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哲学思想

　　“ 天 ” 和 “ 人 ” 的本原及其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主要问题。其争论的焦点：（ 1 ）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 2 ）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 3 ）有无 “ 天命 ” ？ “ 天命 ” 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 4 ） “ 天 ” 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 “ 天性 ” 如何？ “ 天性 ” 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 “ 相分 ” 的自然哲学思想，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线。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史学、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非国语》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写道： “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 柳宗元在此说得很明白，《国语》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观点谬误很多，与尧、舜之道不符，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国语》，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检阅《非国语》一书共六十七篇，柳宗元的批判予头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灵、卜筮、怪异、报应诸说，认为 “ 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 ” （《非国语 — 三川震》）。这是说，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关于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先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谈起，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的发挥。关于《非国语》，柳宗元还写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柳宗元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因而，《非国语》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 “ 相分 ” 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 170 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 “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 （鲁迅语）。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对屈原所作出回答。只有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 122 条，逐个作了精辟的回答。对于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毛泽东说， “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 （《毛泽东在上海》第 143 页，中国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 天 ” 是什么？有人说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宗元从元气 —— 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他在《天对》中说： “ 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第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 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 “ 元气 ” 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 “ 天 ” 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 “ 天 ” 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在对 “ 天 ” 、 “ 人 ” 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宗元天人 “ 相分 ” 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争论。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书信而起。由于韩愈 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宗元作答的《天说》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

　　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深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韩愈给柳宗元的书信应当主要是一封友情问候信。可能是因为对 “ 永贞革新 ” 的政见不同，韩愈对遭贬而身处逆境的柳宗元的宽慰转到了 “ 天 ” 的缘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根据 “ 人举 ” （人的行为）而行 “ 赏 ” 、 “ 罚 ” 。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使柳宗元对韩愈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 “ 激 ” 起了他对 “ 天命观 ” 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尽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他认为： “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 ” 。为了求证同道，柳宗元把这封答书《天说》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马刘禹锡。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宗元的观点，随即参与进来写作《天论》三篇 “ 以极其辨 ” ，柳宗元又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

　　柳、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 “ 天命观 ” ，认为 “ 天 ” 有 “ 生植 ” 之能，也有灾荒之能； “ 人 ” 有 “ 法制 ” 之能，也有 “ 悖乱 ” 之能。但是，承认 “ 天 ” 的 “ 生植 ” 与 “ 灾荒 ” ，并非 “ 天 ” 能够有意干预 “ 人 ” 的 “ 法制 ” 与 “ 悖乱 ” ，也并非 “ 人 ” 能够干预 “ 天 ” ；天与人 “ 相分 ” ， “ 各行不相预 ” 。这说是说，柳、刘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天人不仅 “ 相分 ” ，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天人相关， “ 交相胜 ” 、 “ 还相用 ” 。应该说，经过刘禹锡的补充，柳宗元天人 “ 相分 ” 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