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           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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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警报发出后快半点钟了，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街上很静，没有一点亮光。他从银行铁门前石级上站起来，走到人行道上，举起头看天空。天色灰黑，象一块褪色的黑布，除了对面高耸的大楼的浓影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他呆呆地把头抬了好一会儿，他并没有专心听什么，也没有专心看什么，他这样做，好象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间仿佛故意跟他作对，走得特别慢，不仅慢，他甚至觉得它已经停止进行了。夜的寒气却渐渐地透过他那件单薄的夹袍，他的身子忽然微微抖了一下。这时他才埋下他的头。他痛苦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对自己说：“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马上就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反问道。他吃了一惊，掉头往左右一看，他立刻就知道这是他自己在讲话。他气恼地再说：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
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看了看，并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不会有谁反驳他。远远地问起一道手电的白光，象一个熟朋友眼睛的一瞬，他忽然感到一点暖意。但是亮光马上灭了。在他的周围仍然是那并不十分浓的黑暗。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背脊。他打了一个冷噤。他搓着手在人行道上走了两步，又走了几步。一个黑影从他的身边溜过去了。他忽然警觉地回头去看，仍旧只看到那不很浓密的黑暗。他也不知道他的眼光在找寻什么。手电光又亮了，这次离他比较近，而且接连亮了几次。拿手电的人愈来愈近，终于走过他的身边不见了。那个人穿着灰色大衣，身材不高，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他在大街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时他的眼光更不会去注意那张脸，何况又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朝那个人消失的方向望着。他在望什么呢？他自己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忽然站定了。
飞机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他这一刻才想起先前听到那种声音的事。他注意地听了听。但是他接着又想，也许今晚上根本就没有响过飞机的声音。“我在做梦罢，”他想道，他不仅想并且顺口说了出来。“那么我现在可以回去了，”他马上接下去想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脚已经朝着回家的路上动了。他不知不觉地走出这一条街。他继续慢慢地走着。他的思想被一张理不清的网裹住了。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这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象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晏些，”另一个接腔道。
这是两个小贩的极不重要的谈话。可是他忽然吃了一惊。昨天晚上……打三更！……为什么那个不认识的人要来提醒他！
昨天晚上，打三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除警报，他跟着众人离开防空洞走回家去。
昨天那个时候，他不止是一个人，他的三十四岁的妻子，他的十三岁的小孩，他的五十三岁的母亲同他在一起。他们有说有笑地走回家，至少在表面上他们是有说有笑的。
可是以后呢？他问他自己。
他们回到家里，儿子刚睡下来，他和妻谈着闲话，他因为这天吃晚饭时有人给妻送来一封信，便向妻问起这件事情，想不到惹怒了她。她跟他吵起来。他发急了，嘴更不听他指挥，话说得更笨拙。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他们夫妇在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吵，他母亲带着他儿子睡在另一间更小的屋里。他们争吵的时候他母亲房门紧闭着，从那里面始终没有发出来什么声音。其实他们吵的时间也很短，最多不过十分钟，他妻子就冲出房去了。他以为她会回来。起初他赌气不理睬，后来他又跑下楼去找她，他不仅走出了大门，并且还走了两三条街，可是他连一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她。虽说是在战时首都的中心区，到这时候街上也只有寥寥几个行人，街两旁的商店都已关上铺门，两三家小吃店里电灯倒燃得雪亮，并且有四五成的顾客。他在什么地方去找她呢？这么大的山城他走一晚都走不完！每条街上都可以有她，每条街上都可以没有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
不错，他究竟在哪里找得到她呢？他昨天晚上这样问过自己。今天晚上，就在现在他也这样问着自己。为什么还要问呢？她今天不是派人送来一封信吗？可是信上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措辞冷淡，并且只告诉他，她现在住在朋友家里，她请他把她随身用的东西交给送情人带去。他照样做了。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没有提到他跑出去追她的事，也不说请她回家的话。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他母亲除了在吃早饭的时候用着怜惜的语调问过他几句外，就没有再说话，她只是皱着双眉，轻轻摇着头。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儿，却不喜欢媳妇。因此她对媳妇的“出走”，虽说替她儿子难过，可是她暗中高兴。儿子还不知道母亲的这种心理，他等着她给他出主意，只要她说一句话，他就会另外写一封热情的信，恳切地要求他妻子回来。他很想写那样的一封信，可是他并没有写。他很想求他妻子回家，可是他却在信里表示他妻子回来不回来，他并不关心。信和箱子都被人带走了，可是他同他妻子中间的隔阂也就增加了一层。这以后，他如果不改变态度写信到他妻子服务的地方去（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找她），他们两个人就更难和解了。所以他到这时候还是问着那一句老问话，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说不定小宣会给我帮忙，”他忽然想道，他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也只有一分钟。以后他又对自己说：“没有用，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他们中间好象没有多大的感情似的。”的确小宣一清早就回到学校去了。这个孩子临走并没有问起妈，好象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似的。无论如何，向父亲告别的时候，小宣应该问一句关于妈的话。可是小宣并没有问！
他在失望中，忍不住怨愤地叫道：“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呵！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这只是他心里的叫声。只有他一个人听见。但是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忽然以为他嚷出什么了，连忙掉头向四周看。四周黑黑的，静静的，他已经把那两个小贩丢在后面了。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这次他说出来了，声音也不低。这时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两个字上面，所以他会这样发问。这句问话把他自己惊醒了。他接着就在想象中回答道：“我不是在躲警报吗？——是的，我是在躲警报。——我冷，我在散步。——我在想我跟树生吵架的事。——我想找她回来——”他马上又问（仍然在思想上）：“她会回来吗？我们连面都见不到，我怎么能够叫她回家呢？”
没有人答话。他自己又在想象中回答：“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接着：“妈显得很镇静，好象一点也不关心她。妈怎么知道她一定会回来呢？为什么不劝我去找她呢？”接着：“妈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妈趁着我出去的时候到那里去了呢？说不定现在她们两个在一块儿躲警报。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在警报解除后慢慢走回家去，就可以看见她们在家里有说有笑地等着我。——我对她先讲什么话呢？”他踌躇着。“随便讲两句她高兴听的话，以后话就会多起来了。”
他想到这里，脸上浮出了笑容。他觉得心上的重压一下子就完全去掉了。他感到一阵轻松。他的脚步也就加快了些。他走到街口，又转回来。
“看，两个红球了！快解除了罢？”这不是他的声音，讲话的是旁边两个小贩中的一个，他们的谈话一直没有中断，可是他早已不去注意他们了，虽然他几次走过他们的身边。他连忙抬起头去看斜对面银行顶楼上的警报台，两个灯笼红亮亮地挂在球竿上。他周围沉静的空气被一阵人声搅动了。
“我应该比她们先回去，我应该在大门口接她们！”他忽然兴奋地对自己说。他又看了球竿一眼。“我现在就回去，警报马上就会解除的。”他不再迟疑，拔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了。
街道开始醒转来，连他那不注意的眼睛也看得见它的活动。虽然那一片墨黑的夜网仍然罩在街上，可是许多道手电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大网。于是在一个街角，有人点燃了电石灯，那是一个卖“嘉定怪味鸡”的摊子，一个伙计正忙着收拾桌面，另一个在发火，桌子前聚集了一些人，似乎都是被明亮的灯光招引来的。他侧过头朝那里看了两眼，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看那个地方。他又往前面走了。
他大约又走了半条街的光景。眼前突然一亮，两旁的电灯重燃了。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他觉得心里一阵畅快。“一个梦！一场噩梦！现在过去了1”他放心地想着。他加快了他的脚步。
不久他到了家。大门开着。圆圆的门灯发射出暗红光。住在二楼的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皮的妻子讲话。厨子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进进出出。“今晚上一定又是炸成都，”方经理跟他打了招呼以后，应酬地说了这一句。他勉强应了一声，就匆匆地走进里面，经过狭长的过道，上了楼，他一口气奔到三楼。借着廊上昏黄的电灯光，他看见他的房门仍然锁着。“还早！”他想道，三楼的廊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们都没有回来。”他在房门前站了一会儿。有人上来了。这是住在他隔壁的公务员张先生，手里还抱着两岁的男孩。孩子已经睡着了。那个人温和地对他笑了笑，问了一句：“老太太还没有回来？”他不想详细回答，只说了一句：“我先回来。”那个人也不再发问，就走到自己的房门口去。接着张太太也上来了。她穿的那件褪色的黑呢大衣，不但样式旧，而且呢子也磨光了。永远是那张温顺的瘦脸，苍白色，额上还有几条皱纹，嘴唇干而泛白。五官很端正，这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女人，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难看。她一路喘着气，看见他站在那儿，向他打个招呼，就一直走到她丈夫的身边。她俯下头去开锁，她小声同她丈夫说话。门开了，两个人亲密地走了进去。他目送着他们。他用羡慕的眼光看他们。
然后他收回眼光，看看自己的房门，看看楼梯口。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怎么还不回来？”他想，他着急起来了。其实他忘记了他母亲往常出去躲警报，总是比别人回家晚一点，她身体不太好，走路慢，出去时匆匆忙忙，回来时从从容容，回到家里照例要倒在他房间里那把藤躺椅上休息十来分钟。他妻子有时同他母亲在一块儿。有时却同他在一块儿。可是现在呢？……
他决定下楼到外面去迎接他母亲，他渴望能早见到她，不，他还希望他妻子同他母亲一块儿回来。
他转身跑下楼去。他一直跑到门口。他朝街的两头一望，他看不清楚他母亲是不是在那些行人中间。有两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其实并不远，就在那家冷酒馆前面。高的象他妻子，也是穿着青呢大衣；矮的象他母亲，穿一件黑色棉袍。一定是她们！他露出笑脸，向着她们走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
但是快要挨近了，他才发觉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被他误认作母亲的人却是一个老头儿。不知道怎样，他竟然会把那个男人看作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他的眼睛会错得这样可笑！
“我不应该这样看错的，”他停住脚失望地责备自己道。“并没有一点相象的地方。”
“我太激动了，这不好，等会儿看见她们会不会又把话讲错。——不，我恐怕讲不出话来。不，我也许不至于在她面前讲不出话。我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不，我怕我会高兴得发慌。——为什么要发慌？我真没有用！”
他这样地在自己心里说了许多话。他跟自己争论，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他又回到大门口。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宣。”他抬起头。他母亲正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喜色很快地消失了。接着他又说：“怎么你一个人——”以后的话他咽在肚里去了。
“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他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他。
“那么她没有回来过？”他惊疑地问。
“她回来？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她瞅了他一眼，含了一点轻蔑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她的心软了，便换了语调说：“她会回来的，你不要着急。夫妻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回屋里去罢。”
他跟着她走进里面去。他们都埋着头，不作声。他让她提着那个相当沉重的布袋，一直走到楼梯口，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它来。
他们开了锁，进了房间，屋子里这晚上显得比往日空阔，凌乱。电灯光也比往常更带昏黄色。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来，寒气中还夹杂着煤臭和别的窒息人的臭气。他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他把布袋放到小方桌上去。他母亲走进她的房里去了。他一个人站在方桌前，茫然望着白粉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思想象飞絮似地到处飘。他母亲在内房唤他，对他讲话，他也没有听见。她后来出来看他。
“怎么你还不休息？”她诧异地问道。“你今天也够累了。”她走到他的身边来。
“哦，……我不累，”他说，好象从梦里醒过来似的。他用茫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你不睡？你明天早晨还要去办公，”她关心地说。
“是，我要去办公，”他呆呆地小声说。
“那么你应该睡了，”她又说。
“妈，你先睡罢，我就会睡的，”他说，可是他皱着眉头。
他母亲站在原处，默默地望了他一会儿，她想说话，动了动嘴，却又没有说出什么来。他还是不动。她又站了几分钟，忽然低声叹了两口气，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他还是站在方桌前。他好象不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了似的。他在想，在想。他的思想跑得快。他的思想很乱。然后它们全聚在一个地方，纠缠在一起，解不开，他越是努力要解，越是解不开。他觉得脑子里好象被人塞进了一块石头一样，他支持不住了。他踉跄地走到床前，力竭地倒下去。他没有关电灯，也没有盖被，就沉沉地睡去了。
