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40年代的历史剧

诗歌创作和历史剧创作，是郭沫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贡献。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郭沫若都是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主要代表。

（一）创作概况

早在1921年出版的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就出现了三个历史题材的诗剧《湘累》、《棠棣之花》、《孤竹君之二子》；20年代中期，在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他又写出了著名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嫈》三个剧本），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这属于他的早期历史剧；抗战时期，郭沫若经历了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的惨变、渡过了流亡日本的十年时光、冒着生命的危险回国参战，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使他的思想更加趋于成熟，因此，从1941年底至1943年初，郭沫若又以更大的热情连续写下了六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在20年代创作的诗剧《棠棣之花》和史剧《聂嫈》的基础上整理、创作的）、《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高峰的到来。

（二）独特的美学追求

1.主张“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40年代，郭沫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成熟的浪漫主义史剧观，明确地提出了“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以及“据今推古”的理论。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这样，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就是“失事求似”：所谓“求似”就是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得到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求似”的前提下，和“和历史事实是尽可以有出入的”。如《屈原》里面的婵娟、卫士和《棠棣之花》里面的酒家女都是郭沫若“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的历史人物，而《虎符》中围绕如姬的一系列情节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在《棠棣之花》里，他让剧中人说出了和现代出入不大的口语，让聂嫈唱出了五言诗、游女唱出了白话诗，甚至有意曲解主要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对《屈原》里面的张仪和《高渐离》里面的秦始皇进行了过分的诬蔑。为了追求历史和现实时代精神的真实表现而不惜改动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正是浪漫主义历史剧的一个突出特点。

2.具有独到的悲剧。观郭沫若认为，悲剧的价值不是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的激发起人们把悲愤的情绪化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强调的是悲剧的目的性，即悲壮的抗争。郭沫若根据对战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因为他们“努力打破奴隶制的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整个的努力的结果只是换成了另外一套的刑具（封建制的刑具）”，而战国时代的悲剧精神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基于这种独特的悲剧观，郭沫若所有取材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剧作（《虎符》、《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都是力求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悲剧精神，而精心设置了“方生的成分”和“将死的成分”的剧烈矛盾冲突，前者的力量薄弱，如悲剧主人公屈原、如姬、高渐离、聂政等，而后者却力量强大，如南后、张仪、秦始皇等，这样二者之间的冲突就构成了悲剧性的。前者都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他们自觉地意识到了“以仁义的力量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自觉地为争取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民族的独立、进步、国家的统一而斗争，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但是他们都不能避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历史悲剧，因此，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悲壮性。显然，在这历史悲剧精神的表现里，是注入了郭沫若在他所生活的现实（抗日战争大后方）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悲剧精神和时代所提出的反抗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民主要求的。

（三）历史剧代表作《屈原》

1.创作背景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同时也标志着现代文学史上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这是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剧作，写于1942年1月，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皖南事变对郭沫若的刺激很大，于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作者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了屈原的时代里，用借古讽今的方法，抨击了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

2.思想主题

全剧共分五幕六场，主要以宫廷内部对秦外交上的两种不同路线（连横与合纵）的斗争为主要矛盾线索。“连横”是秦国和“亲秦派”采取的战略，即分裂六国的统一战线，各个击破，以统一天下；“合纵”是六国之中有远见卓识的人所采取的战略，即联合六国的力量来抗击秦国，以粉碎秦国统一六国的野心。通过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决战，剧本着力塑造了热爱祖国和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古代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形象，愤怒地揭露和鞭挞了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丑类，影射和讽刺了反共卖国制造分裂的国民党反动派。

3.故事情节

《屈原》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事迹，集中描写了以屈原为代表的联齐抗秦的爱国力量和以郑袖、靳尚为代表的投降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秦国使者张仪为了贯彻“连横”的主张，来见楚王，表示要“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请楚国与齐国绝交，屈原敏锐地识破了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力主联齐抗秦，楚怀王采取了屈原的主张，拒绝了张仪的建议。南后郑袖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极力笼络张仪，为此与上官大夫靳尚等人暗中勾结设下毒计，以“淫乱宫廷”的罪名来诬陷屈原，楚怀王信以为真，便罢免了屈原的官职，并同意与齐国绝交、同秦国联合。屈原不计个人安危，深深地为楚国人民的利益感到担忧，苦口婆心地劝谏楚怀王，却再次遭到南后的羞辱，他悲愤难遏，痛斥张仪，从而触怒楚怀王，被囚禁在了东皇太一庙。屈原的学生宋玉在危难之际背叛了自己的老师、投降了南后，屈原的女弟子婵娟却因为揭穿了南后勾结张仪的阴谋，并且痛骂了南后也被囚禁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就此屈服。屈原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始终坚持斗争，在最黑暗的时刻，高吟《雷电颂》，呼唤风雷闪电，呼唤正义和真理，向黑暗发出了愤怒的诅咒，表明了自己坚定不移的斗争意志。“雷电颂”是气势磅礴、高亢激越的诗，是从屈原的胸中发出的反抗黑暗的战歌、追求光明的颂歌。在这里，郭沫若又回到了《女神》的时代。南后的父亲郑詹尹在南后的指使下，意图用毒酒毒死屈原，不巧此时婵娟在卫士的帮助下逃离了被囚禁的地方，来到了东皇太一庙，误饮毒酒而死。祭奠婵娟之后，屈原在卫士的邀请下，出走汉北而继续坚持斗争。

4.人物形象分析

该剧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不同的人物形象，如屈原、婵娟、郑袖、宋玉等。屈原的形象由于寄托了作家的理想而更加鲜明、生动、满怀激情而感人至深。

屈原是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的典型，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其性格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具有崇高的品德。作者没有更多的描写屈原的悲痛、绝望，而是强调了他的斗争精神，赋予了其雷电般的性格，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剧本通过《橘颂》对橘树的赞美而表现了屈原所景仰的为人之道，即志趣坚定、心胸开阔、不随波逐流、不固步自封、光明磊落、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到底等。橘树所具有的品格，实际上也正是屈原人格的自我写照。他不计较个人的委屈甚至安危，以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坚决捍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怒斥奸佞，据理力争。他对楚怀王陈明利害，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南后怒声呵斥“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从而表现出了一个刚直不阿、立场坚定的爱国政治家的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