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些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自身的：当人陷入了不自知的盲目状态时，就实际上处在了被捉弄的地位。这样，曹禺在发现了“人的挣扎”的困境之后，又开掘出了“人的被捉弄”的困境，这也是一种“宇宙的残酷”，而且连挣扎的悲壮美都没有，只剩下了人的愚蠢和卑琐的喜剧性。并由此初步展露了曹禺的喜剧才能。

无论从整个《日出》的戏剧结构还是人物关系上看，陈白露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仍然是全剧的核心所在。她的悲剧形象是全剧的灵魂。《日出》的主题诗是陈白露呼喊出来的，她的内心悲剧冲突搭起了《日出》戏剧冲突的基本骨架。下面我们重点来分析一下这个人物形象。

是剧作家曹禺继蘩漪之后，为中国现代戏剧创造的又一杰出艺术形象，体现了曹禺对中国妇女命运的深切关注。陈白露是现代大都市的产物和象征，本出身书香门第，漂亮、聪慧、任性，过惯了小姐生活，“喜欢太阳、喜欢春天、喜欢年轻”，因为家道中落而离开家乡，独自来到现代大都市，追求个性解放，几经挫折之后堕落为高级交际花，靠色相维持腐朽的寄生生活，成为金钱的奴隶，无力自拔，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年轻时的朋友方达生的来访，更加剧了她的醒悟和苦恼，她不愿再过这种出卖肉体和灵魂的生活，但又无法摆脱自己已经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的桎梏，最后只好性情地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陈白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剧本中她的身份是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交际花。一方面，她习惯于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住在高级旅馆里，爱慕虚荣，追求刺激，“要人养活我”，“要舒服”，“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要玩”，“要跳舞”，“要热闹”，等等。这需要金钱财富，她没有。为此，她和带流氓气的银行经理潘月亭、洋奴气十足的高等华人张乔治、庸俗不堪的富孀顾八奶奶等都市群丑厮混，强颜欢笑，博取他们的欢心，维持她习惯的享乐生活。她很骄傲，自尊心很强，理直气壮地说：“我弄来的钱是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对男人尽过女人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这说得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这实际上是出卖色相、自甘堕落的生活。

另一方面，她精神上又厌恶这种生活，内心里厌恶、鄙视张乔治、顾八奶奶这类人，“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态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夜阑人散，会有一种没有归宿的空虚感。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女校的高材生，曾经有过青春、活泼、清纯的少女“竹均”时代。家庭败落，她一个人出来闯，很容易地 走上漂亮聪明女孩子常有的电影明星、红舞女、交际花的道路，习惯于这种挥霍奢侈的生活方式。为爱情她曾经飞出过这生活的狭的笼，但她像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失掉了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厌烦于婚后两人生活的平淡无聊，就又回到丑恶的生活圈子里，但又不甘心这种漂泊无依的非独立的生活。她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实际上是社会群丑玩弄她。她清醒地知道自己生活在黑暗中，但她沉溺太深无法自拔。她“人心未尽”，因此和天真的方达生能有一定的感情交流，有正义感不能自救却想救人，为“小东西”打金八高兴叫好，为拯救小东西甘冒风险，这里表现出她敢作敢为的倔强性格。她念着“太阳升起 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而自杀。她成为那个黑暗社会的寄生物、殉葬品。陈白露悲剧的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异化、扭曲，使一个漂亮聪明的年轻女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激起人们对金钱社会的憎恶。

造成陈白露悲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A社会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某种生活依托；找不到正当的生活出路，迫使她走这条道路。

B自身因素，她倔强、自信、不甘寂寞、又有一定的虚荣心，抵不住灯红酒绿生活的诱惑和习惯的桎梏，已经倦怠了飞翔。这也是人的自由生命被自我剥夺的悲剧，被曹禺称为生活的“自来的残忍“，和蘩漪们的挣扎，潘月亭们的被捉弄，同样，惊心动魄。

陈白露怀着“日出“之心而死，也反映了她内心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追求，她的悲剧是黑暗社会对人的精神要求的毁灭，对金钱社会的揭露和控诉是深刻有力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露自杀前的这段自白凄苦而坦然地表明，她是要把自己、连同自己的一切悲哀统统地随着黑暗留在后面，而自己的灵魂则随着太阳的升起去寻求一种真正的宁静和安逸了。

陈白露的悲剧显示出的社会批判性虽然很强，但它也同样体现了曹禺许多剧作中再三强调的命运对人的主宰和人对命运的抗争这一巨大深刻的矛盾。这也正是《日出》虽然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锋芒，而又不显单薄，且意蕴深厚的重要原因。

方达生：至于那位一再表示要感化和拯救陈白露的方达生，其实是剧本中最看不清楚也最不理解陈白露的人，虽然他企图唤醒陈白露的本意是善良真诚的，但是他却不懂得，对于陈白露来说，醒悟得越早、越透彻，反而会加剧悲剧的分量和加快悲剧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达生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形象。

《原野》

1936年开始创作，1937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三幕剧《原野》，是曹禺悲剧创作的又一次新的尝试。

(1)创作背景：从曹禺整个戏剧创作的题材来看，《原野》的确是一片新天地，是曹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描写农村题材。写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战初期、一个在封建宗法思想影响下农民复仇者的悲剧。展现了复仇故事背后更为深刻的人性的矛盾冲突和心灵震颤，写出了封建家庭、封建统治者强权统治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和摧残。塑造了反抗压迫的原始生命强力——仇虎的形象，体现了曹禺憧憬原始生命强力的愿望和一贯的戏剧风格。

应该看到，《原野》的创作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30年代涌现的农村题材创作思潮的影响有关，曹禺当时的主观意向也的确是更愿意贴近社会现实生活，跟随时代主潮的，但是却和一般的跟随主潮不同。《原野》不仅仅描写了一个农民的复仇故事，它还写出了故事背后更为深刻的人性的矛盾冲突和心灵震颤，写出了封建家庭、封建统治者强权统治对人性的巨大扭曲和摧残。从这个意义上讲，《原野》也体现了曹禺剧作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追求。

(2)故事情节：农民仇虎向地主焦阎王及其一家的复仇，是《原野》的基本情节。仇虎被焦阎王迫害得家破人亡，自己也被投入大狱，八年后，仇虎从监狱中逃了出来，寻找焦阎王报仇。但是这时，作为罪魁祸首的焦阎王已经死去，仇虎往日的恋人花金子也已经嫁给了毫不知情的、仇虎童年时的好朋友、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焦母性格暴戾凶残、诡计多端，也是当年焦阎王残害仇虎一家的唯一知情人。她对儿子焦大星疯狂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疯狂的恨，并且也得到了花金子的同样疯狂的反击，在无休止的嫉妒、怨恨的感情折磨中，自身也发生了情感的毒化和性格的扭曲。她知道仇虎的来意，于是冲突就在仇虎和焦母两个人之间展开。本着“父债子还”的原则，仇虎勾搭上了花金子，并且打算杀掉焦家的后代，让焦母活受煎熬，让焦阎王断子绝孙。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他最后也的确达到了目的：焦大星死于他手，他又借焦母的手打死了无辜的小黑子，但是却陷入了内心巨大的恐惧和不安中。在这里，“仇杀故事”的路线发生了突然转变：不是仇虎追杀焦家人，而是焦母把仇虎追赶到了原始森林，并出现了精神幻觉。后来在官兵的追捕之下，自杀身亡，宁死也不愿再戴上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