这不是酣睡。这是昏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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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着连续的梦。他自然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
他和妻住在一个平静的小城里，他们生活得并不怎么快乐，还是常常为着一些小事情争吵。他们夫妇间的感情并不坏，可是总不能互相了解。她爱发脾气，他也常常烦躁。这天他们又为着一件小事在吵架，他记得是为着他母亲的事情。这天妻的脾气特别大。他们还在吃饭，妻忽然把饭桌往上一推，饭桌翻倒在地上，碗碟全打碎了。母亲不在家，孩子躲在屋角哭。他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用含糊的声音咒骂自己，用力打自己的头。
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巨响。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屋子摇动了两下，震动相当厉害。
“什么事？”他吃惊地说。他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妻默默地站在房门口。孩子的哭声停止了。
“我出去看看，”他说着，就往门外走，打算到楼下去。
“你不要去，要去我们一块儿去。有什么事我们在一块儿也好些，”妻不再生气了，却改变了态度，关心地阻止他出去。
他听从她的话，就在门前廊上站住了。可是他也不说什么。他望着楼板上的碎碗剩菜，带了一点懊悔，等着她讲话。
她不作声。他仍旧在等待。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一声，两声。又静下去了。孩子又哭起来。妻发出一声尖叫。
“敌人打来了！”他惊惺地自语道。接着他叫了一声：“妈！”就沿着走廊跑到楼梯口去。
“宣！”妻在后面唤他，“你到哪里去？”
“我找妈去！”他头也不回地答应一句，就一口气跑下了楼。
妻拖着孩子也跑下楼来。“你不能一个人走，你不能丢开我们母子。就是死，我们也要跟着你。”妻哭叫着。
“我要去找妈。我们不能丢开她。万一有事情，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一面说，一面打开大门。
门外人声嘈杂。马路上全是人，他只看见万头攒动。大家疯狂地背向着城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拿着包袱，有的搀扶着老年人。小孩在哭，女人在唤她们的亲人，男人在催促他们的同伴。
南面的天空被浓烟盖满了。这烟还不断地一股一股朝上卷腾。爆炸声接连地响着，一声高过一声，一声比一声可怕。他知道危险就在面前了。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妈”！他立刻跑下石阶，他要跨过门前草地到马路上去。他要进城去找他母亲。
“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够丢开我们！”他妻子从后面拖住他的一只膀子，哭嚷起来。“要逃难，你不能一个人逃，不顾我们母子死活！”
“我不是逃难！我去接妈回来，她还在城里！”他站住分辩道。
“你还想在城里找得到她！”妻子冷笑地说。“难道她没有脚没有眼睛，自己不会走路。”
“你快进去收拾东西。等我去接妈回来，大家一块儿走。就说逃难，也得随身带点东西。”他着急地挣脱了她的手。
“你妈不是在那边！”妻指着马路旁沟边一丛牵牛藤说。他顺着她的手指望过去。他母亲就站在牵牛藤下面（牵牛藤是沿着一棵老树干爬上去的），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额上好象还有血迹。她正张大眼睛向四处看，显然她是在找寻他。他抬起头大声叫“妈！”他挥着手。可是没有用。他想跑过去。然而他得穿过面前这条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马路。他跑到马路边。人们不给他留一个缝。他用力挤，人们总是把他推开。他似乎听见他母亲的叫声。他也在叫。可是有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膀。那是他的妻子，她手里提着一个小皮箱，孩子跟在她后面。
“我们走罢，不要管她！”她着急地说。
“不行，我要过去接妈回来，”他生气地答道。
“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他妻子板起脸厉声说。
“你让我去。我一定要去接她。她就在我面前，我不能丢开她，只顾自己逃命，”他说，一面抽出他的左膀。
“那么好，你去接你那位宝贝母亲，我带着小宣走我们的路。以后你不要怪我！”她赌气地说。他觉得她在竖起眼睛看他，并且她的眼睛竖得那么直，他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生得这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她果然转过身牵着孩子走了。她没有露一点悲痛的表情，不，她还用她那高傲的眼光看他。
但是他还想她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来；或者他以后可以追上她。然而一转眼她的影子就看不见了。人们好象从四面八方向着他挤过来，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推他，他只觉得身子摇来晃去，似乎立在一只受着大浪颠簸的船上一样。他的脑子发热、发昏。他也用力推别人，用力挤上去。
于是他醒了，醒来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
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他这一晚却做了好几个跟这类似的荒唐的梦。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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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是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忽然什么东西刺了他的脑子一下。他一跳就下了床。他站在屋子中央（就算是中央罢，因为他不靠近一样家具），惊愕地向四处望。他又用力搔自己的头发，绝望地自语道：“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记起昨天的事情了，记起前天的事情了。
“这是我的错。我昨天应该亲自去向她解释，向她道歉。事情是我闹出来的，难怪她生气，”他又说。
“为什么我昨天要写那封信？为什么我不对她讲老实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找她。为什么？……”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我现在就去。”
他母亲回来了，手里提着菜篮。她看见他还在房里，便惊讶地问：“九点半钟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九点半钟！他应该去上班！可是他忘记了。他已经迟了半点多钟了。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洗脸？你脸色不好看。你有什么不舒服吗？要不，请一天假也好。你写个字条我给你送去，”他母亲关心地说。
他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我很好。我就去。”
他不愿意再听她讲话。他拿着脸盆在走廊上水缸里去舀了冷水。他捧着脸盆进屋，刚把它放在方桌上，他母亲又说：“你洗冷水？这怎么要得？快去换热水，锅里头还给你留得有热水。我给你去倒。”她说着就伸手来拿脸盆。
“妈，我已经洗好了，”他连忙说，他的脸给冷水一浸，脑子倒清醒多了。他把脸帕维于往椅背上一搭，也不倒掉盆里的水，就匆匆走出房去。他并没有刷牙，应忘记戴上他那顶旧呢帽。他走得这样急，显然他不想跟他母亲多谈话。
“真没有出息！跟自己老婆吵了架，就象失掉了魂魄一样！”母亲在屋里这样批评他，可是他已经听不见了。
他走下楼。他走到街上。街上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尘土。这一天是这个山城里少有的不冷不热的好天。
“我先到哪儿去？”他站在人行道上问自己。
“先去找她！”这是第一个回答。他顺从这个意见，朝她办公地方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走了几步。他站住，想了一下。他又朝前走几步。
“不对，我应该先去办公，我那个鬼地方连清两点钟假，也要扣薪水，”他最后这样决定了。他又掉转身子。
不久他到了他服务的地方。那是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的总管理处。他的办公桌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楼下的签到簿已经收起来了。这是他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迟到。他默默地走上楼去。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XX忽然在主任室里抬起
工5头来，朝外面看，看见了他，也不说什么话，却露出一种轻视的表情。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的整个心思都放在一个人身上。那是她，仍然是她！
他的工作开始了。还是那单调沉闷的工作。他桌上一堆校样（他进来时就看见它们躺在那儿）并不比昨夭那堆高。那些半清晰半模糊的字迹，那些似乎还带着油墨气味的字迹，今天并不比往常更叫人厌烦。他机械地移动眼光，移动手，移动笔，他在校样上写下好些字……而且他始终埋着他的头。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旧式大挂钟。他听见钟敲了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他没有记住校样上面的一个字。可是钟声他却听得很清楚，特别是这坚决的十二下。他懂得它们的意义。下班了！
他站起来，简直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地就站了起来。但是别人比他更快，他们都已经离开办公桌了。他把没有看完的校样和原稿折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站在桌子前面，眼光迟钝地望着那几扇临街的玻璃窗。窗户全关着，玻璃上积了不少尘土。他也没有想过要看什么。他是在思索。不，他也不能说是在思索。他的思想停滞在一点，停滞在一个字上面——就是“她”！
铃声早已响过了。但是他没有听见。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时候他应该下楼去吃饭。别人好象也忘记了他的存在似的，没有人上楼来叫他。他们更没有想到他还在楼上。
但是他的脑子终于活动起来。他醒了。他离开了办公桌，走下楼去。
饭厅里碗碟狼藉的桌上还有人在吃饭。
“怎么！你在上面！”一个同事惊讶地说，同时用了类似怜悯的眼光看了看他。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句，想了想，也不坐下吃饭，就走出饭厅，往门外去了。
他好象听见了同事们的轻蔑的笑声。
“他们一定知道我的事情，”他这样想道，他觉得脸上烧到耳根了。
他不饿，他也没有想到“饿”同“饱”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她！
可是走了不到十步，他忽然想：他们会跟在我后面吗？“他们”指的是他的同事们。这个念头使他放慢脚步，他感到踌躇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脚步，或者转过身来。他开始在想象他就要同她见面的情景：她会用怎样的面孔，怎样的话对待他。
“她会原谅我的，”他对自己说了两遍。他温柔地微微一笑。他觉得他是在对着她笑。他的勇气又增加了。
他不知不觉地到了她办事的地方。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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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了大川银行。没有到办公时间，大门还关着。他又没有胆量从侧门进去。要是她还没有回来呢？要是她拒绝见他，或者见到他不给他一个笑脸，不回答他一句温和的话，他怎么办呢？他的笨拙的口舌能够表达他的感情么？他能够使她了解他的苦衷、明白他的胸怀么？他能够说服她，感动她，使她满意地跟着他回家去么？……他想着，他的决心动摇了，勇气消失了。他迟疑着，不知道应该把脚朝前放或者向后移好。他在侧门前立了两三分钟，终于垂着头转身走开了。
他已经走了十多步了，一阵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她就在他面前，还是先前那一身装束。她迎面走来，认出了他，便停了脚。她惊讶地看他，动一下嘴，好象要说话，但是忽然把脸掉开，默默地走过去了。
“树生，”他鼓起勇气叫了一声，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他等待她的表示。
她转过头来，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不作声。他声音颤抖地再叫一声。她向他走来。
“什么事？”她冷冷地问了一旬，连她的眼光也是冷峻的。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我有话跟你谈，”他埋着头说，声音还有点发颤。
“我要上办公去，”她简单地答道。
“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他红着脸，象一个挨了骂以后的小孩似地说。
她软化了，停了片刻，她低声说：“那么你五点钟到行里来找我。”
“好的，”她差不多要流泪地感激说。
她又看了他一眼。他望着她的背影在银行的侧门里消失了。
他跟她不过分别了一天多，怎么就显得这样生疏了？——他忽然有了这个疑问。他等着什么人来给他一个回答。他等待着。他的脑子变得十分沉重，好象有一块坚硬的东西放在那里。一只膀子迎面撞过来，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差一点跌倒在人行道上。他仿佛从深梦中醒过来一般，“哦，”他轻轻地叫出一声。他连忙站定身子。人们在他的眼前来来去去，汽车和人力车带着坐上狂奔。他想到：“我也应该去办公。”他跨着大步走了。
他一路上还在想那个问题。走到公司门前，他忽然自语道：“都是我不好。今天下午我应该向她道歉。”
他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周主任不在。另外两个高级职员李秘书和校对科吴科长抽着香烟在谈闲请。他们低声在笑，斜着眼睛看他。他们一定在谈他和他妻子的事情，他暗暗断定道。他觉得脸在发烧，便把头埋在校样上面，不敢看他们一眼。
他校的是一位名家的译文。原作是传记，译文却象佛经，不少古怪字眼，他抓不到一个明白的句子，他只是机械地一个字一个字校对着。同事的笑声愈来愈高，他的头越埋越低，油墨的气味强烈地刺戟他的鼻子，这闻惯了的气味今天却使他发恶心。但是他只有忍耐着。
周主任来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非常不高兴，刚坐下就骂起听差来。一个同事去找他，谈起加薪的问题，这样说：目前这点薪金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尤其是低级职员，苦得很。
“公家的事，这有什么办法？他们不在我这儿做事，也得吃饭啊！”主任生气地高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钱也不给，不是更好吗？”汪文宣在一边暗暗骂道。“你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你哪管我们死活！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可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周主任会注意到他心里的不平。
好容易忍耐到五点钟。他不敢早退，他听到打铃，才站起来，把校样锁在抽屉里，急急地走下楼去。钟老在后面唤他，要跟他讲话。他却没有听见。
他走到大川银行门口，大门已经关上，侧门还开着。他刚走进侧门，就看见她从办公室转到巷子里来。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她略略点一点头。他的勇气增加了，周围突然亮起来，仿佛春天马上就到了似的。他堆着一脸笑向她走过去。
“我们到国际去坐坐，”她低声提议道。
“好的，”他感激地答道，他没有想到国际就是几个钟点以前她同另一个男子进去的那个咖啡店。他觉得心里很轻松，好象谁把这两天来压在他心上的石头拿走了似的。
她在他的右边走着，和他离得并不太近。她一路上闭紧嘴，一共只轻轻咳了三声嗽。
“你不舒服吗？”他实在不能忍耐了，关心地问道。他又看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病容。
“没有什么，”她略一摇头，短短地答道。她的嘴又紧紧闭上了。
他发问的勇气也就消失了。他一直沉默着。不久他们就进了国际的厅子。
他还是第一次进国际咖啡店。他觉得厅子布置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天青色的窗帷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柔和的光。家具全是新的，狭长的厅子里坐满了客人，可是谈话声并不嘈杂。只有靠里一张临街的桌子还空着，他跟着她走过去坐下了。
“这个地方我还是头一回来，”他说不出别的话，就这样说了。
她的脸上现出了怜悯的表情，她低声说：“拿你那一点薪水，哪里能常到咖啡店啊！”
他觉得一根针往心上刺，便低下头来，自语似地说：“从前我也常坐咖啡店。”
