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复面对既成事实，心里非常矛盾，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可是却感到在她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自己并没有尽到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而对林志成所给予的帮助也应该表示感谢。最重要一点是，他看到彩玉和志成之间并非一点感情都没有，所以最后做出了理智而坚决的选择——留下字条悄悄出走，去继续奋斗了。林志成虽然缺少匡复那样的襟怀和抱负，但是对朋友却忠心耿耿，当初他和彩玉同居，虽然原因之一是深爱彩玉，但更重要的是要使她生活得幸福。匡复回来后，由于内疚和惊讶，林志成曾打算悄悄退出，但是对和彩玉多年的生活还有些依恋，更不知道应该走到什么地方去，其性格的根本弱点就是软弱，缺少决心和勇气。比较起来，杨彩玉更爱匡复，当年她和林志成同居，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因素，因此，当匡复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满心希望地想重新建立美满家庭，但却放心不下林志成，心里不安，感情上通不过。

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却蕴含着巨大情感波澜的“严谨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夏衍的剧作风格，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剧中人的行为都似乎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按生活给定的逻辑在行事，但是把这些人和事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场景中时，结果却几乎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国民党统治造成的家庭悲剧。

与匡、林、杨三人的家庭悲剧穿插在一起的，还有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其余四户人家的人生悲喜剧。银行小职员黄家楣一家，他靠父亲变卖土地和借高利贷而大学毕业，而现在却失业在家，以变卖度日，为老父亲从乡下来看望他们而愁苦；小学教员赵振宇一家四口挤在灶披间里，妻子成天愁苦哭穷；报贩“李陵碑”独子在淞沪战争中死去，他因此神智恍惚，成天酗酒解愁；施小宝丈夫当水手一去不返，为生活被黑社会操纵沦落风尘。二房东林志成做纱厂职员因担心丢饭碗而烦闷苦恼看上司脸色过日子。

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幸的，他们在地狱般的社会中挣扎、煎熬，而本身的弱点又决定了他们自身无力回天，只能在阴暗的日子里默默度日。正象李健吾所分析的：他们属于一群弱者。作品写了这一群小人物的不幸生活，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发出了强烈控诉，并把剧情安排在郁闷的黄梅时节，象征着抗战前夕郁闷的政治气候。因为国民党会不会起来抗日，当时还不是豁然开朗。作品反映了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的苦闷、烦恼和悲伤，并“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时代，让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脚步声音”。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弱者们的内心深处却并未失去对光明的向往，他们企盼着天“总有一天会晴”，文章最后葆珍的歌声是剧本唯一的阳光——象征着未来属于孩子，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由匡复的重上革命征途，都预示了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这是剧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该剧艺术特点：

A构思巧妙、布局严密，多条线索共同发展。

B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恬淡、自然，而又洗炼、隽永。

C表现了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颤动。

(4)夏衍剧作的艺术特点

A善于写普通知识分子和小市民平凡的人生，从“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内在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如《上海屋檐下》所展开的就是上海弄堂里普通的两层楼房里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的人生世界：琐碎的争吵、痛苦、悔恨、牢骚、窘困、隐忧等等。可剧作家却从这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有了痛苦的发现。作品中的梅雨天气是有深刻寓意的：象征着不仅生活在发霉，连人们的灵魂深处也在发霉，同时产生了冲破这沉重的阴霾，走向光明的热望。取材的平凡性、构思的朴素性，以及内在的深刻性，就构成了夏衍剧作的鲜明特点。

B“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内心活动”。

如杨彩玉见到匡复后既要跟他走又难舍林志成的内心矛盾，匡复见到妻子得知情况后的感伤，林志成既愧对好友又难舍杨彩玉的苦恼，都刻画得很细很深；黄家楣把自己失业家境艰难的情况瞒住老父亲，既怕伤父亲心又有知识分子爱面子思想，那种强颜欢笑 的痛苦也写得很逼真。

C简约、谨严、含蓄的艺术风格。

如《上海屋檐下》在同一舞台空间内，同时展开了五家人家的悲喜剧，同时写出了命运、性格各不相同的十几个人物。以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之间的家庭悲剧为主线，将其余四家人家的悲喜剧穿插其间，不平均使用力量。全剧主线突出，结构单纯、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每一家命运的揭示和人物性格的刻画，都抓住了其主要特征，用笔极端简洁、鲜明、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给观众去加以想象和补充。如“黄梅天气”就有多重的象征意义：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政治的、心理的。给读者以多重想象的余地。

D具有浓厚的人情味。

夏衍习惯于带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去看待人生。如《上海屋檐下》，文章末尾葆珍的歌声。但是人道主义并没有使他泯灭是非善恶的界限，夏衍的人道主义，是和他的民主主义立场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夏衍更关注于大时代中人的命运，特别是人的心灵，微妙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其作品充满了人情味， 具有类似契诃夫的“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夏衍剧作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和优点。

4.李健吾(1906—1982)与戏剧艺术的探索

这一时期在剧坛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创作倾向、风格不同于曹禺、夏衍的剧作家是李健吾。

(1)生平及创作

李健吾，山西省安邑县(今运城县人)，其父是辛亥革命晋南领导人，1919年被北洋军阀杀害。这对李健吾倾向于民主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李健吾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30年代留学法国。

