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哲学思想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100余种400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 “ 气 ” 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 “ 气 ” 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 “ 道 ” （规律）必须依存于 “ 器 ” （客观事物），一旦 “ 器 ” 变， “ 道 ” 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船山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 “ 变化日新 ” 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 “ 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 ” 。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 “ 世益降，物益备 ” ，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 “ 三代 ” ，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 “ 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 ” 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 “ 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 就是说 “ 行 ” 是 “ 知 ” 的基础，不 “ 行 ” 就得不到 “ 知 ” 。所以 “ 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 ” 从这重 “ 行 ” 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 “ 礼 ” 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 “ 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 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 “ 天下之公 ” ，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 “ 古今之通义 ” 的程度，认为君位 “ 可禅可继可革 ” ，但绝不能落入 “ 夷类 ” 之手。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抗清复明失败后，就隐居石船山的 “ 湘西草堂 ” 从事撰述，拒不入仕清朝，最后以明遗臣终生。

　　正因为王夫之强烈的夷夏之辨思想，他的著作在清前期 200 年一直埋没不彰，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才有邹汉勋、邓显鹤整理编校的《船山遗书》问世，但搜集不全，流传亦不广。以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又在金陵设局刊印较完备的《船山遗书》，使它的学说为人们所知悉，并立即受到全国，尤其是湖南士人的高度尊崇，从而对近代长沙和湖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曾国藩借重他的重 “ 礼 ” 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维新人士吸收他 “ 变化日新 ” 的社会变动观倡言改革；辛亥志士利用他的夷夏之辨的民族意识进行反满革命；民国初年，刘人熙等人在长沙设立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鼓吹保护国粹；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的杨昌济对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倍加赞赏，主张力行实践，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直到今天，坐落于长沙闹市区的船山学社旧址和湘江西岸王夫之就读过的岳麓书院，仍吸引着人们去追怀这位杰出的人物。这不由使人想起梁启超所说的一段话：

　　“ 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