“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从前我们都不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两年大家都变了，”她也自语似地说。她又小声叹了一口气，她也许还有话说，可是茶房过来把她的话打断了。她向茶房要了两杯咖啡。
“以后不晓得还要苦到怎样。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今天这样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他做梦似地微微一笑，但是马上又皱起眉头，接下去：“奇怪的是，不单是生活，我觉得连我们的心也变了，我也说不出是怎样变起来的，”他带了点怨愤的口气说。
茶房端上两杯咖啡来，他揭开装糖的玻璃缸，用茶匙把白糖放进她面前的咖啡杯里，她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从前的事真象是一场梦。我们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现在……其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过日子呢？”她说。余音相当长，这几句话显然是从她的心里吐出来的。他很感动，他觉得她和他中间的距离缩短了。他的勇气突然间又大大地增加了。他说，仍然带着颤音：
“那么你今天跟我回家去罢。”
她并不答话，却望着他，眼里有一点惊讶的表情，又带一点喜悦。他看出她的眼睛在发亮，但是过了片刻，光又灭了。她把头掉开去看窗外，只一分钟，她又回过头，叹息地说：“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她的眼圈红了。
“过去都是我不好，”他埋下头负罪似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变得这样……”
“这不怪你，”她不能忍耐地打岔说。“在这个年头谁还有好脾气呵？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的脾气也不好。”
“我想我们以后总可以过点好日子，”他鼓起勇气说。
“以后更渺茫了。我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便略略埋下头去。
“那么我又怎样说呢？我整天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树生，你不要讲这些话，你原谅我这一次，今天就跟我回家去，我以后绝不再跟你吵架，”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哀求地说了。
“你镇静点，人家在看我们啊！”她把头朝着他伸过来，小声警告说。她拿起杯子放在唇边，慢慢地喝着咖啡。
他觉得一瓢冷水泼到他的头上，立刻连心里也冰凉了。他也端起杯子喝着，今天的咖啡特别苦。“很好，越苦越好，”他暗暗地对自己说。他把满杯咖啡喝光了。
“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不可以跟你回去。不过你想想，我回去以后又是怎样的情形。你母亲那样顽固，她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我呢，我也受不了她的气。以后还不是照样吵着过日子，只有使你更苦。而且生活这样高，有我在，反而增加你的负担。你也该想明白点，象这样分开，我们还可以做个好朋友……”她心平气和地说，可是声音里泄露出来一种极力忍住的酸苦。
“可是小宣——”他痛苦地说出这四个字。
“小宣跟他祖母合得来，他有祖母喜欢，有父亲爱护，也是一样。反正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年纪也不小了，用不着我这样的母亲了，”她一字一字十分清晰地说。
“但是我需要你——”他还在要求。
“你母亲更需要你。我也不能赶走她。有她在，我怎么能回去！”她坚决地说。
“那么我怎么办？我还不如不活着好！”他两手捧着头悲苦地说。
“我们还是走罢，你也该回去吃饭了，”她短短地叹了一口气，柔声说，便提高声音叫茶房来收钱，一面把钞票放在桌上，自己先站起来，推开椅子走了一步。他也只得默默地站起来跟着她走了。
他们走出咖啡店，夜已经来了。寒气迎面扑来，他打了一个冷噤。
“那么，再见罢，”她温和地说，便掉转了身子。
“不！”他不能自主地吐出这个字。他看见她回转身来，抑制不住，终于吐出了这个整天都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的疑问：
“请你坦白告诉我，是不是还有第三个人，我不是说我母亲。”
她的脸色和态度似乎都没有改变。他的问话并不曾激怒她，却只引起她的怜悯。她明白他的意思，她忧郁地笑了笑。
“第三个人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不过请你放心，我今年三十四岁了，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点了点头，便撇下他，毅然朝另一个方向走了。
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方望着她的背影。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里只有一个景象：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在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走着。
“失败了，谈了许多话，一点结果也没有。我真不晓得她究竟是什么心思。我应该怎么办呢？”他这样想道，他觉得眼前只是一片黑。
“回家罢，”他好象听见自己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没精打采地转过身走了。
“家，我有的是一个怎样的家啊！”他一路上不断地念着这句话。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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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家。大门里象是一个黑洞，今天又轮着这一区停电，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在门口点一盏油灯。他摸索着走完了漆黑的过道，转上楼梯。他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他的房门开了一条缝，漏出一点光来。他推门进去。母亲坐在方桌前垂着头吃饭，听见门响，抬起脸来，高兴地说一句：“你回来啦！”他点了点头。“快来吃饭。我等你到现在，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她絮絮地说。
“我有点事情，所以回来迟一点，”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走到饭桌前，在母亲对面的一个方凳上坐下。母亲站起来，给他盛了一碗饭放到他的面前。
“快吃罢，趁现在饭还热，”她坐下望着他带笑地说。“我下午在二楼方经理那里分到一斤肉，煮了一碗红烧肉。这是你爱吃的，我放在饭锅子里，刚才拿出来，还是热的。你尝尝看，这是你爱吃的菜。”她匆忙地把自己碗里的饭几口吃光了。
他静静地听着母亲的慈爱的话，眼光在菜上盘桓了一会儿，他看到粘在碗边的零星的饭粒，他觉得一阵心酸，他只想倒在床上痛哭。可是他仍然低着头用唯唯的答应口吻敷衍他母亲，并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胃口，他还是一口一口地咽着饭，一筷子一筷子地挟着红烧肉。他在母亲的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
“你今天不大舒服，是不是？”母亲注意到他这种忍受性的沉默，她感到不安了，便关心地问道。
“没有，”他摇摇头答道，接着添一句：“我很好。”他又低下头不出声了。
他母亲关心地望着他，她希望他对她多讲几句话。但是他连看也不看她一眼。她忍不住又说：“菜没有冷罢？”
“没有，”他机械地答道，也不抬起头来。
她感到失望，等了他这一天，他回来却这样冷淡地对待她！她明白了，一定是那个女人在他的心上作怪。她更留心地看他。他放下碗筷，默默地站起来。
“吃饱啦？”她压住刚刚升上来的怒气，温和地问道。
“是，”他答道。他动手收拾饭桌。
“你才吃一碗嘛，”她又说。
“我刚才同树生喝了咖啡，”他大意地老实说了出来。
她的怒火立刻冒了上来。又是那个女人！她在家里烧好饭菜等他回来同吃，他却同那个女人去喝咖啡。他们倒会享福。她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他居然跑去找那个女人，向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低头。这太过份了，不是她所能忍受的。
“你怎么还会去找她？……她还有脸见你？”她大声说。
“我要她跟我回家，”他低声答道。
“哼！她还好意思回来！”她冷笑道。
“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他胆怯地说。
“她还会回来？你真是在做梦！我如果是你，我就登报跟她离婚，横竖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的，”她涨红脸生气地说：“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她气得没有办法，知道儿子不会听她的话，又知道他仍然忘不了那个女人，甚至在这个时候她还是压不倒那个女人，树生这个名字在他的口里念着还十分亲热。
“我看她也有她的苦衷，不过她不肯讲出来，——”儿子似乎并没有听母亲讲话，他只顾想自己的事，说出的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话说了一半，就被母亲打断了。
“你现在还替她辩护，真不中用！她背着你交男朋友，写情书，还有什么苦衷可说！”母亲也站起来，拿右手的食指指着他的鼻端说。
“那不见得就是情书啊，”他解释道。
“不是情书，为什么害怕拿给你看？为什么要私奔——”说到“私奔”两个字，做母亲的人也讲不下去了，她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
“妈，”他哀求地唤一声，眼里已经装满了泪水。他半晌接不下去。
“你说嘛，”过了片刻，她和蔼地说。他的眼泪赢得她的同情，她的恨消失了。她爱怜地望着他，仿佛他还是从前那个孩子，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来向母亲哭诉似的。
“妈，你太不了解树生，她并不是私奔，她不过到朋友家里住几天，她会回来的，”他痛苦地说。
“哼，我不了解她？”她冷笑道。“老实对你说，我比你更了解她。她不会永远跟着你吃苦的。她不是那种女人，我早就看出来了。到现在你该明白了罢。只有你母亲才不会离开你，不管你苦也好，间也好。你说我不了解她，是不是她对你那样说的？”
他看见母亲又动气了，对她的最后一句问话，便不肯老实地回答，他只是摇着头说：“不是，她没有说什么。”
母亲瞪了他一眼，过了片刻，才长长地叹一口气，她说：“你去休息罢，等我来收拾。你一天也够累了。”
“不要紧，我不累，”他没精打采地说。他的确很倦，但是他终于支持着，帮忙他母亲把碗筷洗干净了放进碗橱里去。
母亲把瓦烛台放在屋中央方桌上，吩咐他说：“我在这儿缝点东西。你没有事，还是躺一会儿罢。”她走进旁边小屋去拿了一件男孩的大衣出来，坐在方桌前，将就着烛光，开始补衣服。她的头埋得低。眼镜也戴上了。烛光摇晃得厉害，过不多久，光线又暗淡了，她的头似乎也埋得更低了。
他本来到了床前，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可是他只在床沿上坐了一下，又站起来，走回到方桌前，默默地立在那里。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头上，她的头上象撒了一堆盐似的。他才注意到她竟然这样衰老了，头发全变了颜色。她忽然取下眼镜，用力揉了几下眼睛，又把眼镜戴上，继续工作。“小宣也可怜，这件大衣穿了三个冬了。就是不坏，明年也穿不上身了。论理今年该给他做件新的，不过他爸爸这样苦，能够给他上学读书已经不容易了。……唉，蜡烛越来越坏了，三十块钱一支还是这样的，一点也不亮，又伤眼睛。我究竟老了，人简直不中用了。也只有这几针，花了我这么多的功夫。他妈又不管他。也是他命苦，才投生到我们家里来，”她唠唠叨叨地在自言自语，她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站在她旁边看她。
“妈，你晚上不要做了，你眼睛近来更坏了，你要好好保养啊，”他感动地、痛苦地大声说。
“我快完了，没有几针了，”她抬起头看了看他，回答道。“晚上不做，白天又要买菜煮饭，哪儿有功夫做啊！我这双眼睛也没有别的用处，还要保养它们做什么？”她右手拿着穿了线的针打颤地在那件旧大衣上面动着。“比不得他妈，象鲜花一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只顾自己打扮得漂亮，连儿子也不管。说是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在银行里做体面事情，可是就没有看见她拿过几个钱回家用。”
“妈，还不说贴补家用，单是小宣的学食费也就亏她了，这学期已经花了两万多，快三万了，”他插嘴说。
“那还不是她自己招来的，她一定要把他送到那种贵族学堂会。他同学都是阔人子弟，只有他是穷家小孩，处处比不过别人。她又不肯多给他钱花。小宣常常叫苦，”她说。
他实在听不下去。不管他怎样倦，他心里烦得厉害。他不能安静地睡去，也不能安静地做事，他甚至不能安静地看他母亲工作。屋子里这样冷，这样暗。他的心似乎飘浮在虚空里，找不到一个停留处。他觉得自己痛得不够，苦得不够，他需要叫一声，哭一场，或者大大地痛一阵，挨一次毒打。但是他不能安静地站在母亲的身边。
他大步走向门。他拉开门出去了。“宣！宣！”他听见母亲在屋子里唤他，他连应都不应一声，就匆匆走下楼去。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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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个下午。将近七点钟他才醒过来，躺在床上，没有一点力气，汗背心湿透了，冷冰冰地贴着背上的肉。他知道自己淌了不少的汗，便动一下身子，想把汗背心从肉上拉开，又想下床来找一件汗背心换过。可是他刚把身子一动，就觉得浑身痠病，好象骨头全脱了节似的，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呻吟。
母亲走到床前，问他：“你醒来了？不舒服吗？”
这一晚没有停电，黄黄的电灯光涂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脸也带着病容。而且她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弱！
“还好，”他答道。他睁大疲乏的眼睛，在屋子里各处找寻。“她不在？”他失望地问道。
“她？你在说树生吗？”母亲轻蔑地说，“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过。”
“她也该回来了，”过了片刻，他才叹息道。
“是啊，她哪天不该早回来？”母亲气恼地接嘴道。她看见他不做声，便改了口问他：“你要不要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我不饿，”他说。
“吃点稀饭好不好，我给你煮的。家里还有皮蛋下稀饭，”母亲说。
“吃一碗也好，”他感激地说，勉强笑了笑。
母亲满意地转身走到碗橱前，拿了一个碗，又在门边小泥炉上瓦罐里舀了稀饭。
“究竟是自己的母亲好，”他小声对自己说。他的心不象先前那样空虚了。他正要拿出勇气抬起身子下床去，母亲已经把稀饭和皮蛋端过来了。她说：“你不要起来，就坐在床上吃罢。我给你拿着碟子。”她等他坐了起来，就把饭碗和筷子递给他，自己在旁边端了碟子守着他吃。
他并没有胃口，但是为了母亲的缘故，也勉强吃了一碗稀饭。他吃完饭，母亲又拿了脸帕来让他揩了脸，说：“你还是睡下罢，今天不要起来了。”
他听从了母亲的话，又躺下去。但是他不肯脱衣服，他还想醒在床上等候树生回来。
有人在敲门，离他躺下的时间不过十多分钟。母亲把门拉开。一个男人的影子闪进来，粗声说；“汪先生在家吗？曾小姐有信给他。”他惊了一跳。他听见母亲在问：“哪里送来的？”可是没有人回答，送信人已经退出去了。
他看见母亲手里拿着信，呆呆地立在房中，仿佛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似的，他忍不住，叫了一声“妈”。母亲立刻走过来，用一种不在意的口气对他说：“她送了封信来，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她并不把信交给他，只顾自己咕噜道：“曾小姐？儿子都有十三岁了，还好意思叫小姐，真不害羞！”
“让我看看她写些什么话，”他说着，便伸出手去拿信，母亲只好把信递到他的手里。
他接过信，战战兢兢地拆开来读。是树生的亲笔，写着：

宣：
朋友约我参加今晚胜利大厦的舞会，我会回来很晚。请你不要等我，也不要闩上门。不必对母亲说我去跳舞，省得明天听她发一番陈腐议论。
妻即晚

他看完信，一声不响，信纸还捏在手里，他望着天花板，好象在思索什么事情。
“她信上怎么说？”母亲不能忍耐地问道。
“她在一个同学家吃饭，说是有事情，回来晚一点，”他声调平平地答道。
“什么事？还不是看戏，打牌，跳舞！你想她还有什么正经事情！我做媳妇的时候哪里敢象她这样！儿子都快成人了，还要假装小姐，在外面胡闹，亏她还是大学毕业，学教育的！”母亲咕噜地抱怨道。
“她倒并不打牌，”他不知道母亲这时候的心情，却只顾替他妻子辩护，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
“不打牌？她不是打外国纸牌吗？你生病她也不赶回家来看一下，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母亲又说。
“她不晓得。如果晓得，她一定早回来了。其实我这并不算生病。”他继续替他妻子解释，他的眼前仿佛还晃动着她那张带笑的脸。
