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原》的艺术特色

教师导入

言情小说（后又被称为鸳鸯蝴蝶派）是清末兴起的通俗文学，显示出小说观念的近代解放。韩庆邦的《海上列花传》被视为是中国近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

教师解析

首先，富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郭沫若的历史剧虽然是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却又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所以，在《屈原》的创造中，从主题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郭沫若舍弃了人物琐碎的生活细节和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史料，大胆地凸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以古讽今，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尖锐性。《屈原》写于1942年1月，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者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了屈原的时代里，用借古讽今的方法，抨击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同时，借助楚国宫廷内部对秦外交上的两种不同路线的斗争，通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决战，通过对热爱祖国和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形象的着力塑造，愤怒地揭露和鞭挞了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丑类，影射和讽刺了反共卖国制造分裂的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具有浓郁的主观性和抒情色彩，是戏剧的诗。郭沫若对历史人物进行刻画的依据并不全是史实，他总是把自己的主观思想、感情、心理、以及生活体验，融注到历史人物身上，在其所解释得的古人的心理中找出和他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就是郭沫若自己的代言人或抒情的化身，“雷电颂”完全是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具有浓郁的主观性。

以《屈原》等历史剧为代表，郭沫若将诗、剧融合的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戏剧诗。这种诗的特征，在《屈原》中，一方面表现为不时穿插一些吟诗和歌舞的场面来烘托人物、渲染气氛。郭沫若十分注意在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将其逐渐推向高潮、最后以长篇独白的方式喷泻而出，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戏剧和抒情效果。这样，在戏剧进展的过程中，就不断有一股层层推进的感情激流震荡着观众的心灵：戏剧和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第四，结构紧凑、集中。《屈原》把屈原坎坷悲壮的一生集中在了一天的时间里（从清晨到半夜）来加以完成，选取秦使张仪以“割让商於之地600里”的骗局来游说楚王、却遭到屈原的激烈反对、继而引起楚国宫廷内部的激烈矛盾斗争的事件为中心而展开故事情节，对此前或此后的历史则采用了虚写的方式加以暗示，紧紧围绕爱国和卖国的两条路线的尖锐冲突塑造了屈原的伟大形象，既做到了对战国时代政治风云际变的渲染，又使得实际的政治斗争紧张而激烈，剧情紧凑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