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哲学思想

　　为解决唯心意义上的天人关系中的麻烦，历史必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由外向内进一步地挖掘人的内在秘密，必须不假思索的本质主义的唯心主义向更多仰赖人性研究的人道主义发展，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孟子，中国儒学思想的生命通过他的介进而继续成长。

　　战国时期的孟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 上》），在继续主张内省的基础上发拓人性，并试图从此出发去解释天人关系和社会历史；这就是从内在性的角度给由孔子创发的儒家学说以理论保证。

　　在《告子 上》中，他说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比之孔子的礼、克己等外在规范所达到的勉强的天命和谐，这就使人由于其本性而有了更多的信心去窥见天的秘密。但由于注重人，这时的唯心主义色彩已经淡了许多，而“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则将人道主义色彩突出出来。在孔子哲学中，也曾强调过人的主观自觉，但是和孟子的理论比起来，在两种自觉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自觉的对象是灌输进来的（与其教化思想正相吻合），是一个人成其为人的外在形象，而孟子的内省却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可作为外部成仁条件的内在因素：善端。这样，在这种哲学的发展中，孔子的社会学说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先验人类学的保证。

　　由于这种保证，孟子在天人关系上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上》）心性的内在素质使人有德，有了德便可以知天顺天。性善论预先设定，天的道德属性是与此相通的，在这种先验人类学中，天道与人性在此合而为一。较之孔子而言，孟子对人事的关注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天人关系的和谐被一种与生俱来的善的内在性允诺，因而，这种和谐是必然的。

　　但是毕竟，天人关系由于是一种二项关系，必须对双方均加以界说。可在孟子那里，天的界说仍然是模糊的，这个观念继续作为一个权威的暗示保留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 上》）

　　在孟子的内在超越努力中，虽然强调了对达成顺天之仁至关重要的仁的作用，虽然强调了人性从而在学理上淡化了它，但在其认识的出发点上，这个模糊概念依然起着一个制约者的作用：人事是有所畏惧的人事，因而也不会是彻底自主的人事，所以还是一种狭隘的天人观，就以后儒家天人观的发展来说，“蔽于人而不知天”，是对孟子的一个最为恰当的评价。它的主与次的顺序没有变化，它的基础还是唯心本体论。儒家哲学下一步的逻辑生长必然是终于对两个概念进行更深的质问并做出回答。而从自生长的理论来看，中国儒家思想史正是以这种适合生命发展的途径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