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表达对现实祖国的失望。1928年1月出版的第二部诗集《死水》，《死水》中的诗多写于诗人回国之后。在国外时对祖国的热切期望与回国之后所看到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冲突。这种感情的巨大反差，使诗人在《红烛》中所表现的那种纯朴的爱国理想，在这里转化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发现》这首诗突出地反映了诗人的这种情绪变化：

我来了，我喊一声，进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未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诗人紧紧抓住梦想与现实的对比，透过情感热与冷的落差，来倾诉对祖国的衷肠。全诗始终突出了抒情主体“我”的位置：“我”的发现，“我”的感觉，“我”的痛惜，“我”的赤诚。在“我”的一连串急迫的呼喊和追问之中，诗人的感情一泻千里，显示了闻一多诗作阳刚、雄浑的卓异风格。

这种极度绝望的情绪，便使他的爱国激情，由对祖国的怀念、赞美转化为对祖国黑暗现实的控诉和诅咒。在闻一多的另一首代表作《死水》中也有同样深切的表现，而且手法更为新颖。在《死水》中，诗人以“一沟绝望的死水”来象征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诗人认定，这是一沟“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的“死水”，因而就不如爽性多投些“破铜烂铁”和“剩菜残羹”让水中呈现出铜锈的绿、铁锈的红、汕腻的“罗绮”和霉菌的“云霞”；让它发酵、变绿、蒸发臭气、孳生花蚊，总之，让它肮脏、腥臭到无以复加。通过这种强烈的诅咒；表现了诗人对旧中国的失望和厌恶。

4、此外，闻一多悼亡诗也写得感情真挚，非常好。为妻子写的悼亡诗《也许》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见云”的情调。爱国之情与爱家乡、爱妻子紧密结合在一起。

形式上：诗集《死水》全面实践了闻一多新格律诗的理论，并且显示了其诗作韵基本风格：诗节匀称，诗句均齐，韵律工整而富于节奏感，将绘画美的色彩和诗的感情色彩融为—连，以精密的构思凸现诗的神韵，用鲜明的对比加强诗的力量。然而，对格律化的过分追求，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闻一多某些诗篇的灵动和深厚。从总体上说，闻一多的诗较为出色地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代表了“新月诗派”典丽、凝重的一派诗风。

闻一多诗风形成的原因：

闻一多是前期新月派“领导文学潮流”的代表诗人，却最集中地体现(揭示)了新月派的内在矛盾。

1、中西文化冲突中的爱国主义诗篇。新月派诗人大都是接受了西方(主要是英、美)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自觉地沟通东、西方的文化，也同时感受着两种文化的冲突。在闻一多这里就显得格外尖锐。他留学美国，热情地学习西方文化，却又强烈地感到民族与文化的压迫，作为一种反抗，他写下了被称为“爱国主义”的诗篇，倾述着：流落异国，备受凌辱所感到的“失群的孤客”的痛苦(《孤雁》)，对于故土焦灼难眠的思念(《太阳吟》)，对“如花的祖国”的由衷赞美(《忆菊》)(以上收入《红烛》)；回到祖国面对“噩梦挂着悬崖”的“恐怖”，痛心疾首的失望与呕心沥血的热爱(《发现》)，对中华古国光荣过去的苦苦追寻(《祈祷》)，对祖国“春天里一个霹雳”般的觉醒的热切呼唤(《一句话》)(以上收入《死水》)，深邃而炽热，悲怆而又激越，正是写尽了这位根植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痛苦。

2、东方主义文化观与闻诗中的矛盾张力和沉郁风格。正像闻一多自己所说，“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而“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正是这“东方主义”的文化观，成为闻一多向“和谐”、“均齐”的传统美学理想靠拢的内在依据；但他又是一个有着敏锐的现代感受的诗人，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强烈的生命意志力与个性自觉的现代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对“物我两忘”的传统美学境界产生怀疑与拒斥，他的诗歌里正充满了矛盾的张力：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不和谐(《春光》)，生活的宁静与思想、心灵的不平静(《心跳》)……等等。巨大而深刻的思想矛盾时时刻刻有如汹涌海涛不断撞击着闻一多的心，他的本性又是如此激烈热情，内心的“火山”几欲冲决而出；然而他又自觉追求传统的感情的克制，要把过量的“火”压缩在凝定的形式中，这一“冲”与一“压”之间就形成了他的诗所特有的“沉郁”的风格。

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着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这里同时有西方浪漫主义与庄骚传统的影响)，他们共同使新诗真正冲出早期白话诗平实、冲淡 的狭窄境界，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正是这一“放”一“收”，显示了闻一多的诗在新诗发展第一个十年其他诗人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与贡献。

五、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1896—1931年)是贯穿新月派前后期的重镇。对徐志摩其人其诗，可称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他的活泼潇洒个性，不羁的才华，以及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烈追求，形成了诗歌中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对徐诗要注意运用直观的把握，即在阅读中整体感受其情绪和韵味，和那相应的节奏诗律。不妨选读《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等名作，认真朗读和品味。

徐志摩，浙江海宁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政法，毕业后先后留学美、英，深受西方现代艺术的陶冶。尤其是192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徐志摩一方面大量接受了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倾心于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种特殊的思想和艺术素养，对徐志摩此时开始的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1922年回国后，徐志摩主要致力于新月社的活动和新诗创作。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罹难。（老师梁启超，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情感纠葛，妻兄张君劢是三十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的代表人物、徐是泰戈尔的弟子及好友，促成其两次来华讲学。一生充满传奇。电视剧《人间四月天》）

从1922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到1931年因飞机失事而身亡，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只有短短10年，留下了四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猛虎集》(1931)和《云游》(1932)。以1927年为界，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期，第—部诗集《志摩的诗》，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进步的人道主义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从第二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起，诗人的视野已经从时代、社会逐渐收缩到个人情爱之中。到了《猛虎集》和《云游》，则基本上沉醉于独自的低吟。显然，徐志摩诗歌的思想情调经历了一个从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转向更多的个人情怀，从揭露社会黑暗转向陶醉于“自我”隐秘的衰退过程。然而，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技巧却是日臻成熟和完善，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早期诗作：收入《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两集中的前期作品，除少数作品流露出一些消极、虚幻的情思(如《天国的消息》、《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去罢》等)，大多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提倡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线索，在—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格调相当明朗也比较健康。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