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统区诗歌

（一）抗战初期：民族的心音和战斗的鼓点。

抗战时期的中国新诗是以一个很具有戏剧性的简单认同为开端的：芦沟桥一声炮响，30年代两大派别的对峙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一起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风靡文坛，成为不同流派的诗人们（包括新月派、现代派诗人）的共同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的诗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和战斗性。

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歌、诗集，如郭沫若的《战声集》、任钧的《为胜利而歌》、冯乃超的《宣言》、臧克家的《从军行》、《泥淖集》、徐迟的《最强音》、戴望舒的《元日祝福》、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等，具有共同的风貌，即所有的诗都忠实地记录了抗战初期的民族情绪，每一个诗行都满溢着全民族大奋起的昂扬和乐观，抒情方式大都是直抒胸臆的宣言式的呐喊和战叫，同时加入了大量的议论式的语言，造成了一种时代所需要的鼓动效果，却缺少回味，抒情内容健康而浅露。

2.新诗的语言和形式向通俗化和散文化方向发展。

在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强烈呼声下，诗歌形式的探索和改造，受到了重视。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形成了运用小调、大鼓等民间形式来宣传抗战的热潮；出现了诗人们努力寻找为现实斗争服务、和人民接近的方式；出现了诗朗诵运动，如高兰、冯乃超、光未然、锡金、徐迟等都是诗朗诵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自由体诗在中国诗坛上再次崛起，成为抗战时期诗歌形式的主流，抗战时期最受欢迎的诗人田间，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时代鼓手”。

田间在新诗的第二个十年就开始创作，有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虽然他一出现就引起了评论家茅盾和胡风的注意，但是他的诗真正被广大读者注意，并在诗坛上产生影响，却是抗战初期写的《给战斗者》，其诗歌的显著特点是形式自由，具有鼓点式的节奏。所表现的常常是闪电式的感情的突击，往往在第一节就唱出其他诗人在最后一节才唱出来的东西，把一些铺垫、过渡全都省略，象把一个个特写的画面接连着演映起来的电影。同时，还利用诗句的分行形成疾驰的旋律，每行都精而短，有时一个字、一个词就是一行，用诗句的连续反复出现来渲染雄壮的气势。如：人民！人民！/抓住/本厂里/墙角里/泥沟里/我们底/武器/痛击杀人犯！这种暴风雨般呼唤的感情、闪电般的、跳跃性的、强烈的节奏，和抗战初期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氛是十分合拍的。

（二）相持阶段：沉思的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抗战诗歌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逐渐深入的发展时期。

抗战初期对诗歌的艺术审美特性的严重忽视，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性的后果，越来越不能被诗坛和社会所容忍。大多数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如何丰富和提高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推动现实主义诗歌走向成熟这一时代的要求上。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以下特征：

1.对诗歌艺术（包括诗歌形式）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理论家、诗人注意的中心。

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等学术著作，把新诗的艺术探索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现代新诗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诗学的雏形，这是现代新诗成熟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在诗的艺术探索中，诗的形式、诗的散文化问题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艾青明确提出了“诗的散文美”的概念，把诗歌形式的散文化问题提高到了美学的高度，提倡自由诗体和朴素的审美趣味，给雄伟奔放的民族情绪以“天然去雕饰的朴素外观，从此，以表现现代民族情绪为职责的中国现代新诗就有了适于自己的外在形式。”1942年卞之琳《十年诗草》的出版，引起了诗坛的广泛重视，现代新诗对形式美的追求在一度冷落后又达到了更自觉的阶段。

2.对抗战初期失落了的诗的个性有了新的自觉追求。

这一时期，臧克家又重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农村题材上来，写出了《泥土的歌》，与《烙印》相比，《泥土的歌》更加生活化、更加纯净，具有一种朴素美；戴望舒在这一时期亦写出了《灾难的岁月》，其中《我用残损的手掌》等篇曾传诵一时，被认为是戴望舒最成熟的诗作，其诗歌在艺术表现上与从前相比有了新的发展，全诗的调子仍然是柔婉舒缓的，但却内含着一种庄严、悲壮的情思；力扬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以一个射虎者家族的遭遇作为民族命运的象征，在历史的深刻反省中，探索民族的出路，作品形象丰满、感情真挚，语言沉实有力，是既受到了艾青的忧郁和沉思的诗的氛围的影响，又有自己独立创造和发展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收获。

在对诗的个性的自觉追求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诗歌流派，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就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

3.抗战后期：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

这一阶段，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讽刺的武器，如郭沫若的《进步赞》、《猫哭老鼠》、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邹荻帆的《幽默的人》等，都是政治讽刺诗中的力作。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是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政治讽刺诗集。

代表诗人袁水拍（1916－1982）及其《马凡陀山歌》

马凡陀是袁水拍的笔名，他“善于从政治上把市民阶层里某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现象（如物价上涨、住房困难等），用漫画式的手法和讽刺的语言给以鞭鞑，寓讽刺于叙事之中，并大量运用通俗的民间语汇和歌谣的形式”，语言通俗易懂、可诵可唱。马凡陀在艺术上融入了鲁迅的杂文笔法，除大量运用漫画式的夸张外，还常常采用怪诞的手法。如：忽听门外人咬狗，/拿起门来开开手。/拎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一口。

忽见脑袋打木棍，/木棍打伤几十根。/抓住脑袋上法庭，/气得木棍发了昏。（《人咬狗》）在国民党统治下，警察把被特务打伤的学生扭送法院就是“抓住脑袋上法庭”的生活依据，诗中表现的“脑袋大木棍”之类的幻觉，是怪诞和真实的统一，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真正发了昏的反动统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