“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母亲指着他的前额大声说。
“夫妻间吵架多了，也不大好。常常为了点小事会闹出大问题来的，”他小声答道。
“你怕什么，这又不是你错。明明是她没理，她不守妇道，交男朋友——”
他忍不住痛苦地呻吟一声。母亲吃了一惊，连忙把下面的话咽在肚里了。她俯下头看他，关心地问：“你怎么啦？”
他摇了摇头，过了半晌，才无力地吐出一句：“妈，她绝不是一个坏女人。”
母亲听到这句意外的答话，起初有点不懂他的意思，但是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恼怒地说：“她不是坏人，那么我就是坏人！”
“妈，你不明白我的意思，”他着急地央求道。“我并不是在袒护她。”
“哪个说你袒护她！”母亲的脸上微微露出笑意来，她的怒气渐渐地消失了。“我看，她把你迷住了。”
“不是这样说，”他认真地解释道，“你们都是好人；其实倒是我不好，我没有用，我使你们吃苦。想不到我们现在会过这种日子，你自己烧饭……洗衣服……”他觉得一阵鼻酸，眼泪迸出来了。他呜咽着，再也接不下去。
“不要讲了，你好好睡罢。这不怪你。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母亲温和地说，她心里也难过。她不敢多看他：他脸色那么难看，两边脸颊都陷进去了。他们初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样。她记得很清楚：他脸颊丰满，有血色。“听说战争明年可以胜利了，这倒好，不然大家都——”这句话是随便讲的，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不等她说完，便打岔道：
“妈，你说胜利？看着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说不定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他说到这里又忽然担心起来。
“你听见哪个说的？”母亲吃惊地问，但是她并不害怕。“没有这样严重罢。他们都说日本人这次打湖南、广西，不过抢点东西。他们守不住，自己会退的。”
“那就好，”他带点疲倦地回答，母亲的话又使他心安了。他并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他觉得她的话也很中听。他又说：“我也弄不清楚，不过公司里有人在讲，时局不好，公司方面有搬到兰州去的意思。”
“兰州，那样远的地方！又不是充军，哪个肯去！住得好好的要搬家，那些有钱人胆子比耗子还小。日本人这两年炸都不敢来炸，哪儿还有本事打过来！”母亲只顾在咕噜，仿佛要把她对媳妇的不满（因为儿子的缘故，她忍了一半在心里）另外换一个对象尽量发泄出来。
“我也是这样想，不过这些事也难说，”他答道，他的眼光停留在母亲的脸上，仿佛在寂寞、徬徨中找到了一个支持。他感激地说：“妈，你歇一会儿罢。你太辛苦了。”
“我不累，”母亲又换了语调温和地答道，她在他的床沿上坐下来。
“你现在舒服吗？”她问他。
“好多了，”他答道。可是他觉得非常疲乏，却又没有一点睡意。
“这几年总算是熬过去了，以后不晓得还要过些什么日子。我担心的就是树生——”她埋着头一个人自言自语，说到树生这个名字，她的声音立刻低到除了她自己以外，再没有人听得清楚。但是“树生”这两个字他一定听见了，他半晌不开口，忽然小声叹了一口气，又把嘴闭上了。
母亲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望了他一两分钟，看见他闭上眼不出声息，以为他睡熟了，便轻脚轻手地走出去。过了一阵她又进来，掩住门，不上闩，却端了一把椅子抵住门，关了电灯，然后回到她的小屋子去了。
他其实并不曾睡熟。他闭上眼睛，只是为了使他母亲可以放心地回到她的小屋去休息。他不能睡，他的思想活动得厉害，他前前后后想了许多事情，在那许多事情中间总有一张女人的脸在摇来晃去。她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发怒，时而忧愁。他累极了，头痛起来，出了一身汗。他的耳朵始终在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
房间暗而不黑，从母亲的房里透出一线微光。他的眼睛看得清楚房门口的椅子。“她”为什么不回来？母亲在咳嗽，她还不睡！她老人家太辛苦了。时候应该不早了罢。
是的，街上二更的梆子响了。“她”快回来了罢。他注意地倾听着门外的声音。有声音了。老鼠在走廊上跑。并且房里也有老鼠了。牠似乎跑到他的床脚就停住了。牠在做什么？牠在咬他的皮鞋吗？他那双穿了五个多月的皮鞋已经遭过两次难，鞋口被咬成象一只破碗的缺口似的。牠再来光顾一次，他就无法穿它们上街了。每天晚上他临睡时，总得把皮鞋放到床下一口旧皮箱上面。今天他忘了做这件事，现在他不能静静地躺着不管。他连忙抬起身子伸手去拿皮鞋。老鼠一溜烟跑掉了。他不知道皮鞋究竟被咬着没有，但是他仍旧小心地把它们放在皮箱上。
他又躺下来。他对自己说：我应该睡了。可是刚闭上眼睛，他就觉得他听见了高跟鞋走上楼梯的声音。他连忙睁开眼倾听。什么也没有。“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他终于睡着了，不过并不是熟睡，他迷迷糊糊地过了十几分钟，便醒了。没有女人的脚步声。他又睡了，不久又醒了。他做着不愉快的梦。有一次他低声哭着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那时他母亲的房里已经熄了灯，他也无法知道时候的早迟。街上相当静。一个老年人用凄凉的声音叫卖着“炒米糖开水”。这声音是他听惯了的。那个老人常常叫卖一个整夜，不管天气怎样冷。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冷噤，好象那个衰老的声音把冷风带进了被窝里似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熟习的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了。“她”到底回来了。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着西洋曲子，打开了电灯。
这时的电灯光非常强。他的眼睛被刺痛了，但是他还微微睁开它们偷看她。她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嘴还是那样地红，眉毛还是那样地细，脸还是那样地白嫩。她在屋子中间站了片刻，不知在想什么，忽然掉过眼光来看他。他连忙闭上眼睛装睡了。
她却慢慢地走过来，走到他的床前。他闻到一阵脂粉香。她俯下头看他，她替他盖好被。她发觉他没有脱外面衣服，便轻轻地唤他。他只好睁开眼睛，装着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样子。
“你不脱衣服就睡着了，你是在等我吗？”她亲热地含笑问道。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说过叫你不要等，你怎么还等呢？”她说，不过她露了一点感激的表情。
“我也睡过了一觉，”他笨拙地答道。他心里有许多话，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你没有把我的信给妈看？”她又问，声音更低。
“没有，”他摇摇头回答。
“她没有说什么？”
“她不知道，”他答道。接着他问了一句；“你今晚上跳得痛快罢？”
“痛快极了，”她得意地说，“我好久不跳了，所以兴趣特别好。我还是在朋友家里换过衣服去的，来不及回家了。”她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
“你跟哪几个人跳？”他问道，勉强装出笑容来。
“我跟几个人跳过，不过还是跟陈主任跳的次数多，”她愉快地说，但是她并不告诉他，陈主任是谁。
“啊，”他答了一声。他想：陈主任大概就是那位同她在国际喝咖啡的年轻人罢，他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
“你好好脱了衣服睡罢，你对我太好了，”她温柔地对他一笑，安慰他说，便俯下脸去，轻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然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来，对着镜子弄她的头发。
他轻轻地摸着左边脸颊，用力吸着她留下来的香气，痴痴地望着她的浓黑的头发。过了一会儿，他想道：“她对我并没有变心。她没有错。她应该有娱乐。这几年她跟着我过得太苦了。”他想到这里，便翻一个身把脸转向墙壁，落下了几滴惭愧的眼泪。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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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肯让母亲和妻子知道他吐血的事。第二天他居然支持着到公司去办公。晚上睡得不好，精神相当差。仍旧是那单调的工作和纠缠不清的译文，周主任的厌恶的表情、吴科长的敌视的眼光和同事们的没有表情的面孔。他忍受着。他捱着时刻。他的心并不在纸上。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究竟校出了多少错字。听见开饭的铃声，他放下笔，轻轻叹一口气，他仿佛就是一个遇赦的犯人。他的胃口还是不好，他吃得少，也不讲话。他觉得全桌的眼光都带着怜悯在看他，他不安起来。好容易放下碗，他又象得救似地嘘一口气，离开饭桌。他不敢看旁人，也没有谁理他。
他回到楼上，又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并不看校样。还没有到办公时间，他用不着多耗费他那有限的精力。他的眼光茫然地朝四处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外，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疲倦，脑筋也较往日迟钝，眼皮渐渐地往下垂，头越来越重。他睡着了。
同事们的笑声惊醒了他。他连忙坐正。脑子里还装了一些古怪的影子。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
办公时间近了。周主任和吴科长都不在，同事们高兴地讲着笑话。忽然一个同事提起战局，另一个同事跟着报告昨晚得到的消息。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日本人不停地向这里前进，没有人挡住他们。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
“报上都没有说，你知道！不会有这样快！”汪文宣暗暗地驳斥道，但是他只敢在心里说。
“不见得罢。怎么你的消息倒这样灵通？报上还说这两天前方战况很好，”小潘插嘴说。
“你相信报纸？你晓得报上每天有多少检查扣掉的新闻？”那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反驳道。
“是啊，这两天情形的确不妙，我有个亲戚在贵阳住家四年了，现在也要把全家搬过来，”另一个同事说。
“这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已经定了飞机票就要搬家到兰州去罗。要逃索性彻底一点，”又一个同事说。
“所以我们公司要搬兰州，这就是彻底啊，”消息灵通的同事说。
“你去吗？”小潘问道。
“我去？恐怕公司不会要我们这班小职员去罢。你还存这个希望吗？”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其实这个同事不能算是小职员，他是出版科的科员，进公司时间久，底薪也比汪文宣的高得多。
“不要我们，总得发一笔遣散费。多支三个月薪水也好，”小潘满不在乎地说。
“三个月？我看至多也不过两个月。拿到那一点钱有什么用？逃难不够用；不逃难更不够用。况且这种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机关——”消息灵通的同事说到这里，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连忙咽下以后的话，同时做出一个可笑的怪相。
周主任来了。整个楼面立刻静下来。小潘也悄悄地回到楼下去。下半夭的工作开始了。
汪文宣不出声息地坐在办公桌前。他觉得自己还是在梦中。他的眼睛看不见面前摊开的校样。同事们的谈话占据了他的整个脑子。逃难，……遣散，……这不就是他的毁灭吗？还有他的家庭。……湘桂撤退的惨剧，他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一切……他又是一个这么不中用的人！……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一身发冷。他不敢再往下想，却又不能制止自己。他越想，心越乱。他翻过了两张校样，却没有把一个字装进脑子里去。工作，他已经不关心了。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在他的耳边说。毁灭！他被人宣告了死刑。他没有上诉的心思。
他昏昏沉沉地过了半点钟光景。他觉得周身不舒服，头忽然发起烧来。头有点晕。几分钟，十几分钟，半点钟，一点钟以后，热度还没有退。“一定是肺病，我昨晚还吐过血！”他断定道。“没有关系，我反正要死。”他安慰自己。心稍稍安定了。他不再象先前那样地害怕了。他却另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死，我一个人死，多寂寞啊，”他想着，他恨不得马上跑回家中，抱着母亲，抱着妻，抱着小宣痛哭一场。
到下班的时候，他已经不发烧了。他觉得精神稍微好一点，慢慢地走回家去。
母亲在家里煮好饭等待他。她用慈爱的调子同他谈话，问他这一天的工作情形。吃饭的时候，母亲谈起树生，又发了一通牢骚。他唯唯地应着，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同时又觉得树生并没有错。
“晚饭她既然不在行里吃，就应该回家来吃。你亲眼看见的，她一个月有几天在家？不是去找情人还有什么事！”母亲收抬饭碗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这样地直说了。
他不作声。他不相信母亲的话。但是母亲的话使他痛苦。永远是这样的控诉，仇视。“为什么不让我安静？既然你爱我，为什么不也爱她呢？你知道我多么离不开她！”他想道。但是他不敢把这答话说出来。“离不开她”四个字伤了他自己，使他感到寂寞。寂寞中又夹杂了一点焦急不安。他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咬着嘴唇，在屋子里走了几步。
“你没有事，要不要去看电影？我们究竟是读书人，再穷也该有娱乐啊，”母亲做完事情，过来对他说。
“我累得很，不想出去了，”他懒懒地答道。过了半晌，他又带着苦笑加上两句：“现在读书人是下等人了。看电影看戏，只有那班做黑货白货①生意的人才花得起钱。”

①黑货：指鸦片烟；白货：指大米。

树生推开门进来。
“你吃过饭吗？”他惊喜地问道。
“吃过了，”她含笑地答道：“我本来想赶回家吃饭的，可是一个女同事一定要请客，不放我回来。今天行里出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等一会儿告诉你。”
“她笑得多灿烂，声音多清脆！”他想道。可是母亲只含糊地应一声，就走进小屋去了。
她换衣服和鞋子的时候，电灯忽然灭了。他慌忙地找寻火柴点蜡烛。
“这个地方真讨厌，总是停电，”她在黑暗中抱怨道。
蜡烛点燃后只发出摇曳的微光。满屋子都是黑影。他还立在方桌前。她走过来，靠着方桌的一面坐下。她自语般地说：“我就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
他默默地侧过头埋下眼光看她。过了几分钟，她忽然抬起头望着他，说：“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我怕你累，你休息一会儿罢，”他勉强做出笑容答道。
她摇摇头：“我不累，行里工作不重，我们又比较自由，主任近来对我很好，同事们都不错。就是——”她停顿一下，忽然改变了语调，皱了一下眉头。“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
“不是我不肯讲话，我怕你精神不好，”他惶恐地分辩道。这不是真话，事实是：他害怕讲多了会使她不高兴，并且每天他和她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你真是‘老好人’！”她带笑地责备道。“我一天精神好得很，比你好得多，你还担心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想到别人却忘了你自己。”
“不，我也想到自己，”他笨拙地辩道。
母亲的房里没有声息，烛光摇晃得厉害，屋角的黑影比先前更浓。从二楼送来一个小孩的咳嗽声和哭声。窗外索索地下起小雨来。
“我们打两盘bridge罢，”她忽然站起来，兴奋地提议道。
他很倦，他不想玩“桥牌”。可是他立刻答应了，并且去把纸牌拿来，放到方桌上。他坐下来洗牌发牌。
他看得出来她的兴致愈来愈差。他自己对玩牌更少兴趣。刚玩了两副，她忽然厌倦地站起来说。“不打了，两个人打没有趣味。而且看不清楚。”
他默默地把纸牌放进盒子里，低声叹了一口气。他注意到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流了一大滩在方桌上。他找着剪刀，把烛芯剪短了。
“宣，我真佩服你，”她站在方桌前看他做着这一切，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他惊讶地抬头望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你真能忍耐，什么你都受得了，”她带着抱怨的调子继续说。
“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他带着凄凉的微笑答道。
“那么你预备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我烦得很。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
“我想，总有一天，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