其戏剧创作观基于人性，认为：作品应该建立在一个深广的人性上面，富有地方色彩，然后传达人类普遍情绪，刻画戏剧人物重在人性中“善恶并存”，重在描写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

早期创作有《母亲的梦》等剧作，1933年回国后，又相继发表了《这不过是春天》(1934)、《梁允达》(1934)、《村长之家》《以身作则》、(1936)《新学究》 《十三年》(又名《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937)等，是30年代有一定影响的剧作家。

（2）《这不过是春天》(三幕剧)

《这不过是春天》写于1934年，是李健吾的代表作，剧本以北伐战争前夕为背景展开了戏剧情节。北伐军的革命者冯允平化名后突然来到了旧日情人、北洋军阀某警察厅长夫人的客厅之中，而警察厅长正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在到处追捕他。剧作一开场就把人物退推到了紧张矛盾冲突的漩涡中来。厅长太太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由于不甘贫穷嫁给了厅长，但是对婚后庸俗的生活深感不满，冯允平的到来，使她没能抑制住自己的真实情感。当冯允平面临即将被捕的命运时，虽然她恼恨冯允平隐瞒了他的革命者身份，但又不愿失去他的爱情，终于巧妙地使冯允平化险为夷，逃出了虎口。

从剧本表面情节来看，这是一出追捕革命者的革命题材的戏剧，但实际上戏剧中的主人公却不是革命者，而是厅长夫人。作者关注的并不是情节中包含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而是厅长夫人及剧中其他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剧作在爱情和革命的纠葛中，通过几个反复，着重刻画了在厅长夫人身上存在着的一系列的矛盾，如：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纯情挚爱和世俗利益的矛盾、物质享受和精神空虚的矛盾、青春不再和似水流年的矛盾、强烈的虚荣心和隐蔽的自卑感的矛盾……，在其他人的身上也同样如此。

李健吾的剧作不象曹禺剧作那样引起群众心灵的震撼，而是让观众在得到愉悦的同时，感受到剧本的魅力，并进行认真的思考。剧本不足之处是主要人物冯允平缺少了一些个性，在剧情安排上也略嫌造作，明显有编造的痕迹。

（3）《梁允达》(三幕剧)

《梁允达》是刻画人性沦丧的心理悲剧。年轻时荒唐而意志薄弱的梁允达，为了钱财，在刘狗的怂恿下打死了自己的父亲，后来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无法驱除的罪恶感象幽灵一样搅得他心神不宁。刘狗的再次出现，也就是当戏剧帷幕拉开的时候，多年前的悲剧几乎重演。梁允达之子四喜受刘狗挑唆，以杀父之事威胁梁允达，此时的梁允达却把多年郁积的悔恨和恐惧凝聚到了一起，杀死了刘狗，以流血的手抚慰了流血的心灵。作者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对主要人物梁允达内心矛盾的探讨之上，并渲染了“处处是陷井和罪恶”的时代感受。全剧给人一种沉闷甚至神秘的感觉。

剧中贪财杀父的梁允达是作者谴责的对象，但是戏剧冲突的高潮却不在梁允达和恶痞刘狗的正面交锋上，而在于梁允达杀父后的悔疚不安，他刺杀刘狗前从恶不甘、行善不能的激烈的思想斗争。

其艺术特点是：结构严谨、精炼紧凑、运用“佳构剧的技巧善于处理情节的突转”，抓住了梁允达内心世界的善恶并存末展开他的内心冲突，将他的杀父、杀刘狗的外部行为置于幕后，作为戏剧的外在情节，为激化内心冲突服务，并最终激发戏剧高潮。此外，在人物的心理刻画、场面氛围的渲染和语言的运用上，李健吾也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造诣。

（4）《新学究》和《以身作则》

这两部剧作是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喜剧。《新学究》中的教授康如水，《以身作则》中的举人徐守清都是喜剧人物。但是在这些愚笨可笑，被嘲弄讽刺的喜剧性格中也蕴含着他们是旧时代牺牲品的悲剧性因素。虽然他们被金钱和旧礼教扭曲了人性，造成了心灵变态，但是在其复杂内心中也不乏正常人性的情怀。这就是李健吾从戏剧描摹人性、刻画“善恶并存者”的观念出发而创造的悲喜交融的戏剧美学品格，从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一部分可略)

（5）李健吾剧作的艺术特点：

（1）从现实生活取材，时代性不强，醉心于对人性的剖析，从人物内心的矛盾出发来分析人物行动的原因，如(《梁允达》。

（2）创造了许多“善恶共存者”形象。剧本中有人性沦丧者形象，如刘狗，但突出的是善恶矛盾纠结共存于一身的那些形象，如《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厅长太太， 《梁允达》中的梁允达。厅长太太是“善恶共存”、“美丑交织”。她美貌机智但又任性虚荣，贪图物质享受，为此做了警察厅长金丝笼里的富贵鸟。但她“人心未尽”，当南方来的革命者(剧本背景为北伐革命期间)、她昔日的情人冯允平进入北平突然出现于她面前时，她旧情重燃。但当她知晓冯允平是负有秘密革命使命而并非因珍惜旧情来看她时，她恨他，但还是以机智手腕帮他脱离险景。这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灵魂。

（3）着重于对戏剧艺术的探索，其剧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话俏皮利落、结构严密紧凑、构思奇巧而追求趣味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对中国话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