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有悠久的传统。但作为现代戏剧主要剧种的话剧，却发源于欧洲，20世纪初经日本传入中国。
    1907年春，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出了法国名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其后，上海组织“春阳社”再次上演《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的萌芽。辛亥革命后，春柳社社员欧阳予倩、陆镜若等陆续回国，于上海成立“新剧同志会”，大力开展新剧（即文明新戏）演出活动。从此，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新剧逐渐流行。袁世凯篡权后，新剧团体多被解散，新剧运动也走向衰落。但“五四”以后话剧运动的蓬勃发展，是与新剧的先驱作用分不开的，欧阳予倩也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话剧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在中国诞生并不断得到发展，演出活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近百年来，话剧在中国非但历久不衰，而且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在这过程中，中国现代话剧既有现实主义的潮流，也有浪漫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艺术流派；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不断有所开拓，而且越来越多样化，产生了郭沫若、田汉、曹禺、夏衍、老舍等杰出的剧作家。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始创阶段（1917～1927）
    五四运动前后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以对传统旧戏的批判和对西方话剧创作及理论的介绍，推动了现代话剧运动的开展。1917年3 月《新青年》杂志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首先发难。尔后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著名人物纷纷发表文章。《新青年》1918年6月出版了“易卜生专号”，同年10月又出版了“戏剧改良专号”。钱玄同攻击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主张“全数扫除，尽情推翻”，建立“西洋派的戏”。周作人、傅斯年也力主排斥旧戏。胡适更坚决赞成从西方引进戏剧。他推崇易卜生，发表于《新青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当时萌生期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予倩虽较持平，但也认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他指出话剧革新应从文学剧本入手。这场对旧戏的批判，尽管其中绝对否定旧戏的观点，不无偏颇，但它为话剧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使现代话剧在斗争中得以确立和生存。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大力宣传与引进西方戏剧创作和理论。《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曾先后译介了易卜生、萧伯纳、斯特林堡、罗曼?罗兰、契诃夫、王尔德等世界名家的剧作和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这些都对现代话剧的创作和话剧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与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思想相一致的精神特征。反对封建思想传统的束缚，反对以戏剧为游戏人生的工具，坚持戏剧创作与演出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使现代话剧在它的诞生期就表现出生气勃勃的积极趋向。1921年，陈大悲、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发起成立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月刊，与陈大悲提倡不受资本家的操纵和“座资”的支配的“爱美剧”的同时，这个刊物的同人在宣言中提出“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视戏剧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担负社会教育的任务。接着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汪仲贤、徐半梅、欧阳予倩、洪深等于1922年后陆续加入，他们同样主张“戏剧是艺术，不是浅薄的娱乐”，“我们要从戏剧里面认识人生”（欧阳予倩《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际》）。并重视写实主义的戏剧，积极开展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从业余跨向职业化奠定了基础。20年代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克服了前期的某些唯美主义色彩，在自己的剧作中大多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这个时期的剧作浸润着作者对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心，被称为“社会问题剧”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剧作是胡适于1919年 3月发表的《终身大事》（独幕剧），虽明显留有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痕迹，但它写的反对父母干涉青年婚姻的主题，是有现实感和针对性的。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以闹剧的形式写社会问题，但过分追求用离奇的故事情节刺激观众，反而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蒲伯英的《道义之交》揭穿社会现实的黑幕，立意与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相仿。汪仲贤的《好儿子》完全从现实生活中取材，描写了上海“经纪小百姓”家破人亡的悲剧，被称为“是那一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创作”（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两部作品，也由于尖锐批判了腐朽的封建道德、歌颂对于封建礼教和家庭的叛逆精神，鞭挞在资本主义“文明”熏陶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洪深的代表剧作《赵阎王》，把笔触伸进了封建军阀统治对于农民精神和性格的扭曲摧残的领域，在更深的层次上剖示了封建社会的罪恶。郑伯奇发表于1927年的《抗争》，由于较早“显露出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识”而为人们所注视。
    浪漫主义色彩剧作的产生为“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带来了多姿的色彩。田汉于1920年就在《三叶集》通信里介绍和讨论了欧洲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戏剧。郭沫若反抗精神的烈火由于翻译歌德《浮士德》一剧受到启示而开始在诗剧形式中迸发出来。1921年以后，田汉、郭沫若等富有诗意的词句美丽的戏剧，使浪漫主义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建立。田汉的出世作《咖啡店之一夜》，在浪漫主义的抒情中流露较重的感伤色彩。独幕剧《午饭之前》，较早描写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为中国话剧史作了新的开拓。他的《获虎之夜》，在一场哀婉美丽的悲剧中塑造了一个农村姑娘的美好形象。诗意葱茏的场景描写、人物对话和浓郁的传奇色彩使这部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量，奠定了田汉在中国剧坛的地位。郭沫若《女神》中《湘累》等诗剧已带有诗人自我表现的强烈个性色彩。此后他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和剧作家的才能主要朝历史剧的方向发展。他于1923年至1925年所作《卓文君》、《王昭君》、《聂茔》人物系列历史剧，通过对三个叛逆女性的故事与性格描绘，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攻击，开拓了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的独特天地。
    中国现代话剧的滥觞时期，在向西方戏剧广搜博采的同时，就注意了对不同艺术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洪深的《赵阎王》不仅有深刻的现实生活描绘，更有深入的心理描写。作者袭用奥尼尔《琼斯皇》的手法，进行长段的变态心理描写，过分地渲染了浓重的神秘色彩。田汉早期话剧明显地在浪漫主义的色调中掺杂着唯美主义的感伤成份。丁西林吸取西方话剧中轻快幽默的喜剧手法先后创作的《一只马蜂》和《压迫》，以结构巧妙和委婉的嘲讽见长，在初期话剧中开辟了独创的风格。熊佛西的《洋状元》、《蟋蟀》，过分追求剧作中生活趣味而冲淡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他的另一个现实主义多幕剧《一片爱国心》，寓象征的意义于写实的描写中，通过家庭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思潮。
    中国现代话剧的萌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连。十年之间，从理论倡导到舞台实践，从照搬外国到自行改编、创作；从描写知识分子到同情劳动人民；从一般地反映社会问题到有意识地涉及阶级对立，标志着中国话剧向成长期前进。特别是“五卅”以后，在革命形势激励下，戏剧创作逐渐出现反帝斗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艺术水平。这个时期的话剧作品，也自然存在着萌生阶段的技术幼稚和缺乏生活深度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