她不等他说完，便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头：“我不要再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激动地甚至带点气愤地说。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过了半晌他才吐出一句话：“这要怪我没有出息。”这句话是用痛苦和抱歉的调子说出来的。
“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她烦躁地说。话刚出口，她的心就软了，但是她要咽住话已经来不及了。每个字象一根针似地刺进他的心。他捧着头，默默地用他的十根手指抓他的头发。她连忙走到他的身旁，温柔地说：“原谅我，我的心乱得很。”她把他的右手从头上拿下来，紧紧地捏在自己的两只手里，捏了许久。她忽然觉得一阵心酸，便放开了它，走到窗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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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比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拿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村生过日子吗？”
妻进屋来照料他吃了稀饭。电灯突然熄了。“怎么今晚上又停电？”他扫兴地说。“他们总不给你看见光明，”他诉苦地又加了一句。
“光明？你现在也要光明了？”妻说。他不知道妻是在赞美他，还是在讽刺他。
母亲点燃了蜡烛，又走出去了。屋子里亮起来。但是摇曳不定的惨黄色的烛光，给每一件东西都抹上一层忧郁的颜色。两只老鼠穿过屋子赛跑。楼下有一个女人用凄凉的声音给小孩叫魂。
“光明，我哪里敢存这个妄想啊？”他叹口气断念地说。
“你不要悲观，你好好养病罢。你还有一道药要吃。我去给你弄来，你吃了药好早点睡觉，”妻柔声安慰道。
“不，你自己先吃了饭再说。其实吃不吃药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并不相信这种药。你吃过饭再给我吃药也好，也许这种药很有用处，我觉得今晚上人好多了。我有点怕吃这种药，真苦啊。不过也有人说药越苦越灵验。妈相信这种药。她的世界里就只有我同小宣两个人，偏偏我又不中用。”他勉强笑了笑。“你快去吃饭。妈怎么不进来？她还在弄菜吗？她一定是在给我弄药。她真是太好了。你快去看看她。你们快点吃饭罢。我可以闭上眼睛睡一会儿。”他又笑了笑。“你快去！我今天很高兴，战局好转，也免得大家逃难；不然我这个身体会累坏你们。”
妻走出了房门。他的眼光无力地向屋子四周移动。烛光摇晃得厉害。屋里到处都是阴影，他什么也看不透。他痛苦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妻回来得很早。她锁住眉头，疲倦地走进屋来，招呼了他和母亲，勉强地一笑，就默默地在书桌前坐下了。
“你怎么今天回来得这样早，还不到下办公时间？”母亲问道。
“行里没有事，坐着心烦得很，所以我早退了，”妻没精打采地答道。
“你今天没有什么应酬罢？”母亲无意地问了一句。
“没有，”妻摇摇头；过了片刻，她又说：“今天消息不大好，大家都没有心肠办公。”
“究竟怎么啦？”母亲变了脸色问道。
“听说独山已经失守了。又说日本人已经过了独山，就要到都匀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宣又在害病！”母亲慌张地说。“你看日本人会不会打到四川来？”
“我想也许不会。不过打来了，我们也只有逃难。我可以跟着银行走，就是宣的问题——”妻皱着眉头沉吟地说，但是母亲打断了她的话。
“你自然有办法。不过我跟宣，还有小宣，我们往哪里去好？我们赤手空拳怎么好逃难？偏偏小宣两个星期都没有进城，说是功课忙。宣又在害病，真急死人！”母亲只顾诉苦地说下去，她带着一种徬徨无依靠的可怜样子。
“妈，我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我可以走动，你不要担心。我们公司一定也有办法安置我们，”他忍不住提高声音插嘴说。关于公司的话，是他说来安慰母亲的，那只是他的妄想，话一说出，他马上看见了周主任的冷冰冰的脸孔和严厉的眼光，他的心就冷了半截。
“你们公司有办法？你太老好了！你对公司还有什么指望？我看那个周主任就不是个好人，他那对贼一样的眼睛真讨厌！”妻带了点气愤地说。“要是我有办法，我一定不让你在他手下做事。”
他知道她说的是真话。但是当着母亲的面说出来，这种真话伤了他的心，引起了他的反感。“为什么我不能在他手下做事？我是靠我的劳力吃饭的！”他分辩道。
“你的话不错。可是他给你吃饱没有？你应该记得你过的是些什么日子！你甘心受他那种人欺负，太不值得！”妻说。
“记住有什么用？过去的横顺已经过去了，”他叹口气说。
“可是你还有将来啊，宣，你不应该灰心，”妻又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柔和，眼睛里涌现了泪水。
她的声音使他吃惊，他感激地望着她的眼睛。
“汪先生！汪先生！”隔壁张太太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把他的眼光唤到房门口去。
“请进来，请进来，”母亲连忙大声招呼。
张太太推开掩着的门进来。“汪太太，你今天下班早！”她没有想到会看见树生在房里。“汪先生今天身体好些了罢？”然后她又向着他的母亲：“老太太，你这两天够辛苦啊！”再后：“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一定要请你们帮忙。要逃难，让我们跟你们一道。我跟我们张先生，带个两岁小孩，又是外省人，无亲无戚，逃难，没有钱，又没有车。他们的机关说不定随时都会撤销，不会带我们走的。万一东洋人打来，你们做做好事救救我们罢！你们本省人，到乡下去也可以，到别的县份去也可以。总之，我们跟着你们走，好不好？”她带着一种孤苦无靠的神情哀求道。
“事情还不会坏到这样罢，”他说，为了表示镇静，他勉强露出笑容。
“听说都匀已经失守，东洋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张太太好象害怕人听见似地，做出严肃的样子压低声音说。“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可以不经过贵阳就到四川来。汪先生，汪太太，实在要找你们帮忙啊！”
“张太太，你不要怕，都是谣言。事情不会坏到这样，”树生温和地说。
“这两天外面人心惶惶，我们张先生没有办法，就只顾吃酒，你们看怎么不叫人着急！好的，谢谢你们啊。小孩恐怕要醒了，我回去，有事情我再过来。谢谢你们啊。”张太太的苍白脸上现出微笑。但是这微笑并没有使她的双眉开展，也不曾使她额上的皱纹平顺。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了。
“树生，那么你的消息证实了，”他小声对妻说，话里不带感情，好象这是一件跟他毫无关系的事一样。
“我也不清楚，不过陈主任劝我走，”妻冷冷地答道，好象这件事情也跟她不相干似的，可是实际上它正搅乱着她的心。
“走，走哪里去呢？”他极力压低声音问道。
“他运动升调兰州，今天发表了，他做经理，要调我去，”妻也极力压低声音说，她故意掉开眼睛不看他。
“那么你去不去？”他又问，声音提高许多，他无法掩饰他的慌张了。
“我不想去，我能够不去就不去，”她沉吟地答道。
“行里调你去，你不去可以吗？”他继续问。
“当然可以，我还有我的自由，至多也不过辞职不干！”她也提高声音回答。
“你一个人走了，那么小宣怎么办？宣又怎么办？”母亲忽然板起脸问道。
“我并没有答应去，我实在不想去，”妻坦然回答，母亲的话并没有激怒她。
“那么你也没有回绝他，”母亲不肯放松地说。
“不过我也说过我家里有人，我不便去。况且会不会调，还不知道。现在只是一句话。”妻的声音里带了一点不愉快，但是她还能够保持安静。
“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母亲仍然在逼她。
妻不回答，她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略略埋下头看他。她看出了他的眼泪。她默默地抓住他的一只手，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挣出一句话：“我不会走的。”
“我知道，”他点着头感动地说。“谢谢你啊！”过了半晌，他又低声说：“其实你应该走。你跟着我一辈子有什么好处？我这一辈子算是完结了。”
“你不要这样说，这是境遇，不能怪你。这两年你也苦够了。你先养好身体再说，”妻感激地安慰他。
“不怪我，又怪谁呢？为什么别的人又有办法？”他说。听见她这样安慰的话，他更不能压下责备自己的念头。
“这是因为你太老好，”妻微笑说，她的眼光里含着爱和怜悯。
老好！这两个字使他的心隐隐地发痛。又是这个他听厌了的评语！虽然她并没有一点讥讽他的意思。他不再作声了。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这三句话把他的一切不乎和反抗的念头消耗尽了。他这几年的光阴也就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于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样，你又不快活了？”妻吃惊地问。
“没有，”他摇摇头说，他这时才注意到母亲已经回到小屋去了。
“那么，你再睡一会儿。我就在家里陪你。我不会一个人走的，你不要担心，”妻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小声答应着，一面点点头。
她站起来，慢慢地走到一扇窗前，看下面的街景。窗户开在这所楼房的右面砖墙上。下面是一条小小的横街（其实只是小巷）。这所楼房比它四近的房屋都高，并没有墙壁和屋顶遮住窗内的视线。她也可以看见大街。大街是从山坡开辟出来的。迎着她眼光的正是高的一段。因此她能够看见几辆人力车衔接地从坡上跑下来，车夫的几乎不挨地悬空般跑着的双脚使她眼花缭乱。
“他们都忙啊，”她自语道，这是她随口说出来的，声音低，只有她自己听得见。她说这句话好象并没有用意，但是又象有很多意思。她心里仿佛装了不少的东西，但是又好象空无一物。她并不想看什么，却一直站在窗前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她觉得“时间”象溪水一样地在她的身边流过，缓缓地，但是从不停止。她的血似乎也跟着在流。
“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一辈子？”这是她心里的声音。她不能回答。她吐了一口气。
忽然门上起了两下叩声。她吃惊地掉转身子。银行里的工友推开掩着的门进来。
“曾小姐，陈主任有封信给你，”工友把信递给她。
她拆开信，看完了信上的寥寥几句话。他约她到胜利大厦吃晚饭。她默默地把信笺撕了。
工友站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回话。“知道了，你回去罢，”她吩咐道。
“是，”工友唯唯应着，掩上门走出去了。
她把撕碎了的信笺揉成纸团捏在手里，背靠着窗站了一会儿。屋子渐渐地在褪色，但是夜象一管画笔，在屋角胡乱涂抹。病人的脸开始模糊了。他在床上发出急促的呼吸声。不知道他做着怎样的梦。母亲在小屋里没有一点声息。他们把寂寞留给她一个人！她觉得血在流走，不停地流走。她渐渐地感到不安了。“难道我就这样地枯死么？”她忽然起了这个疑问。她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她并不想去赴陈主任的约，她甚至忘记了手里那个撕碎的纸团。
母亲从小屋走出来，扭开了这间屋子的电灯，又是使人心烦的灰黄光。“啊，你还没有走？”母亲故意对她发出这句问话。
“走？走哪里去？”她惊讶地问道。
“不是有人送信来约你出去吗？”母亲冷笑道。
“还早，”她含糊地回答道。她略略埋下头看了看那只捏着纸团的手，忽然露出了报复的微笑。现在她决定了。
“今天又有人请吃饭？”母亲逼着再问一句。
“行里的同事，”她简单地答道。
“是给你们两个饯行罢？”
母亲的这句话刺伤了她。她脸一红，眉毛一竖。但是她立刻把怒气压住了，她故意露出满不在乎的微笑，点着头说：“是。”
她换了一件衣服，再化妆一下。她想跟他讲几句话。可是他还在睡梦中。她看了他一眼，然后装出得意的神气走出了房门。她还听见母亲在她后面叽咕，便急急地走下楼去了。
“你越说，我越要做给你看，本来我倒不一定要去，”她噘起嘴气恼地自语道。

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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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人力车到了胜利大厦。陈主任在门口等候她。他陪她上楼。他已经在餐室里定好了座位。他帮忙她脱去大衣，让她坐下来。他坐在她的对面。他含笑地望着她，看得她有点不好意思。她便开口先说：
“飞机票弄好了吗？”
“弄好了，大后天走，”他换了一个比较紧张的表情回答。
“很好，那么再见了。明年还回来罢？”她笑着说。
她这笑容使他不知道她的真意是什么，但是这鼓舞着他。他做出恳切的表情，低声说：“树生。”他唤她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他都称她为“密司曾”。她听见这个称呼，吃了一惊，脸微微红一下。他接下去说：“我刚才得到可靠的消息，敌人已经打进了都匀，看这情形是挡不住的了，还有谣言说贵阳已经靠不住了。”
“不会这样快罢？”她摇摇头说，极力掩饰她心里的恐惧。
“快得很，简直叫你想不到！”他差一点要把舌头伸出来了。这时茶房端上汤来，他连忙把嘴闭上，低下头拿起汤匙喝了两口汤。“你打算怎么办？”
“我吗？我往哪里去呢？我还不是留在这个地方！”她故意笑着回答。
“那么日本人打来怎么办？”他又问。
“等他们打来再说。来得及就逃，来不及就躲到乡下去，”她故意装出不在乎的神情答道。她埋下头喝汤。
“这样不行，日本人来，会到乡下找花姑娘的。你还是早走的好，行里的事没有问题。我有办法给你弄张黑市飞机票，你大后天跟我走，”他做出严肃的表情说。
“大后天太快了，我来不及，”她说，抬起眼睛看他，又埋下头去。
“你还嫌快？日本人来得更快啊！”他着急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错过了就不容易找了。我说的全是真话，现在局势的确很严重，请你早点打定主意。”
她并不作声。她开始在思索。丈夫的没有血色的病脸，母亲的憎恨与妒忌的眼光，永远阴暗的房间。……还有湘桂路上逃难的故事，敌人的暴行……这一切全挤到她的脑子里来。她的心乱得很，她无法打定主意。她不能再装假了。她放下汤匙，抬起头叹息地说：“我目前怎么走得了！”
“走不了？你记住这是逃难的时候啊。你家庭不是很简单吗？你还有什么丢不下的！”他说。他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他也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她这个家。他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他也不知道她“丢不下的”还是那个多病的丈夫。
“太快了，让我多想想，”她摇头说，她不希望他再拿这样的话逼她。她不愿意马上就决定这个大问题。
“那么我明天早晨听回信，过了明天就难弄到飞机票了，”他说。
“等我想想看，”她沉吟地答道；但是接着她又摇一下头。“我看还是现在回答你罢：我不去了，”她含笑说。
“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你不能放过啊，”他略略变了脸色说。“你不应该为你家里的人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
汤盆早已收去，现在换上了炸鱼。她低着头，不做声。
“树生，你多想一想。你不能这样白白牺牲你自己啊。你还是跟我一块儿走罢，”他恳求道。
“但是他们怎么办？”她好象在对自己说话似地说。
“他们会照顾自己，你不走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你走了，还可以给他们留一笔不小的安家费。”
“可是他——”她原想说“他在生病”，但是刚说出“他”字，她忽然住了口。应该说是那张黄瘦的病脸堵住了她的嘴。她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比她小两岁的男人面前提到她的丈夫。这太寒伧了。
“在这种时候，你还想到别人，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连忙接下去说。“可是心肠好，又有什么用？你只有白白牺牲你自己，太不值得！”
他这几句话她听起来不大入耳，他冷冷地说一句：“不走也不见得就会死罢。”
“树生，你不知道，战局多严重。我并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他着急地说。
“我并没有说你在开玩笑，”她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不过这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你为什么就关心我一个？”
“因为我——”他答道，但是她害怕听他说出下面的话，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她脸一红，连忙用别的话打岔了。
到最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邻座一个人说：“我决定全家搬回乡下去。你呢？不可不早打主意啊。”
“我才逃到这里来，已经精疲力尽了，还有什么办法呢？”另一个声音回答。“我们这些‘脚底下人’①，要逃都没有去处。”

①“脚底下人”：当时重庆人常常称江浙等省的人为“脚底下人”。

“你听他们的话！”陈主任低声提醒她说。“可见时局的确严重。你非跟我走不可！”
“要走也没有这样容易，我有许多未了的事啊，”她须口答道，她有点害怕，她的心思更活动了。
“这个时候还管那些事情！你不必多讲了。你准备大后天走罢，”他激动地说。
“听你这口气，好象你要强迫我跟你走，”她微笑说，故意掩饰她的迟疑不决。
“当然，因为我关心你，”他用了颤抖的声音说。他伸过手来拿着她的一只手。
她埋下头不作声，慢慢地把手缩回，过了两分钟她忽然站起来，低声说；“我要回去了。”
“等两分钟，我送你回去，”他连忙说。她又默默地坐下来。
