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1927～1937）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民主革命的深入和民族抗战的勃起，促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迅速发展。更密切地为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服务，是这一时期的戏剧运动的重要特征。在反动压迫日趋严酷的形势下，进步戏剧家们坚持了反帝反封建传统。1929年，在剧运中心地上海，话剧团体迅速发展，比较活跃的有南国社（田汉）、复旦剧社(洪深)、上海戏剧协社(应云卫)、辛酉剧社（朱穰丞）、摩登剧社(陈白尘)等影响较大的社团。为适应革命形势，满足广大群众对戏剧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夏衍、郑伯奇、钱杏□等人联合一批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于1929年10月成立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由夏衍等主办专门性戏剧杂志《艺术》、《沙仑》，出版《戏剧论文集》，发表了一批中国话剧史上最初的革命戏剧理论文章，促进了上海各剧团的向进步方向发展，对于中国革命戏剧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1930年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先后被查禁。左翼戏剧家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组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将主要力量转向移动演剧，面向工、农、学，开展大众化剧运。“九?一八”事变后，大众化剧运又推向新的高潮，在爱国宣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36年，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翼剧联”自动解散；不久，成立上海剧作者协会，从事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与此同时，革命戏剧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有蓬勃的发展。这个阶段戏剧创作队伍更加扩大，作品质量普遍提高。剧坛上除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丁西林等，又涌现出曹禺、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著名剧作家。他们一些优秀作品的产生标志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日臻成熟。
    许多作者以广泛的生活阅历和多样的艺术探索进行创作，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同前一阶段相比较，在主题的开掘和题材的扩大方面，都有大幅度的跃进。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影有了更具深度的多侧面的反映。曹禺1934年发表了震动剧坛的《雷雨》，翌年又创作了《日出》，通过家庭的悲剧或社会的悲剧，在更加宏观的角度上透视了旧中国上层社会的腐朽与罪恶，下层人民的痛苦与悲惨。曹禺这两个剧本和不久完成的《原野》，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向更深的社会题材开掘的努力，也标志中国话剧创作新阶段的到来。夏衍无论写历史剧《赛金花》、《自由魂》，还是写上海小市民生活命运的著名话剧《上海屋檐下》，都贯注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切。田汉的《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和《回春之曲》，力图探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青年男女精神世界的变化，洋溢着时代的战斗气氛。洪深以敏锐的笔触，创作了较早反映农村阶级对立和斗争的系列剧作《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为话剧题材的范围进行了新的开拓。此外如田汉的《名优之死》、欧阳予倩的《屏风后》、《车夫之家》、《买卖》和《同住的三家人》，则在各类人物命运的悲苦中揭露了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侧面。
    许多剧作家注意在自己的创作中塑造工人农民反抗者的形象，一些代表进步社会力量的新的人物开始进入话剧舞台。曹禺的《雷雨》中的鲁大海，《日出》幕后唱着劳动号子的工人，《原野》中的仇虎和《五奎桥》中的李全生等青年农民反抗者形象，给话剧舞台和观众带来了新的光亮。田汉的《回春之曲》中的华侨青年高雄汉，也是抗日救国熔炉造就的新人。革命的进步的话剧正把视野伸向社会更深的领域。他们在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人身上倾注着自己的热情和希望。
    这个时期的剧作家对多种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少剧作家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而不过分追求情节或故事的新奇。30年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在许多剧本中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展开和完成，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独具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许多作家逐渐探索把握了自己的戏剧风格。曹禺的深沉，田汉的热烈，夏衍的朴实，洪深的执著，都为话剧风格的多样化做出了有益的探求。