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Q形象塑造的意义：

1、在《阿Q正传》中，鲁迅把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即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处境、地位)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作品通过对阿Q的遭遇和阿Q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后，革命的对象赵太爷、钱太爷们不仅仍然执掌着政权，而且“骤然大阔”，发了“革命”财，而应在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民众阿Q依旧是任人宰割的奴隶。小说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和批判了阿Q式的革命，触目惊心地写出了阿Q至死不觉悟和他的可悲“大团圆”的下场，《阿Q正传》要告诉人们的是：阿Q式的“革命”和杀害阿Q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一天“沉人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要使真革命获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场思想革命和觉醒了的人民!

2、《阿0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他在谈到创作该作品的动机时明确说过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意义。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要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作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鲁迅采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塑造形象，控诉了长期封建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揭示了中国国民性的现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且将反封建的基本主题同社会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突出强调了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改造国民性主题的历史迫切性。

四、《阿Q正传》的艺术特点：

1931年出版的《阿Q正传》日译本封面

鲁迅在《阿Q正传》中创造了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

一是外冷内热。作者将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在小说中转化为对小人物——阿Q的痛苦生活、愚昧无知和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转化为对社会现状——辛亥革命中途夭折的无比痛惜；转化为对反动势力——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凶残暴虐、横行乡里的憎恶、鄙视。他把一颗火热的心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种冷，是“不见火焰的白热”，是“热到发冷的热情”。

二是以讽抒情。鲁迅善用讽刺手法，在《阿Q正传》中，他以讽刺手法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胜利法，鞭挞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凶残、卑劣，谴责了知县大老爷、把总、“民政帮办”的反动实质。而其讽刺，又贵在旨微而语婉，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在讽刺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

三是形喜实悲。作品展示了一出出喜剧：阿Q种种可笑的行径，未庄人的种种可笑可鄙等等。但在这种喜剧性场面后面却都隐藏着深刻的悲剧，我们在被那些喜剧场面引得发笑的同时，又总是有一股无情的力量，把我们的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我们在笑阿Q精神胜利法时，又不能不为中国国民由失败主义引起的变态心理而感到悲痛；我们在阿Q可笑地厉行“男女大防”和“排斥异端”的行径中看到的是封建思想对人民思想的扭曲；在阿Q滑稽的求爱场面里感到作者对30多岁孤苦伶仃的阿Q的同情；在阿Q与王胡比虱子而大逞武功中，看到了阿Q极度困窘的物质生活悲剧和极度空虚贫乏的精神生活悲剧；我们更在阿Q可笑的革命中，看到了中国辛亥革命被“咸与维新”，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剧……作品这种形喜实悲的悲喜剧色彩，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悲喜剧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阿Q的悲剧命运和喜剧性格相结合。 阿Q的悲剧命运和统治者的喜剧行为相结合。 辛亥革命的悲剧和阿Q革命的喜剧相结合，显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和阿Q性格的愚昧。 辛亥革命的悲剧和反动统治者投机革命的喜剧相结合。 辛亥革命的悲剧结局和革命的喜剧行为相结合。）

四是横向描写和纵向发展相结合。用一个个生活片段构成人物性格发展的纵向过程，在篇章安排上也体现这一特征，前六章描写辛亥革命前相对静止的时间里写阿Q的一生，是横向描写，后三章侧重纵向描写——辛亥革命时期的阿Q及其悲剧命运。

五、阿Q形象新析：——人类生存困境的“倒霉蛋”形象。

1丰子恺作阿Q漫画像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 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苦——一无所有，生存资源匮乏(《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性爱资源匮乏(《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类似西西福斯推石块上山。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人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还有人从鲁迅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进行反思的角度来阐释阿Q精神的揭示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史意义。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