陈主任付了帐，陪着她走下楼。他们站在大厦门前。几辆汽车叫吼着一齐开到前面空地上来。人声嘈杂。盛装的淑女、贵妇和魁梧的外国军官从车中走出，鱼贯地往旁边跳舞厅走去。
“不象就要逃难的样子。我看那些话都是谣言，”她疑惑地说。
“谣言？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我敢说不到一个星期，这班人都会溜光的！”在他的脑中这个城市的前途是一片漆黑，除了毁灭，他再也看不见什么。
“可是走不了的人也很多，能走的究竟是少数，”她感慨地说，她又觉得她的丈夫很可怜。
“不管怎样，有办法走的人总得走啊，”他说。
他们慢步穿过汽车中间的小块空地，慢步走出了巷子。
“现在回家未免太早。我们散散步好不好？”陈主任提议道。
“我想早点回去，”她低声回答。
“迟一点也没有关系，你迟半点钟回家，不会有什么不方便。我想你在家里一定很寂寞，”他说。
她觉得末一句话搔着了她的痒处。她想拒绝他的提议，她想分辩说她在家里并不寂寞，可是她的心反抗。她咬紧嘴唇，什么话也不说。她的脚却顺从地跟着他的脚步走去。
夜并不深，可是显得十分凄凉。街灯昏暗，店铺大半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食店还在营业，虽不冷静，却也没有往日那样热闹。寒风暗暗地吹着。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带着怕冷的样子匆匆地逃走了。
“你看，一切都变了，”他带着一点威胁的调子在她的耳边说。“过两天还要更荒凉！”
她不讲话，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她的眼前还浮动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道。
他们走过她住的那条街口，她甚至忘记抬头看一眼她的家所在的那座楼房。他们走向江边。他们顺着那条通到江边去的马路走着。马路蜿蜒地向下弯。他们转下坡去。在中途，在可以望到对岸的地方站住了。他们靠着石栏杆，眺望对岸的星星似的灯火。江面昏黑，灯火高低明灭，象无数只眼睛在闪动，象许多星星在私语。
就在这一段马路上，离他们有二十步光景，有一对恋人似的青年男女，也靠着石栏杆。两个人咕噜地一直讲个不停。
“我在这个鬼地方住够了，也应该走了，”他自语似地说。
“住在这里，觉得这里不好。到了别处去，又不知道怎样，”过了半晌她也自语似地说。
“无论如何总比这个鬼地方好。兰州天气好，是出名的，”他接嘴说。
“我要是去兰州，我的工作不会成问题罢？”她忽然问道。
“不成问题。包在我身上！”他兴奋地说。“那么你决定了！”
“我还是决定不去，”过了一会儿她才回答一句。他不知道她是在说真话，还是开玩笑。
“我们明天再谈去兰州的事，今晚上不要再提这种事情，”他连忙岔开说。“你看夜多么静，我真想写首诗。”
最后一句话差一点惹她笑出声来，但是她竭力忍住了。她含笑问道：“陈主任还写诗吗？”
“我新诗旧诗都爱读，也偷偷写过几首，写得不好，怕你见笑，”他带点慌张、也带点得意地答道。
“没有想到陈主任还是位诗人，我倒想拜读陈主任的诗，”她说。
“你不要再叫陈主任，你就叫我的名字，叫我奉光罢，”他央求道。
“我们叫陈主任叫惯了，改不过口来。还是叫陈主任顺口些，”她带笑回答说。她有点兴奋。她起了一点幻想，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幻想。
“横顺以后要改口的，”他想出这句双关活，他自己也很得意，故意停了一刻，才补上一句：“在兰州我是经理了。”他笑了笑。
“我们将来逃到兰州来，没有办法，向陈经理要碗饭吃，你不要板起面孔拒绝啊，”她也故意笑着说。
“将来？你不是大后天就走吗？”他半开玩笑地说。
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她觉得他的热气喷到她的脸颊上来了。她便把身子移开一点。“我还没有决定啊。”接着又加一句：“我不能够丢开他们一个人走。”
“你不能放弃这张飞机票啊。而且你不应该为别人牺牲你自己。而且你先走，他们可以随后跟来，而且……”他着急地说，他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她想避开，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觉得自己脸红，心也跳得厉害。她没有功夫分析她这时的心理。她极力约束自己。她打断他的话：“你看对岸，看江面，看我们周围，多宁静，多和平。大家都很安静，我们何必自相惊扰。你有任务当然应该走。可是我赶去做什么呢？”
“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他鼓起勇气激动地在她的耳边说。
这句话对她并不全是意外，但是她仍然吃了一惊。她浑身发热。心跳得更急。她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她不知道怎样回答他才好。她把头埋得更低，眼睛望着黑暗的水面。
“你现在知道我的心了。你还不跟我走么？”他还在她的耳边絮絮地说。
她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的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她摇着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里含着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说‘不’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他温柔地问道，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腰间。他俯下头去，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刚刚挨近她的脸，闻到一股甜甜的粉香，他就大胆地伸过嘴去亲了一下她的左边脸颊，同时放在她腰间的右手也搂得紧些了。
“不！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忙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他也跟到她身边，还要对她讲话，刚说出一个“我”字，她忽然摇摇手说：
“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害羞，又兴奋，可是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怫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
“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啊，”他低声催促道。
她不作声。她的脸仍然发热，左边脸颊特别烫，心不但跳得急，好象还在向左右摇来摆去。她没有一点主意，她的脑子也迟钝了。江面上横着一片白蒙蒙的雾，她也没有注意到雾是什么时候加浓的，现在却嗅到雾的气味了，那种窒息人的、烂人肺腑似的气味。夜在发白，雾弥漫到岸上来了。雾包围着她。她除了他外，看不见一个人。那一对青年男女已经被雾吞食了。她有点胆怯。她仿佛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轻轻说着：“我只会累你们。”她打了一个冷噤。她再说一句：“我们还是回去罢。”先前被引起来的那一点浪漫的情感已经消失了。
“时候还早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坐好不好？”他说。
“我想早点回去，”她短短地说。“明早晨八点钟我在冠生园等你。”
“那么你明夭一定要回答我啊，”他郑重地叮嘱道。他很高兴，他相信她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明天，好的，”她点头答道。她把左手插在他的右胳膊底下，挽着他的右膀，走下人行道，向浓雾掩罩的街心走去。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他忽然关心地问她：“你家里有什么事情吗？你今天好象不大高兴。”
“没有，”她摇摇头说，她仍旧挽住他的膀子在雾中走着。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所以她更挽紧他的膀子。
“这样离开你，我实在不放心，”他又说；“你在这里不会过得好。”
他的话使她想到别的事情。她觉得心酸，她又起了一种不平的感觉。这是突然袭来的，她无法抵抗。她想哭，却竭力忍住。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这一切象潮似地涌上她的心头。他说了真话：她怎么能说过得好呢？……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她终于说出来了：“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声音很低，她象是在对自己的心说话。
“那么就决定搭这班飞机罢。到了兰州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他惊喜地大声说。
“不！”她惊醒般地说。但是接着她又添上一句：“我明天回答你。”
“明天？这一晚上的时间多长啊，”他失望地叹息道。
“我得回去好好想一想，这回我要打定主意了，”她说，她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她一直在歧途中徬徨，想决定一条路。可是她一直决定不了。
“那么你明天不会拒绝罢，”他结束地说，希望还不曾完全消失。“明天八点钟在冠生园，我等你答复。”
“明天我也许会决定走，”她说，“这里的雾我实在受不了，好象我的心都会给它烂掉似的。这两年我也受够了。”她心烦，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的远景。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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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回到了家。进了大门，好象进了另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熟习，可是她不由得皱起眉头来。她似乎被一只手拖着进了自己的房间。
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丈夫静静地躺在床上。他没有睡，看见她进来，他说：“你回来了。”声音是那么亲热，他没有抱怨，这倒使她觉得惭愧。她走到床前，温柔地对他说：“你还不睡？”
“我等你回来，”他答道。
“你自己身体要紧啊，为什么还只想到我？”她感动地说。
“我白天睡得多，所以晚上睡不着，”他亲切地回答。“今晚上张太太又来过，她说我们这里大门口堆了很多行李，说是有一些从贵阳逃来的难民。张太太听人说连贵阳都保不住了。她劝我们早走。你看怎么样？”
“我好象没有看见什么。大门口冷清清的。情形不会坏到这样罢，”她心不在焉地说。
“我也是这样想，不会这样快。其实我们这种人无钱无势，也用不着逃难。就是遇到不幸，也不过轻如鸿毛。其实活着也不见得比死好。这样一想我的心倒也定了。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想跟你谈谈。”他小心地压低声音：“我跟妈常常谈不拢，我也不敢多跟她商量。你比她懂得多，更明白，所以我盼望你回来，我好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逃难吗？”她随口问道。
“是，就是逃难的事，”他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她，答道。“我看这回十分之八九有问题。我是逃不动的了。我也不怕什么。不过你应该早作准备。你不必陪我守在这里。你要是能把小宣带走，也给妈找个安身地方，那我就心安了。”他的声音略带颤抖，却没有一点感伤的调子。
“我不走，”她简短地说；他这番话是她没有料到的，他在这时候显得十分大量却使她感到良心的责备。她暗想：“他要我走，你居然也让我走！”她反而觉得心里不痛快。
“到那时候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要只顾想着我，我临时可以跟着我们公司走，”他着急地开导她。“我们男人的办法究竟多一点。你不是说行里有意思调你去兰州吗？刚才……”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想了半夭，我觉得你还是答应去的好。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不想去，”她仍旧简短地回答他；她坐在床沿上，他的诚恳的关心的表情，使她心里更不舒服，她掉开头去不看他。
“树生，”他颤声唤她，她不得不回过头来。“我这个意思不会错，我是平心静气地想过的——”
“是不是妈跟你讲过什么话？”她打断他的话头，突然问道。
“我没有讲过！我才不在背后讲人坏话！”母亲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道。
树生不做声，却气得用力咬嘴唇。他提高声音回答：“妈，并不是说你讲过树生的坏话，请你不要多心。”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母亲继续说，“她横竖是留不住的，让她早点走了也好。”
“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树生赌气地说，但是声音低，母亲并没有听清楚。
“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认真，就让她说两句罢，”他小声劝她。
“我这几年也受够了，你亲眼看见的，”她低声答道。
“那么你一个人先走罢。能带小宣就带小宣去；不能带，你自己先走。你不要太委屈了你自己，”他温和地、清清楚楚地说，声音低，故意不让他母亲听见。
“你真的是这样决定吗？”她冷冷地问道，她极力不泄露出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办法，”他恳切地、直率地回答，“对大家都好。”
“你是不是要赶我走？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先去？”她又发问。
“不，不，我没有这个心思，”他着急地分辩。“不过时局坏到这样，你应该先救你自己啊。既然你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我也有办法走，我们很快地就可以见面。你听我的话先走一步，我们慢慢会跟上来。”
“跟上来？万一你们走不了呢？”她仍旧不动感情地问。
他停了片刻，才低声回答她：“至少你是救出来了。”他终于吐出了真话。
她突然把脸埋在他的胸膛上，眼里浮出了泪水，心里难过得很。她想大哭一场，然后决定一条路，就不再踌躇。
“宣，你睡罢，为什么你总是不想到你自己啊？”她站起来，揉了揉眼睛，叹息地说。
“我是不要紧的，我是不要紧的，”他接连地说。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她自语似地说。她在房里来回走了几转。“我不走。要走大家一齐走！”她说，她决定了，虽然这个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第二天早晨她带给陈主任的答复就是这三个字：我不走。
陈主任立刻变了脸色。过了一会儿他才勉强做出笑容问一句：“你真的这样决定了？”
“我仔细地想过了，我决定留下来。”
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低声对她说：“我不是故意吓你，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行里昨晚得到贵阳分行的电报，说是在办结束了。你得打定主意啊。”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她冷淡地说。
“你多考虑一下。今天情形更不对了。你看在这里吃早点的人比往天少得多，而且都是慌慌张张的。大难近在目前，就是拖也只有几天好拖，”他说。
“你的飞机票拿到了吗？”她打岔地问，她不愿意再听他讲那些话。
“还没有，今天下午再去问，”他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要早点去啊，你不怕票子会给别人抢去吗？”她假意关心地问道。
“票子给别人抢去也好，我一个人走不走也没有关系，”他自语般地说，他故意用愁苦的眼光看了她一眼。这时茶房送来他要的一碗广东粥，他就埋下头去，用汤匙舀起粥来喝着。
她觉得无话可说，就端起杯子放在嘴边，呷着茶。她看了他两眼。她相信他不是在装腔作势，她相信他的痛苦和失望是真的。她开始同情他。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合理。她想：我就答应跟他去，会有怎样的结果？她的决心动摇了。
“你先去罢，说不定我将来会跟着来的，”她并不存心要说这样的话，现在只是为了安慰他，才顺口说了出来。
“将来？我看等不到将来了！”他着急地说。他睁大两眼望着她，好象在责备她：你怎么还不觉悟啊！他的话激起了她的反感。她赌气般地冷冷答道：
“那么你将来回来替我们收尸罢。”
“我给你说，我不去了！”他板起面孔说。
“你不去？这不是你自己想了好久的位置吗？”她惊讶地问道。“你连飞机票也弄好了。”
“我原先准备好你也去的，”他只回答一句。她立刻脸红起来。他的意思她完全了解。她不愿意听他说这样的话，可是她又有意无意地逼着他说出这类话来。这时她不敢再答话了。她的决心本来就并不怎样坚定，她害怕他会来搅乱它。他也不再说话。他默默地望着她。这注视，这沉默使她难堪。她觉得那一对火似的眼光在烧她的脸，她受不住。她低声说：“我们走罢。”她自己却坐着不动。他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过了一会儿，她再说：“要是行里一定要调我去，我也会去的。”她已经让步了，可是他并不曾感觉到，而且连她自己也不觉得。
他们从冠生园出来，他送她到银行门口，就走开了。她以为他去航空公司。他自己却不知道应该去什么地方，最后他决定到国际咖啡店去消磨时间。
