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在觉慧身上还存在着他所出身的那个家庭和阶级的思想印记。

觉慧的思想和行为，很多是从资产阶级思潮中来汲取力量的，个人反抗、人权平等、人道主义是他的基本思想，但同时他身上又难免有五四青年的历史局限和弱点。在接受新思想影响的过程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除自身所受的封建意识的影响，在思想行为上，有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状态，如简单、幼稚、不成熟、容易气馁，自我怀疑，在爱情上有不自觉的封建等级观念等。在潜意识中，觉慧并没有打开一个少爷与一个丫头之间天然存在的藩篱，他一方面爱着鸣凤，一方面也爱着琴，遗憾鸣凤为什么不处在琴的地位。他对鸣凤的爱情远不及鸣凤对他的爱那么坚定和忠贞，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犹豫不决的，直到最后在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先前的承诺，在痛苦之余放弃了鸣凤，支持这种行为的理由，也就是他所找到的借口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是爱情与事业不能两全，实际上，却是他个人的得失观在起作用，是在困难面前放弃了鸣凤，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觉慧思想和行为的矛盾性和软弱性。这样的描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当时，觉慧所处的环境仅仅是能够形成具有民主思想的爱情观念的环境，但还不是能够实践这种爱情观念的环境。尽管觉慧的爱情观念已经摆脱了封建阶级的情趣，开始把鸣凤的价值即人的价值放到了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却不可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鸿沟。

觉慧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是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是高公馆内部汹涌激流的原动力，在《春》《秋》中仍然不断地给这个家庭以巨大的影响。小说突出了觉慧热情、叛逆和追求的精神，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受新思潮冲击的激进青年的特征，也是这一形象给人以巨大鼓舞的主要原因。作家对其形象的塑造是活生生的，富有真实感的，他身上的那些长处和短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青年所特有的，他这个形象表明，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逃离家庭、个性解放，仅仅是第一步。在这方面，巴金的思想显然超过了同时期一般作家的水平。觉慧对旧家庭的反抗，以至最终出走，典型表现了“五四”新思潮的威力和新一代民主青年的成长。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觉新是这部小说中最见艺术功力的人物形象，其原型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一个活得很苦的“多余人”，《家》的出版代序中说这部书就是呈现给他的。但是在他还没有读到这部小说之前就服毒自尽了。

觉新是封建家庭中的软弱者，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又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形象和“多余人”，是在封建家庭和旧礼教的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具有双重性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具有美好的素质，才资优异，聪明好学，有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高觉新自小就是个听话、孝顺的好孩子，这是一种合于传统礼教的孝子贤孙的理想性格，是父母心目中的“宁馨儿”，却也是导致他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性格中与善良本性分不开的是怯懦，这个性格不仅注定了他人生的被动，也注定了他终究“躲”不过各种灾难和厄运。他曾经有过梦想，想做化学家，读书也很用功，在中学四年毕业期满的时候，是成绩名列全校第一的优秀生，曾想毕业后继续上大学，甚至去德国留学深造。

其次，思想性格被封建宗法观念和封建礼教严重地扭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同情弟弟们的斗争，另一方面，长房长孙的地位和封建家庭的教养又使他逆来顺受，客观上扮演了一个旧礼教旧制度的维护者的形象。

中学刚毕业，觉新就被召回家中结婚，但对象却并不是他喜欢的梅表妹，觉新虽然内心非常痛苦，却没有说一句不愿意的话。父亲死后，长房的责任又落到觉新的肩上，并很快就搅进了大家庭中各房之间的你倾我轧之中，一开始他还试图反抗，但他的反抗除了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之外一点用都没有，于是他又发明了新的处世方法：敷衍，极力避免和长辈人冲突，在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觉新的青春朝气和青年的梦想在沉闷的实际生活中渐渐消失，生活磨钝了他的感觉，但自身又无力摆脱困境，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觉新也阅读了一些新书报，吸取了一些新的养料，同情弟弟一代和他们的奋斗，但自身的力量的薄弱又使其不能改变旧的一切，反倒常常以旧礼教旧制度的维护者的形象出现在弟弟们面前，劝弟弟们屈服，他总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以换取家庭的和谐，结果却总是失败，处在守旧的长辈与激进的弟弟之间的夹缝中，不被双方所理解， 他 “读新书，过旧式生活”，和旧派人物在一起时，是一个暮气十足的高家大少爷，和新派人物在一起，又是一个新青年，在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

