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兴起于1903年，李伯元这一年主编《绣像小说》，刊载自己的《文明小史》《活地狱》和刘鹗（洪都百炼生）的《老残游记》，此前他在《繁华报》连载《官场现形记》。《新小说》也刊载了吴趼人的（我佛山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小说抛弃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极力丑诋官府，进行笔无藏锋的讽刺。《老残游记》在讽刺之外，稍显作者的信心，其抒情比李伯元、吴趼人的峻切刻薄多几分艺术美感。曾朴的《孽海花》最畅销，具有历史政治小说的特点。

典型的谴责小说，审美上往往“毫无节制”，借事实发泄作者无望而浮躁的情绪，不像《儒林外史》的“婉而多讽”，而是连讽刺带谩骂，小说结构也缺乏节制。作者由于与新闻业的密切关系，经常把未经加工的素材编辑成故事成文应付连载。任情扩充、揭发的心态与结构经验影响了民初小说家们，他们热衷于将一些话柄组织到小说中去，堆砌成社会黑幕。“小说界”革命后，小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由于与报刊市场结合，小说家成为以此谋生的专业化人员，从依附大众一般趣味到媚俗，进而粗制滥造，形成小说的新危机，这一倾向很快表现在民初小说中。

二、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

谴责小说与言情小说是清末兴起的通俗文学，显示出小说观念在近代的解放，被视为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民初小说以鸳鸯蝴蝶派的言情结合休闲的《礼拜六》风格为主流。品种有社会、言情、历史、武侠、侦探等，创作量比清末大，杂志社也不再靠翻译支撑了，这些小说统称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中有婚姻恋爱的社会问题，历史小说将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事件作野史式的记录，社会与历史小说中话柄的连缀多数有黑幕的特点，这些作品也有积极意义，但是淹没于通俗游戏的趣味之中。民初鸳鸯派小说的语言，从骈俪、文言、拟话本式旧白话到有时代气息的白话，是有发展的，所以后来文学革命对小说而言，主要是在内容和价值观上，不像新诗的语言革命那么尖锐断裂。此外，叶圣陶的《穷愁》等数十篇文言白话短篇，以及李劼人《强盗真诠》等，为他们文学革命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苏曼殊的自哀与流浪双重主题的言情小说充满着异质文化的因素，与鸳鸯蝴蝶派有很大的情感表达的一致，同时也是五四“身边”小说的先兆。

鸳鸯蝴蝶派中最具影响的是被称作“五虎将”的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娟、张恨水。除张恨水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外，其余四人都在民初有过大的影响。“四大说部”：《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的前两部产生在民初。

三、翻译小说

这一时期翻译小说带动着创作。自清末开始，形成了中国小说中、西方来年各个传统并存的局面；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继续发展，章回小说从口头演说的评书评话体向书面阅读的形式转移，笔记体也呈现了向短篇嬗变的端倪；西方小说被翻译介绍进来，虽然都不是一流，但其叙说方式也对中国小说创作发生着影响。有统计显示，1906年——1910年是清末小说的高峰期，1907年则是翻译小说的高峰期，与创作的繁荣同步。清末翻译小说有徐念慈、包天笑的译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纾。

林纾的翻译小说肯定西方的写实手法，文学观念是中国传统的，他将狄更斯比附司马迁、班固。他的笔记体小说接近唐代的段成式，长篇的表达采用桐城笔法、情调近才子佳人式的哀感缠绵，对民初的姚鸳维等鸳鸯蝴蝶派作家有较深影响。林纾还译有大批通俗作品，在出版市场很风行，其中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翻译的最多，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也由他最先翻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