她进了银行，看见那些办公桌，那些玻璃板，算盘，帐簿，那些人头，（这一切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她突然感到寂寞。她想跑出去唤他进来，但是她并不曾向大门走一步，她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他来做什么。她默默地走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会计主任已经到了，是一个五十光景的老先生，为人似乎古板。他带着奇怪的眼光接连看了她几眼，微微摇了一下头。
她坐在办公桌前，觉得心里很空虚。办公时间早到了，可是往日那种平静、愉快的气氛已经消失。同事们张皇地进进出出，交头接耳地谈话，也不遵守办公时刻。她忽然发觉两张桌子空了，办事人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忽然一个平日跟这个银行有着不小的往来的客人跑未报告：“贵阳已经失守了。”贵阳到此地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有些同事失声叫起来。“谣言！”她在心里说。
“那我们怎么办？”一个管储蓄户的男同事惶恐地问。
“你是本地人还怕什么？我决定不逃。逃也光，不逃也光，还不如不逃省事，”那个中年客人镇静地说，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我打算明天就把家眷送走，”另一个管汇兑的同事说。
“要是敌人真的来得这样快，那么逃都来不及啰！”管储蓄户的同事接嘴道。
“谣言！”她在心里驳斥道。
但是这样的谣言被人们反复不停地散布着，银行里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它占去了。经理和主任往各处打电话探询消息。他们得到的消息虽然互相冲突，不一定可信，但是其中却没有一件不是叫人担心的。谁都没有心肠办公。听见什么响声，大家就记起警报来。
她忍受不了这种气氛。她忽然想起家，想起丈夫和儿子。她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小宣，要他请假回家走一趟。她写好信把它交给工友拿去寄发，以后她觉得心里更烦，实在坐不住，就自动地提早下班，也没有人干涉她。
走在街上，她觉得一切都跟往日不同，她好象在梦中，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很模糊。“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家去？我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匆忙地奔走究竟为着什么？”她这样问她自己。“我决定了没有？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应该怎样办？”
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个答复。她已经到了家。
大门口站着一群人在谈论时局。挑夫们正抬着大皮箱从过道里走出来。有人在搬家，或者离开这个城市。她有点着急，连忙走上楼去。
三楼相当静。自己说没有办法的张太太一家人大清早就搬走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是房门还锁着。汪家的房门平日总是掩着的，今天却紧紧地关上了。她推不开门，便用手叩了几下。
自然是母亲来开门。她进屋后第一眼便发觉他不在房里，他的床空着。
“妈，他到哪儿去了？”她吃惊地问道。
“他上班去罗，”母亲平平淡淡地回答。
“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她不以为然地说。
“他自己要去，我有什么办法！”母亲板起脸答道。
她好象挨了一下闷棍，过了半晌，才自语似地吐出话来：“其实不应该让他去，他的病随时都会加重的。”她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家来，现在心完全冷了。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调都会使母亲感到不痛快。
母亲没有能留住儿子，正在为这件事情懊恼，现在听见媳妇的这种类似责备的话，动了气，心想：我就是做错了事，也没有由你来责备的道理！何况你从来就不关心他，只顾自己在外面交男朋友。你这个连家也不要、打算跟男朋友私奔的女人，还有脸对我讲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得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母亲挣红脸，伸出右手的两根手指头指着媳妇的鼻子说。
“我去会男朋友，我明白地给你说，你管得着吗？”媳妇也挣红脸大声回答。
“我管得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母亲骂道。
两个女人就这样地吵了起来。

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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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追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
他走进国际咖啡厅。顾客很少，桌子大半空着。树生坐在靠里一张圆桌旁。眼睛正朝着门口，她的擦了粉的脸上带着怒容。看见了他，她忽然站起来，但是马上又坐下了，她望着他，等候他走过来。
“我接到字条马上就来了，”他赔笑地说，在她对面坐下。“什么事？”
“我要跟你离婚！”她睁圆眼睛，噘起嘴，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她的表情他却看得十分清楚。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他不敢再问她。他默默地埋下头去。
“我受不了你母亲的气，我今天下了决心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这一个星期我全忍着，快闷死我了！”
他吐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他觉得事情并不十分严重，还是那个老问题。他可以向她解释，他甚至可以代母亲向她赔罪。她的怒气会慢慢地平静下来的。
“什么事呀？你得先跟我讲明白，”他鼓起勇气陪笑道。“我妈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脑筋旧，思想不清楚。有点噜嗦，不过人倒是顶好的。”
“什么事？还不是为了你！我提前下了班回家去看你，知道你走了，我觉得她不应该放你走，多说了几句话，她就吵起来了！……”她红着脸激动地说。
“这是我不好，妈本来不放我走，我一定要走，我怕假请多了，公司方面不满意。你也知道我们那里的周主任、吴科长都是刻薄成性的，我吃了他们的饭就没有自由了，”他不等她说完，便插嘴说。
“可是你在吐血生病啊，难道生病也不能请假吗？他又没有买了你的命！”她答道。
“公司不是慈善机关，哪里管得了这些，”他苦笑道。“听吴科长今天的口气，好象他嫌我身体不好，倒希望我辞职。”
“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她赌气地说。
他脸红了一下，他略略埋下头，喃喃说：“不过……”
“是，我知道，又是你母亲，她不愿意，”她气愤地说。“她看不起我！她恨我！”
“不，你误会了，她不恨你，这跟她不相干，”他连忙打岔道。
“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我不屑于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外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她愈往下说愈激动，也愈生气，一张脸挣得通红，两只眼睛里燃着怒火。
“树生，你稍微忍耐一下，”他惶恐地说，“等到抗战胜利了，她要到昆明——”
“等到抗战胜利！”她冷笑了一声，“你真是在做梦！日本人已经打到贵阳了，你还在等待胜利！”
“那么大家何苦还要吵呢？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他脸上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心里很难过。
“忍耐！忍耐！你总是说忍耐的话！我问你，你要我忍耐到几时？”她烦躁地问。
“只要环境好一点，大家就可以相安的，”他带着希望地答道。
“等环境好一点，这样的话我听你说了几年了。环境只有一天天坏下去。跟着你吃苦，我并不怕，是我自己要跟你结婚的。可是要我天天挨你母亲的骂，那不行！”她又生起气来，脸又挣红了。
“那么你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罢，她这两年也吃够苦了，”他脸色惨白地央求道。
“那是她活该，生出你这个宝贝儿子来！”她忽然变了脸色说，从手提包里掏出三张百元钞票丢在桌面上，也不再说什么，就站起来，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过了几分钟才跑出去追她。
他满眼都是人，他应该到哪里去找她呢？他掉头四望，他看不见她的背影。“她一定是去银行，”他想，他便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大步走着，全身发热，淌汗。
他走过大半条街，终于见到她的背影了。他兴奋地唤了一声；“树生！”她似乎没有听见。他鼓起勇气向前跑去。他离她愈来愈近了。他第二次大声唤她的名字。她停下来，回头看他。他连忙跑上去，抓住她的膀子。他睁大两只眼睛瞪着她，半晌才气咻咻地吐出一句话：
“树生，我都是为了你。”他的额上冒着汗。脸病态地发红，嘴无力地张着在喘气，脸上带着一种求宽恕的表情。
“你何苦来！”她怜悯地望着他说；“为什么不回家去躺躺？你病还没有好，怎么能办公啊？”
“我应该向你说真话，”他仍旧很激动地说，“我去办公，我不过想借支一点钱。”
“我原先就说过，你要用钱，我可以拿给你，用不着你去办公，”她打岔地说。
“我想买点东西……后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点礼物……至少也要买一个蛋糕才……”他断断续续地说，带着羞惭的表情，略略低下头去。
她显然吃了一惊。他的话是她没有料想到的。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你是这样的打算？”她感动地小声问。
他点点头，又添一句：“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钱。”
“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微笑道，带着柔情望他。
“我说了，你一定不让我做，”他答道，他的紧张的心松弛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我自己倒忘记了，我真该谢谢你，”她感激地含笑道。
“那么你不再生我的气了？”他也怀着感激地说。
“我本来就没有跟你生气，”她坦白地回答。
“那么你不离开我们？”他又问，声音还略带颤抖。
“我本来就没有离开你的意思，”她答道。她看见他的脸上现出安慰的表情，便柔声劝他：“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你母亲——”她突然住了嘴，改口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去休息罢。不要再去公司了。”
“我去一趟，我把东西收拾一下，就回去，”他说。妻点点头，两个人就在十字路口分别了。
他回到公司，已经是办公时间了。他的精神比较爽快，可是身体还是疲乏。他坐下来，立刻开始工作。他觉得很吃力，有点透不过气来。他打算回家休息，但是他想到“当天要”三个字，他连动也不敢动了。
校样一页一页地翻过了。他弄不清楚自己看的是什么文章。他的心在猛跳，他的脑子似乎变成了一块坚硬的东西。眼前起了一层雾，纸上的黑字模糊起来。他隐隐约约地看见周主任那对凶恶的眼睛（周主任刚刚从外面回来）。“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放松我？你不过比我有钱有势！”他愤慨地想道。
也不知道是怎样起来的，他忽然咳一声嗽，接着又咳了两声。他想吐痰，便走到屋角放痰盂的地方去。在十几分钟里面，他去了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地咳嗽一声，不，吴科长只是哼了一声。他便不敢去第三次。偏偏他又咳出痰来，他只好咽在肚里。他居然忍耐住把剩下的十多页校样看完了。
过了三四分钟，他觉得喉咙又在发痒，他想忍住不咳出声来，可是他心里发慌，最后，一声咳嗽爆发出来了。一口痰不由他管束地吐在校样上。是红色的，是鲜红的血，他仿佛闻到了腥气。他呆呆地望着它。他所有的自持、挣扎、忍耐的力量一下子全失去了。
“那么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了，”他痛苦地想道。忽然听见周主任一声轻咳，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眼睛，他吃了一惊，连忙俯下身子在字纸篓里抬起一片废纸把血痰揩去。刚揩好痰，他又发出接连的咳声。他走到痰盂前弯下身子吐了几口痰。嘴里干得厉害。他想喝一杯茶，却没有人理他。他按着胸膛在喘气。
周主任叫工友来请他到小房间去。
“密斯脱汪，你今天不要办公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罢，我看你身体太差……”周主任靠在活动椅背上，慢吞吞地含笑说。
他竭力装出平静的声音回答一句：“不要紧，我还可以支持。”然而他的身体却不想支持下去。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身子忽然摇晃起来。
“密斯脱汪，你身体不好，趁早休息罢。不然病倒了，医药费是一笔大数目啊，”周主任又说。
“回去就回去，不吃你这碗饭，难道就会饿死！”他气恼地想道，口里却用温和的调子说：“那么我就请半天假罢。”他连忙用手帕掩住嘴咳起来。
“半天恐怕不行罢……。也好，你先回家再说，”周主任带了点嘲笑的表情说，便把头朝面前那张漂亮的写字台埋下去。
他不想再说什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可是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那个人要求：“我想借支一个月薪水，请主任——”
周主任不等他说明理由，立刻截断了他的话，厌烦地挥手说：“支半个月罢，你去会计科拿钱。”
他没有第二句话说，只好忍羞到会计科去支了三千五百元。他想：这点点钱能够做什么用呢？他带着苦笑把钞票揣在怀里。
他把看完的校样交出去以后，便走下楼。没有人理他，却有些怜悯的眼光跟随他。“何苦啊，”周主任摇摇头低声说了这三个字。
他希望在楼下看见钟老，他盼望着听到一句安慰的话。他的心太冷了，需要一点温暖。但是楼下没有钟老的影子。
天还是灰色，好象随时都会下雨似的。走惯了的回家的路突然变得很长，而且崎岖难走。周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人们全有着那么旺盛的精力。他们跟他中间没有一点关联。他弯着腰，拖着脚步，缓慢地走向死亡。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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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某一天的夜晚，她坐在床沿上，守着她的儿子。电灯光还是半明半暗的，旁边一根板凳上放着满满一小饭碗的鸡汤，碗里有一根汤匙。
“宣，你吃两口罢，”她说。
他翻了翻白眼，微微动一动身子，手挥舞一下，也不去拿笔。他不回答。
“宣，你两天不吃东西了，忍着痛吃一点罢，”她哀求地大声说。
他慢慢地动一下头。他张开嘴，又伸起手，很费力地放到嘴边，抓住下嘴唇。然后他又松开手，把手指伸进口里去，象是要抓舌头。
“宣，你难过吗？你忍耐点罢，”她捏紧他的另一只手悲痛地说。
他点点头，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就放在喉咙上。他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母亲。
“你不要难过，你不会死的，”她安慰道。
他那五根手指不停地在喉咙上擦揉，动作仍然迟缓而且手指僵硬。他忽然把胸膛向上挺了一下。
“宣，你要什么？”母亲问。
他不回答。过了半天，他那五根好象僵硬了的手指忽然狂乱地抓他的喉咙。身子颤抖着，床板发出了响声。
“宣，你忍耐点，”母亲说。她放开了他的左手，站起来，又把他的右手从他的喉咙上拉开。但是过了两三分钟他的右手又放到那个地方去了。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五根手指都长着长指甲，它们在他的喉咙上划了几条血痕。
“宣，你忍耐点，这样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啊！”母亲悲痛地求他。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她的脸上。他的眼光说着话：我痛得厉害。他的身子在床上摇摆，颤抖。
“宣，你痛得厉害吗？”她又问。
他点点头。他把右手从喉咙上取了下来。手指头在空中乱抓，她不知道他要什么。
“宣，你要什么？”她问。
他的眼光慢慢地移到枕旁那支铅笔上。
“你有话要说，要笔吗？”她一面问，一面把铅笔拿起来递到他的手里。他似乎要抢过笔来，可是他的手指颤得厉害，他接过笔时，差一点把它落在被上。
母亲递了一本书给他。“你就写在书后面罢，”她说。
他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书，很费力地在书的封底上写了一个“痛”字。其实只有七分象字，笔划写够了，却安排得不匀整。
母亲看到这个字，眼泪又进出来了。“宣，你忍耐点罢。等到小宣把张伯情请来就好了。”她虽然在安慰他，可是说完话就背过脸低声哭起来。