觉新身上那种懦弱苟且性格的形成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长子玄孙的地位。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在封建大家庭中，长房长孙也叫 “承重孙”，也就是说，大家庭的未来责任应该由他来负，是大家庭的继承人，这种家庭结构就要求觉新必须维护这个制度，并处处对这种家庭制度起保证作用，所以觉新的命运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在过早地成亲，父亲又过早地死去之后，他秉承父亲的遗愿，为了保护自己这一房的利益，小心翼翼地在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和卑琐的事务中到处周旋，接受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压力，扮演着人生悲剧的角色，由此，现实和理想就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并造成了觉新性格的两重性。

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长期的毒害，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统治的力量。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特别是所谓“孝”的毒害，长房长孙特殊地位的约束，已经将觉新的生命活力和棱角消磨殆尽，造成了他委屈求全、懦弱顺从的性格。他害怕别人说闲话，时时考虑光宗耀祖，担心高家从他手中败落，害怕承担不肖的罪名等，因此尽管他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命运的悲剧性，每次还总是自告奋勇地把头往绞索中伸，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是在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我们民族普遍具有的国民性。

从五四文化思潮中汲取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觉新受到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清晰地认识到是旧家庭和旧礼教夺去了他的青春，但是与觉慧等人从五四文化思潮中汲取了人权、平等的观念不同，他从中吸取的则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和刘半农的作揖主义，他之所以信奉这样的主义，是因为这样的主义能够把《新青年》的理论和她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能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而自己并不觉得矛盾。

觉新的悲剧既是性格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概括了封建末世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具有悲剧的深刻性和典型性。尽管觉新总是以牺牲自我的方式以换取家庭的和谐，然而残酷命运却专门作弄觉新这样的老实人，他接连失去生命中两个最亲爱的女人：先是梅表妹因长期精神抑郁，害肺病死去；既而妻子瑞珏在分娩之际被讲迷信的长辈合力逐出家门，因难产死于郊外冰冷的土屋中。觉新内心的无比凄凉和孤独，只有他的弟弟觉民、觉慧稍稍理解，但他们无法帮助已经无力奋飞的哥哥。

觉新的悲剧说明对于封建恶势力只能奋起抗争，争得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争得爱情的幸福，妥协和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存在于觉新身上的那种软弱动摇的性格完全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造成的，他的悲剧集中反映了这种制度对健康人性的戕害。小说的最后，觉新在痛苦和不安中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让他们看看，在这个家庭中并不是人人都象我一样顺从的”，支持觉慧逃出了高家，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从《家》的构思来看，作者是有意将觉慧与觉新两种不同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做鲜明对照，以更完满地表达《家》的思想主题的。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追求。如果说觉慧是引导青年应当这样走的形象，觉新就是不该那么做的典型。与《家》中其他承担着悲剧表现职能的女性牺牲者相比，觉新的形象是最具有悲剧内涵的。钱梅芬、瑞珏、鸣凤等人物形象，大都有些类型化；她们的悲剧更多来自命运，而作品对她们命运的表现也略嫌戏剧化。但是，觉新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命运的播弄，更在于他怯懦优柔、充满矛盾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他位居的家庭地位以及新旧交替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他的不可逃脱的牺牲者的命运，造就了负罪而苟且、追求与幻灭的二重人格，成了中国新文学中极有文化内涵和心理深度的人物形象。这也是巴金贡献给现代文学的一个不朽形象。

继《家》之后，巴金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春》、《秋》。《春》主要描写的是淑英抗婚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对的蕙表妹的悲剧，淑英和蕙一样，受父母、上司的命令，要和她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声名狼藉的男人完婚，蕙不敢反抗，后来生病死了，而淑英因为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在觉民和觉慧的帮助下，逃了出去。这部小说实际上表现了专制制度下妇女解放的主题。《秋》则表现了旧家庭分崩离析，“树倒狐狲散”的结局，主要是通过高家后继无人的描写显示出来的，第二代家长克明死了，第三代觉英、觉群堕落了，觉新开始进行反抗，这篇小说的主题着重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精神支柱的崩溃。

《家》、《春》、《秋》三部长篇总题为《激流三部曲》。《春》、《秋》继续高家故事的叙述，但由于缺少了激情主人公觉慧（他在《家》的末尾离家出走），叙述的笔调趋于冷静、客观。这两部小说围绕家中年轻一辈的生存状态与命运，以比《家》更广泛的描述，展示了封建大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新旧转换的艰难，特别是《秋》，在揭露病态的封建社会造成的病态心理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但是通观整个激流三部曲，后两部展开情节迂缓，结构比较散乱，新生力量形象的性格比较模糊，彼此大同小异，因此也防碍了《家》中已经展开的矛盾的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