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抒发内心情感，批露内心世界。爱情诗的创造。《叫我如何不想她》（1920）

形式上：刘半农在改革诗歌形式和音节上也曾作了各种尝试和探索。他后来曾说：“我的诗在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无韵诗、散文诗的创作《无聊》、韵律诗的创作《叫我如何不想她》（1920））尤其可贵的是他对民间歌谣的采集， 整理、学习和改造。 《瓦釜集》中的诗，有的是民歌民谣的收集和整理的成果。诗人在《瓦釜集·代自序》中说“集名叫‘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黄钟毁弃，瓦釜齐名”，他要尽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诗人在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对于以后中国新诗创作的群众化和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都具有开创意义。

刘大白(1880—1932)在新诗创建时期的贡献是很值得重视的。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之下，他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创作白话新诗。出版新诗集《旧梦》和《邮吻》。

内容：早期诗歌中，不乏写景诗和爱情诗，也有些哲理性的小诗。但是，最能体现刘大白早期诗歌思想和艺术特征并一向受人称赞的，却是那些揭示民间疾苦、反映阶级压迫和劳动人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痛苦生活的诗篇。代表作《卖布谣》、《田主来》。

《卖布谣》一诗，与白居易的《卖炭翁》不无渊源关系。但它却从一个角度逼真地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农村濒于破产的社会现实。那些农村的小手工业者，尽管勤恳到彻夜不眠，也尽管俭朴到不肯用自己织的布来补破了的裤子，但仍然摆脱不了贫困破产的命运。因为“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易，财主欢喜”，因为“上城卖布，城门难过，放过洋货，捺住土货”；而且由于“没钱完捐”，还要“夺布”和“押人”。结果，只能“饿倒哥哥嫂嫂！”这便生动反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农村小手工业者的排挤和威压的苛烈。

反映农民苦难生活，控诉地租剥削的罪恶，在刘大白的诗歌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田主来》一诗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中写的是田主向农民讨租的情景。先写田主一来给农民一家带来了何等的惊恐和慌乱：一声田主来,／爸爸眉头皱不开。/一声田主到,/妈妈心头毕剥跳。于是赶快“扫地”、“上灶”，备下米、酒、鱼、肉来招待不算，还得借只老母鸡来顶上田主“照例”要的“租鸡”， 怕的是得罪了田主,“明年田脚都难保！”诗中还通过一个农民孩子的口，揭露了田主对农民盘剥的残酷和农民的愤怒与抗议。因此，农民不仅把田主同“贼”、 “狗”相比，而且说他们是“明吞面抢真强盗!”。

形式：民歌、民谣的形式融汇到新诗中，有古乐府的风格。如《卖布谣》等，却是民歌、民谣的格调，平易，畅达、朴素。

此外，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周作人等人，也不失为新诗的拓荒者。

沈尹默以后转向写旧体诗，但他的《三弦》、《月夜》都是初期新诗的代表作。俞平伯和康白情，均为五四前夕出现的“新潮社”的成员，俞平伯（古文学大家，建国后对“红学研究”《红楼梦书简》）早期的诗均收于《冬夜》。以后还曾陆续出版《西还》、《忆》和《雪朝》(与朱自清等人合集)等新诗集。他的诗由于旧诗词的影响颇深，从词语、音律到表现手法，都还显露出从旧诗词蜕化出的痕迹。

康白情，早期有诗集《草儿》(后重编为《草儿在前》)问世。他的写景诗很受人称赞。有人称他为“设色的妙手”；有人说“他的描写才是他对于新诗的一种贡献。”他的这类诗，色调清新，不落俗套，表现了初期白话诗的新鲜活泼的特点。《草儿》一诗是耐人寻味的。它表面写的是牛的辛劳，而暗喻的却是人的疾苦。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牛呵！人呵！草儿在前，鞭儿在后。” 这便是说，那扶犁执鞭的农人，不也是和那耕牛一样，为着可怜的温饱而忍受着鞭蹬之苦吗?

