是建基于这一新的“人”的观念。鲁迅十分敏感地把握到文学的这一内核，他在五四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明确发出“真的人”的呼喊。

2.中国当代文学的外来影响

无疑，新时期文学是对“人”的观念的寻找与恢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体现了这种对“人”的观念的寻找、恢复与深入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呼应的，是西方文学的又一次深刻的影响。西方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新时期短短十多年中几乎都曾被介绍到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贝克特、萨特这四位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观念渗透在最近20年的文学创作中。

易卜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等所提倡的传统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已为中国文坛所熟知与普遍接受，而在20年代仅为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尼采、弗洛伊德，在80年代再度进入中国时掀起了一阵广泛而经久的热潮。詹姆斯提出的人的意识流理论，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都展示了人的深层意识的空间，这是人类对自我的一次新发现。以卡夫卡、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文学，揭示了人的生存的荒诞性，这是人类对自我处境、人与社会关系的又一次哲学的探询与发现。新时期中国文学、美学的异彩都是汲取了这些异域的养料，共同地体现了对人的发现与重塑。当然，80年代上半期文学中对人的所谓寻找，仅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恢复和再发现，是将被扼制与摧毁了的“人”的观念、人的形象重塑，它在观念上于五四文学并无特别的发展。曾轰动一时的80年代文学，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萨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80年代末至90年代，“存在主义热”取代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存在先于时期”、“自由选择”、人的异化、人与社会对立、个人自我的尊严、当代人的失落感、孤独感，这些存在主义思想渗透在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90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现象如私人化写作、女性写作、先锋文学，其哲学观念无不深藏着存在主义。整个90年代中国文学或许尚未产生足以代表这一变动时代的经典杰作，但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新发现、“人”的观念的新发展，却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