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的两种风格及成因：由于作家对“乡土”的态度不同，形成两种乡土小说风格。一种作家以城市学得的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系统反观乡村社会，看到了封建宗法制社会的不和理，真实描写人在这种秩序下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乡土写实小说。另一种作家在城乡对比中，对城市生活深感厌倦，将自己的理想生活方式寄托在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宗法制乡村，并极力加以赞美，这便形成乡土抒情小说。

总之，20年代兴起的“乡土文学”，以其鲜明的特征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并且，随着农村题材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不断繁荣和扩大，随着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不断追求和完善，“乡土文学”也愈加显示出艺术活力。

四、乡土抒情小说

在20代兴起“乡土文学”现实主义浪潮中，还有一位情调独异的作家，他就是具有田园风格的乡土抒情小说家冯文炳(废名为1926年后用的笔名，1901—1967年) 湖北黄梅人，语丝社作家。深受周作人散文韵味的影响，先是创作新诗和小品散文，从事小说创作则主要是在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初期，在此期间出版的小说集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和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他是周作人的学生，相貌奇古，精通哲学，对佛学也有研究，练气功。50年代在吉林大学教书，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思想内容：以宁静、优美的笔调，美化中国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会，表现带有古民风采的人物的纯朴美德，有一种“田园牧歌”情调。对这种生活的逝去表现了深深的惋惜之情。

主要代表性小说，有《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桃园》等。

如《竹林的故事》有一种田园诗般的宁静、 和谐、幻美的韵味。描述人美、景美的牧歌般意境。一片竹林，乡间三姑娘在父亲去世后和母亲相依为命，以卖菜为生。“心净如水，美如竹林”，人物和清新的乡村自然景物互为映衬，形成富于诗情的象征境界。作者似乎有意模糊了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界限。三姑娘对幸福的憧憬和淡淡的哀愁，都融化在那一片青翠欲滴的绿竹世界里了。三姑娘的性格象竹一样的挺直和有气节，三姑娘和竹林已经融为一体，升腾为一种纯净的美的象征，以致任何世俗的态度，都“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在这里，作者既表达了对劳动者的亲近，更把对现实世界的哀伤化作了对理想世界的景慕。

短篇《桃园》，作者也是借纯洁少女阿毛姑娘的理想来喻示自己的理想。阿毛是“爱与美”兼有的化身，她是那样的心底无私，一心助人。她把自栽的花送人，把自家的桃子送人，还可惜自己上不了树多摘几个!阿毛的稚气透露了田家质朴纯真的古风，只是这种充满童贞的爱与美的追求，在严峻的现实社会面前，显得有些脆弱，阿毛的忧伤，表达了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

在写《河下柳》及《浣衣母》时小说风格有所变化。陈老爹以演木偶戏为生，但官府禁演，为生活只有将心爱的，象征古朴乡村生活的大柳树砍掉，卖钱。李妈丈夫早逝，以洗衣为生，因品德贤淑而成为“公共母亲”，但当她打算与人“搭帮过日子”时，便受到众人指责，沦为“城外老虎”，在这里，作者对古老中国乡村宗法制生活的毁灭表现了深深的惋惜。

艺术特色：1、废名的小说超尘脱俗，刻意营造理想的宗法制乡村生活，渲染纯美的心灵。他笔下的乡土，虽然不乏泥土气息，但多已把世间人物消融在仙逸的自然景物和幽静超然的心里了。这种近于理想化的情致，也不免显出了作者“有意低徊，颐影自怜”的悲哀。

2、在写作手法上，散文化的结构是废名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故事让位于情绪，人物与景物并重。

3、诗化的语言和空灵的境界，则使废名的小说更象一曲“牧童短笛”，一首“唐人绝句”。

冯文炳在30年代之后成为京派的重要小说家，文体上的“实验”色彩更形明显，借鉴古典诗词的简练、含蓄、留空白等经验，转化成情节简单的散文化小说形式。抒情性发挥到极致，而文字越加简僻、晦涩。所以实际上，后来的小说虽成熟，早期的比较纯净单一的乡土抒情小说的影响并不小。

沈从文和更晚的汪曾祺等人都一再地提到冯文炳20年代的作品对他们的作用。在现代抒情小说体式的发展史上，从郁达夫到沈从文，废名是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乡土小说出现的意义及局限

乡土小说从20年代中期便形成一股持久的创作潮流，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清新的泥土气息，在文学史上有巨大的意义。

1、题材上：突破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主要写知识青年的相对狭小天地，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影响和吸引了一大批新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社会，转到民众(主要是农民)的身上，而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土壤的联结更加紧密。

2、创作方法：乡土小说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大部分乡土作家从关心个人的感伤情绪、个人的回忆，到关注社会和民众，从浪漫理想转向对现实的探索。许多乡土作家从早期的主观抒情，越到后来就越归向客观写实，甚至讽刺，让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得以加强和巩固。

3、艺术上：纠正旧小说遗留的简括式叙述方式，加强实地描写，加强场面、人物的细节描写，小说的重心由情绪、情节的展示转向以人物为中心的刻画。

4、局限：乡土作家都是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一般还缺少把握农村复杂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眼光，还未能像鲁迅那样的深邃，往往单纯地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总体的艺术质量尚属稚拙阶段。但作为一个潮流，一个流派，乡土小说对于现代小说的确立是有不小贡献的。

五、“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它主观型叙述小说

（一）抒情小说兴起原因：

1、文学传统：中国古代文学有强大的抒情传统。古代中国是诗歌与散文的国度，以“诗《诗经》”、“骚《离骚》”并称，传统分别代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源头，但《诗经》本身也是诗体，所以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中带有极大的抒情成分，并不奇怪。在“五四”的“问题小说”和“人生派”写实小说、“乡土小说”的作者群中，起初的创作也都有一种普遍的主观抒情倾向，这种倾向到后来才逐渐消退。这是那个富于个性与青春气息的时代，给予文学的恩惠，也是中国文人固有的抒情气质所造成。

2、时代原因：“五四”退潮后，要求个性解放而又遭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一代，在本国文学承传和外国抒情文学的双重影响下，不能自禁地要通过写作来渲泄自己内心的激情，表达“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感伤之情。因此，自叙传抒情小说与其它主观抒情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3、日本“私小说”的影响：“自叙传”抒情小说的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同时又吸收了日本“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私小说：1921—1926年间正风靡日本，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所以说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虽受“私小说”的影响，但在开掘自我悲剧的社会根源方面，突破了“私小说”多写身边琐事的局限。（日本代表作：1907年，田山花袋《棉被》发表，赤裸裸地暴露自我心灵深处的性苦闷，遂有“私小说”鼻祖之称。）

理论倡导：早在1920年，周作人在介绍俄国库普林小说《晚间的来客》时就曾运用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强调“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并指出“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19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在理论上为抒情小说作为新型的文体开辟了道路。

代表流派及作家：“五四”小说领域里将“表现自我”的主观性推至极端的，便是以创造社作家为主干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流派（郁达夫、淦女士）。其他与客观写实的小说叙事相异的，也有少数文学研究会的女作家（庐隐），以及浅草社、沉钟社的作家们（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林如稷等）以及乡土抒情小说家语丝派的废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