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文言文写作的诗文仍然是正宗，其地位也不可动摇。晚清的文学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新意境即理想深邃宏远；新语句则是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即如他称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以诗评家身份标榜“诗界革命”，但因其保留旧的诗歌形式，而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导“诗界革命”，以俗白文字入诗的是黄遵宪。后来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总结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的新诗，却不过捡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的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了很大影响。”

二、“小说界革命”

梁启超充满激情的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升到具有“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1902）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特别看重小说的“新民”“启蒙”的工具性作用。

在无限被提升其社会作用之后，小说观念又有其自发的矫正。徐念慈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并称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的滥觞。徐更加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和王国维的独立价值之间。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三、戏剧改良

陈独秀提倡戏剧观念更新。1904年他在《论戏曲》中指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老师，世上的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他认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1904年陈去病、柳亚子创办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东京成立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其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1907年他们公演《茶花女》《黑女吁天录》，为新剧开端。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成立春阳社，也演出《黑奴吁天录》。1908年他又在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麟、包天笑所译英国小说《迦茵小传》改编的同名新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戏曲的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新剧被称为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早期形态。

四、文体革命

文体观念革命有着相应的语言观念变革的背景。提倡白话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最早提出“言文合一”的是黄遵宪。他认为，“言文合一”使各国文化普及，科技发达，社会进步；中国的言文乖离致使科技落后。但是他仅仅从维新的社会用途考虑，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打算，并非专从文学角度考虑率。文学出发倡导白话的是梁启超，他在《小说从话》中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这成为胡适后来彻底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