周作人对早期白话新诗的创建也有一定贡献。他早期的诗收于八人合集的《雪朝》中，后重编为《过去的生命》。他的诗，很少有脱胎旧诗词的痕迹，不重押韵，只重“自然的音节”，是地道的自由诗体。所以—上手，便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他的一首《小河》(1919．1)曾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四）早期白话诗的特色——中国现代新诗的最初形态及局限

胡适所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是这一时期诗人在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1、手法上：主要运用白描和托物寄兴。这样，早期白话诗就自然分为两类。一是用白描手法如实摹写具体生活场景或自然景物，显示出客观写实的倾向。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胡适的《人力车夫》，周作人的《路上所见》，刘大白的《成虎之死》，朱自清的《小舱里的现代》等，都是对民间疾苦、社会人生的实写，可以看到古乐府的影响；俞平伯《冬夜之公园》、康白情《江南》、傅斯年《深秋永定门上晚景》等都是纯粹的写景诗。

另一类则通过托物寄兴，表现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与思索，如胡适《鸽子》、《老鸦》，周作人《小河》，沈尹默《月夜》等；也有的是直接表现某个抽象意念，如鲁迅的《梦》、《人与时》，胡适《一念》，玄庐《偶像》，刘大白《淘汰来了》等，正是在这些新诗里，虚化意象与寓言意象大量出现，并且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意志，偏于说理的“意义凸现”的特征，都是中国传统诗歌里并不多见的。

2、诗的形式上：早期白话诗主要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和平实的风格。

散文化倾向：基本不用韵，不顾及平仄，随情感的起伏变换长短句式，如同水缓缓地流过，自然形成了舒缓自如的内在节奏；同时，大量运用虚词，采取白话散文的句式与章法，以清晰的语义逻辑联结诗的意象：这都根本有别于传统诗歌。

平实风格：表现为一些早期白话诗人则热衷于向民间歌谣传统的吸取与借鉴。1920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它的发起人与参与者大都是早期白话诗人，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由此而开始了现代新歌“歌谣化”的努力。刘半农在从故乡江阴采风的同时，还用江阴方言写作“四句头山歌”20余首，编成《瓦釜集》，在随后写作的《扬鞭集》里也有现代山歌的创作。刘大白《卖布谣》、《田主来》等诗也直接借鉴了民间歌谣的体式。这自然也是对传统诗歌的文人化、贵族化倾向的一种反拨，与“五四”文学“平民化”的思潮是相一致的。

3、思想上：朱自清曾经指出：“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至今还为新诗特色之一。”人道主义是个性主义和博爱主义的统一，在新诗中，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胡适的《老鸦》、周作人的《小河》、陈衡哲的《鸟》等诗作，虽然表现方式各异，却都显示了一种追求自由的个性主义精神。以博爱主义为本的诗作更是比比皆是，胡适的《人力车夫》，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宰羊》、《鸽子》，刘半农的《车毯》、《相隔一层纸》、《学徒苦》，俞平伯的《无名的哀诗》等，或者对下层劳动者的疾苦表示同情，或者对弱小动物给予怜悯，都是博爱精神的—种体现。初期白话诗人为新诗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他们的诗作也存在着严重缺陷。

首先是过于平实，情感浓度不够，想象力不足，缺少回味和余香。

早期白话诗里，无论是白描，还是比喻、象征，都无不具有明白而平凡的特点；从另一面说，则是缺乏飞腾的艺术想象力。 早期白话诗大都“具有‘历史文件’的性质”其历史价值与局限都在于此。这与早期诗人对诗的内在特征如偏于表情、富于想象等并不十分明了有关。也反应了他们对诗与小说等“再现性”文学的区别重视不够。

其次是诗的语言有散文的倾向。他们只注重新诗语言与旧诗语言的区别，亦即白话与文言的区别，而不注重诗体语言与其他文学体裁语言的区别。他们虽然出于习惯也写了不少押韵的诗，甚至还讲求过双声叠韵，但基本的指导思想则是追求所谓“自然的音节”。过分追求“音节”的“自然”，便难免使诗的语言失去应有的韵律美或节奏感。不过，这些都是前进中的缺点，随着新诗的发展将渐渐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