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曾经批评俞平伯的《冬夜》“缺少很有幻象的作品”想象力、形象性不足，确实是早期白话诗的共同特点。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飞腾起来的第一人。

壮阔性：《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所理解的 “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从这样的哲学思想出发，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于是，宇富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统统奔入笔底，在这些形象上诗人寄寓了他的世界性的眼光、时代所赋予的宽广胸怀以及对理想的炽烈追求。

奇异性：泛神论思想使诗人思绪飞腾，产生了《女神》式的奇特想象。大自然被充分地人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地球，我的母亲》)人把自然“作为友人，作为爱人，作为母亲”，甚至把人溶解在大自然里，人与自然合二为一。

作为人的自我被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湘累》)。

飞动性：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赋予他的形象以飞动的色彩：“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以上几个方面，就构成了《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术风格。

（三）《女神》所创造的自由体诗的艺术形式：

和《女神》所表现的“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及雄奇风格相适应，《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

郭沫若关于诗歌形式的主张：他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又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因此，就《女神》总体看，她的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

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外在格律相对严谨，押韵、诗节、诗行大体整齐。如《晨安》，全诗三节，每节三行，每句末押大致相近的韵。

另一类(占《女神》的大多数)则是情绪自然消涨的内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或不规则押韵，或用排比、复沓、对偶)相结合，使得诗在自由变动中取得某种程度的整齐与和谐。如《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二行一节，多至十三行一节，每节字数少至三字，多至十字，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押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四）《女神》在艺术方面的不足：

1、 形式上讲，有的过于单调。《晨安》、《梅花树下的醉歌》。

2、 诗集中部分诗篇艺术水准不平衡，有些诗篇中夹杂败笔。

3、 诗篇既有独创性又缺乏独创性，郭沫若开创的诗歌风格在中国是独创，但它又源自国外，《女神》诗中篇章有许多形式与惠特曼、泰戈尔一致。

4、 激情粗暴，思想深度不足。他的诗感人的是诗情，而不是思想深度。

《女神》价值体现在：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不在于它在艺术上达到怎样的水准——《女神》在艺术上远非成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