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苦——一无所有,生存资源匮乏(《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性爱资源匮乏(《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类似西西福斯推石块上山。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人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还有人从鲁迅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进行反思的角度来阐释阿Q精神的揭示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史意义。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