他的神志清醒。他锐敏地感到痛，感到自己的衰弱。他知道他的身体组织的各部分逐渐在死亡，而且就要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这时候强烈地感觉到对于生命的依恋，对于死亡的恐惧。他也看见自己所带给母亲的痛苦。他看见母亲哭着走到窗前去。他能够做什么呢？哪怕就说一句话，留下几句遗言也好。“我做过了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受这惩罚？还有她，我母亲，我死了，她一个人怎样生活？拿什么生活？小宣又怎样活下去？他们又做过什么坏事呢？”他装满了一肚皮的怨气，他想叫，想号。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
街上有一对夫妇在吵架，女的在哭在叫，男的在打在骂，还有第三个人在劝解。另外有一个人唱着川戏从窗下走过。
“为什么他们都应该活，而我必须死去，并且这么痛苦地死去？”他又想。“我要活！”他无声地叫道。
母亲掉回脸来看他。她的眼睛红肿，脸色惨白，她好象随时都会病倒似的。
“她也太辛苦了。”他痛苦地想。他把头一动。忽然一阵剧痛袭来，喉咙和肺一齐痛，痛得他忍耐不住。他两只手乱抓。他张开嘴叫，没有声音。他拼命把嘴张大，还是叫不出声音来。他满头是汗，他觉得两只手被人捏住，母亲的声音在说着什么。……但是他痛得晕过去了。
他又被母亲的哭唤声惊醒。他躺在床上，满身冷汗，裤子给小便打湿了。他抓紧母亲的手，呆呆地望着那张亲爱的脸。痛苦稍微减轻了一些。他想对母亲笑。但是眼泪不由他控制地流了出来。
“你醒过来了，以后不要紧了，”母亲嘘了一口气，亲热地说，她的眼角和两颊都还有泪痕。
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小宣从外面走进屋子。他一进门就说：“婆，张伯情在打摆子，不能来。”
母亲楞了一下。完了！她的心上挨了一下石子。她问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大街上人多得很，明天庆祝胜利，到处都在准备，我走错路，到张家又耽搁了好一阵，”小宣答道。他又加一句解释：“今晚上很热闹，到处扎好了灯彩。”
“你肚子饿不饿？你身上还剩得有钱，你出去吃两碗面罢。我今天下午没有煮饭，上午有点剩饭我炒来吃了。你快去吃罢，”她又说。
“好，”小宣应道。
这一番对话他全听进去了。“他们在庆祝，”他想道；他愿意为他们笑一笑，可是痛苦阻止了他。“胜利会不会给他们带来解救呢？”他又想，第二个“他们”指的是母亲和小宣。可是痛苦又来阻止了他。他被痛苦占有了。痛苦赶走了别的思想。痛苦使他忘记了一切。他只记得忍受痛，或者逃避痛。一场绝望的战斗又在进行。他失败了。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作战。他无声地哀叫着：“让我死罢，我受不了这种痛苦。”
然而他的亲爱的人，他母亲和他儿子不能了解这种无声的语言。他们不会帮忙他解除这种痛苦。
痛苦继续着，而且不停地增加。
九月三日，胜利日，欢笑日，也没有给这个房间带来什么变化。在大街上人们带着笑脸欢迎胜利游行的行列。飞机在空中表演，并且散布庆祝的传单。然而在汪文宣的屋子里却只有痛苦和哭泣。
他这一天晕过去三次，而又醒了转来。他觉得已经到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的顶点了，他愿意“死”马上来带走他。可是他仍旧活着。母亲和小宣一直守在床前。他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们。他只求他们帮助他早一刻死亡。
他的生命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死去。他的脑子一直是清醒的，虽然不能多用思想。在这些最后的时刻里，他始终不肯把眼光从母亲和小宣的脸上掉开。后来他们的面影渐渐地模糊起来，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三个人的脸，那自然是树生的，他并没有忘记她。但是甚至这三个人的面颜也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痛到最后一刻。一口气吊着，他许久死不下去。母亲和小宣每人捏紧他的一只手，望着他咽气。
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正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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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山城里说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早晨下过一阵雨，下半天气候骤然转寒，冷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市空，赶走了摊头的顾客。电石灯的臭味随着风四处飘送，火光孤寂地打着寒颤。
一辆人力车经过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到了一所大楼的门前。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她夹着手提包走进弹簧门去。她用手电光照路，走过了黑洞似的过道，上了二楼，又走上三楼。
在一间屋子的门前她站住了。她兴奋地敲着房门。
没有应声。她看见房内有亮，门上没有锁，心里想屋子里不会没有人，也许他们睡着了，她便用力再敲两下。
“哪个？”屋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这个声音似乎是她熟习的，但是她又说不出是谁的声音来。
“我，”她顺口答应了一个字。
门开了，射出一道微光。她瞥见方桌上燃着一支蜡烛。开门的也是一个女人，脸背着光，她认不清楚是谁的脸孔。
“找哪个？”开门人惊讶地问。
“请问汪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叩门人更惊讶地问。
“这儿没有姓汪的，”开门人回答。
“以前不是汪家住在这儿吗？明明是这一间屋，家具也是，”叩门人说，她的惊奇更大了。
“啊，你是汪太太！请进来坐！今天停电，我没有看清楚，”开门人笑着说，她闪开身子，把叩门人让了进去。
“方太太，你们不是在二楼住吗？几时搬上来的？”叩门人想起开门人原来是住在二楼的方太太，毕竟遇到了一个熟人，她稍微心安一点。房间里的陈设没有多大的改变，就是四壁白了许多，看起来顺眼些。
“就是这个月月半，”方太大回答。“汪太太，啊，我不晓得现在要怎样叫你才好，你不是在兰州吗？几时回来的？”
“今天刚到的，方太太，我还是从前那样，”树生红了脸说。接着她声音发颤地问：“方太太，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说文宣他们。”
“你说汪先生吗？你还不晓得？”方太太惊问道。
“我的确不晓得。我两个月没有接到他们的信了，”树生不安地说。
“汪先生不在了，”方太太低声说。
“他不在了？什么时候？”树生身子一动，变了脸色，惊叫道。
“就在上个月庆祝胜利那一天，”方太太说。树生的身子猛然抖了一下。“老太太带小少爷走了。我们这间房子就是老太太让给我们的，家具也是她让的，我们出了一点钱。”
树生好象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她呆了半天才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她连忙伸手擦揉眼睛，一面把脸掉开。
“我也不晓得。我问过老太太，她说是先搬到一个亲戚家去住几天，又说要去昆明，又好象听她说在托什么人买船票，”方太太一边想，一边答道，她的声音平淡，好象她对自己的话并没有把握似的。
“去昆明也用不着买船票，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亲戚，”树生怀疑地说，“不晓得他们到哪儿去了？”
“老太太是这样说的，”方太太说；“不过我想他们到昆明去的成份居多。他们搬走以前，差不多把东西都卖光了，就在这个门口摆地摊卖了的。啊，汪太太，你坐了半天，我还没有倒茶，”她抱歉似地说，就站起来，走向一个茶几，那里放着热水瓶、茶壶和茶杯。
“方太太，你不要客气，我不渴，”树生连忙欠身阻止道。“我请问你，你知道我们文宣临死的情形吗？他现在葬在哪里？”
“汪太太，你不要难过，你歇歇，先吃杯茶罢，”方太太温和地说，端了一杯茶放在树生的面前。
“谢谢你，请你告诉我他临死的情形。我在兰州还以为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他每封信都说他身体不坏。请你告诉我，我不怕，你说真话罢。”
“其实我不晓得。我实在不晓得。汪先生生病的时候我只去看过老太太一次。我只晓得他声音哑了，睡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死了。我那次看见他睡在床上，说不出话，瘦得可怜——”方太太用了一种类似悒郁的声调说。
“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树生忘了一切地打岔道。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
“我不晓得。我听说汪先生临死身边并没有什么钱，尸首搁在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预备。也亏得老太太，她跑了两个整天，才弄到一点钱，买了棺材装好抬出去葬了。我不晓得汪先生葬在哪儿。我问过老太太，她也不说。老太太也真苦，这两个多月她瘦得多，头发全白了，”方太太一面说，一面用同情的眼光看她。
树生一边听，一边咬嘴唇。她的鼻头酸痛，悔恨的情感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还竭力控制自己。“那么隔壁邻总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罢？他不能够就这样失踪的。公司里一定有人知道，至少钟先生总晓得，”她象同谁争论般地说。她不知道钟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儿的人都不晓得。棺材是大清早抬出去的。没有人跟去送葬。老太太也没有通知我们。不过汪先生公司里总有人晓得，”方太太好心地说，她很愿意给这位客人帮忙，可是自己也知道没有办法。
“我明天到公司去打听明自，”树生失望地说。她埋下头用手帕指泪痕。她又问：“老太太他们哪天搬出去的？”
“我记得是十二。她头天搬走，我们第二天粉刷墙壁，第四天就搬进来。楼下那一间，我们先生拿来做会客、办公、讲生意用。啊，汪太太，还没有问你住在哪儿？”方太太关心地问。
“我暂时住在……朋友家里……我过几天就要回去，”树生迟疑地说。
“那么你还去不去找老太太他们？”方太太继续问道。
婴孩的哭声突然从小屋里传来。方太太不等客人回答马上站起来，着急地说：“我女儿醒了，你请坐一下罢。”她忙忙慌慌地走进小屋里面去了。
树生免去了回答一个难题的痛苦。她仍旧坐着，一个人伴着一支蜡烛。她忽然起了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这是她自己住过的屋子，自己用过的家具：方桌，书桌，小书架，碗橱，床……一切都是她熟习的，虽然破的修理好了，旧的弄干净了，墙壁刷得白白的。可是她坐在她坐了几年的凳子上，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生客。甚至在那一切熟习的东西上面她也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同样燃着一支蜡烛，可是现在却比从前亮了许多。不到一年的功夫，一切都改变了。他死了，母亲和孩子走了。他葬在哪里？他们去到哪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她还有什么办法知道？别人的孩子在她的屋子里哭。多么新奇的声音！现在那个年轻的母亲在小屋里抱着小孩走来走去，唱催眠曲。她从前也这样做过的。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为了小宣。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方太太还不出来，婴孩仍旧不时地哭叫，方太太有耐心地继续唱催眠曲，一面走一面拍拍孩子。那个女人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只顾着孩子，就忘记了客人，让她冷清清地坐在外屋里，被回忆包围、折磨。她忽然想起了楼梯口的一幕。他们在黑暗中握手。她含着眼泪扑到他的身上去吻他。“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到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她痛苦地想道。“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她今天下飞机的时候，还这样想过。她可以坦白地对他说这种话。然而现在太迟了。她不敢想象他临死的情形。太迟了，太迟了。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她想着，想着，她突然站起来，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她再受不了这个房间和这些家具，每件东西都在叙说他和她的故事，每件东西都在刺痛她。她甚至受不了那个年轻母亲的催眠歌。歌声使她想起她自己也曾经做过母亲，给她唤起她久已埋葬了的回忆。她应该走了。
“方太太，我走了，你不要出来，”她大声说，便拿起手提包朝房门外走。
方太太抱着婴孩赶出未，诚恳地叫道：
“汪太太，你再坐一会儿。还早嘛！”树生停了脚步回过头来。
“我走了，谢谢你，”树生说。
“慢走啊，”方太太柔声说，接着又加一句：“你还再来要罢。”
“谢谢你，我不来了，”树生摇摇头说。这次她不曾流泪，可是她觉得比流了泪还更痛苦。
“那么你等等，我拿蜡烛来送你，外面很黑，”方太太殷勤地说，她一只手抱婴孩，一只手拿起了烛台。
“方太太，你请留步。我有电筒，看得见，这个地方我住惯了的，”树生客气地说，就急急往门外廊上走去。
“汪太太！等等，等等啊！我送你到楼梯口，”方太太大声唤道。接着她又在抱怨：“真讨厌，现在还停电。胜利了两个多月，什么事都没有变好，有的反而更坏。”
树生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她回过头，朝着方太太打了一下手电，大声说：“方太太，请回去，我走罗！”她也不等回答，就急急走下楼去了。的确这是她走惯了的地方，走起来并不费力。
她刚走出大门，迎面一股寒风使她打了一个冷噤。“怎么才阳历十月底，夜里就这样冷！”她想道，她觉得身上那件秋大衣不够暖了。门前连一辆车子也看不见。她回头看了看大门和那盏闭着眼睛似的门灯，她轻轻叹了一口气。她不知道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好。她心里空虚得很。她只想找个地方关上门大哭一场。但是没有办法。她只好慢慢地在人行道上走着。
“小姐，我们是从桂林逃难来的，东西都丢光了……”突然从黑暗里闪出一个黑影，一下子就跑到她的身边，一只枯瘦的手伸到她的面前，使她大吃一惊。她仔细一看，说话的原来是一个老太婆。
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钞票递到那只黑手上。
“小姐，谢谢啊，”老太婆说，又把身子缩进黑暗里去了。
她摇了摇头，又继续往前面走。于是她看见了亮光。
“相因卖，相因卖，五百块钱……三百块钱……两百块钱……”
电石灯的臭味随着寒风扑上她的鼻端。从那些带笑的嘴唇里发出哀叫似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矮凳上，怀里抱个睡着的婴孩，正在用沉滞的目光望着面前一堆卖不出去的东西。
她又打一个冷噤。“夜真冷啊！”她想道：“人家也是母亲啊，”她又想。她在那个地摊前站了片刻，她用同情的眼光看那个女人和怀里的孩子。“我总得要找到小宣，”她在心里说。她又看看眼前的母亲和孩子，“他们也摆过这样的地摊，”她再想到，这个“他们”不用说是指老太太和小宣，她心里更加难受了。
“你哪天走？”旁边有人在讲话。
“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另一个人说。
“想办法罢，当黄鱼总行！”
“现在是官复员，不是老百姓复员。我有个亲戚买不到票当黄鱼，上了船给人抓下来了。白出了船钱。”
“你还好，走不了，在四川多住几个月也不愁没饭吃。我下个月再走不了，就要饿饭了。东西快卖尽吃光了。原先以为一胜利就可以回家。”
“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桅。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
她又打了一个冷噤。她好象突然落进了冰窖里似的，浑身发冷。她茫然回顾，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她好象在做梦。昨天这个时候她还在另一个城市的热闹酒楼上吃饭，听一个男人的奉承话。今天她却立在寒夜的地摊前，听这些陌生人的诉苦。她为着什么回来？现在又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那间屋子？……以后又该怎样？……她等待着明天。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就是到了明天，她至多也不过找到一个人的坟墓。可是她能够找回她的小宣吗？她能够改变眼前的一切吗？她应该怎样办呢？走遍天涯地角去作那明知无益的找寻吗？还是回到兰州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呢？
她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期。她应该在这两个星期内决定自己的事情。……至少她还有十二三天的功夫，而且事情又是不难决定的。为什么她必须站在地摊前忍受寒风的吹打呢？
“我会有时间来决定的，”她终于这样对自己说。她走开了。她走得慢，然而脚步相当稳。只是走在这条阴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不时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
1946年12月31日　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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